四千万饿殍——从大跃进到大饥饿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四月号，一些网站挂贴本篇拙文时删掉注释，引起一些“证据何在”的质疑，故在此特意带上注释。《二十一世纪》篇幅有限，不得不有所删削，发表后我亦略有增补，现为全稿。（作者注）
2005年初，本人得香港中大研究中心资助，首次访学香港，见港刊《开放》上说大饥饿（1959～61）死了3500万人，我的第一感甚具大陆代表性——吓了一大跳，认定乃港台反共势力诬栽，拎起电话质问作者金钟先生：“根据呢？”金先生告以据大陆官方人口统计，包括年度增长率，综合推断得之。放下电话，将信将疑。此后，开始留意这方面资料。很快，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孤陋寡闻，什么叫被关铁屋。访港之前，我像所有大陆人一样，因缺乏起码资讯，那场大饥饿只是一团星云般的“听说”。本文乃作者近年研究的浓缩综述，因多处引用丁抒先生《人祸》的资料与观点，特致鸣谢！
一、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耗粮仅370斤/年，1952年增至440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1]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
抗战初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定：红军时期不高举三民主义而高举苏维埃旗帜，乃是一大损失，承认苏维埃运动脱离中国实情。[2]获得全国政权后，左倾意识形态还是使中共驶向已被经验否定的苏维埃方向。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3]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4]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5]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被杀猪羊。”“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6] 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7]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8]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9]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10]
合作化挫伤生产积极性最大的是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11]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
薄一波提供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12]
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间：“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13]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恶果累累：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14]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8250万吨。[15]
二、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16]毛不顾合作化实际恶效，从马列原则出发，硬着头皮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1925年入党的沈志远，著名学者、学部委员，所译《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在延安就享有盛名，毛泽东曾当面称扬。沈志远因言成右，说的不过是党和政府管得太多太细了，妨碍了人们发挥自主积极性。[17]千里驹《自传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18]何满子：“‘小心火烛’是我们不约而同的心态。”[19]
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20]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如刘少奇本来是反冒进的，1958年9月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实验田，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21]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著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22]
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23]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24]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25]中共高层完全清楚下面的情况。
反右后，中共闹出的外行笑话可谓多矣。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为大炼钢铁拆函谷关城楼与浙江龙泉古寺，名曰“古为今用”；毛泽东为得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谭震林在西安干部大会上说：“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令后人大开眼界的还有：用大锅煮粪便制造高级肥料、往地里浇芝麻油、狗肉汤、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26]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在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27]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28]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财、无偿调拨财物、银行一律收回农村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29]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农村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30]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31]
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32]
在违悖基本人性的合作化与瞎折腾的大跃进夹击下，迎来大饥饿已是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30%，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33]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34]最讲究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中共，这会儿反过来强硬要求经济基础去适应自己的意识形态。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35]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同时，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四、 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36]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虽有毛的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37]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情况，见毛的前一晚，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又抽烟又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了南方，回京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262页）[38]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 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39]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40]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41]派民兵封锁村庄与交通要道，堵住外逃饥民，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公开承认50万）。[42]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43]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44]除了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45]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46]
五、 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47]“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48]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49]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据省委工作组事后统计竟达128种。[50]资中筠的安徽保姆，“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51]
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52]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急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开始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有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不仅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53]“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致使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55]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 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56]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57]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还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58]大量出口高征购得来的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发现危急时，中央因手中无粮而束手无策。此外，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59]1961年，连毛泽东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60]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增加的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几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当国人成百万饿死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其实，只要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们就可以全部得救。当时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他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国库里粮食有的是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拿外汇购买粮食，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较低，认为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61]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峻迫，一再拒绝批准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62]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
碍于政治形象的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自动”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自由在及时传递各地信息的同时，短时间内就可将灾情成为全球共同问题，大大提高了赈饥能力。但自己不肯说的“堵路锁息”，甚至视吃进口粮为蒙羞，真正可谓“自绝于人民”。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破门抢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63]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64]邓力群也说：“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65]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 [66]四川高县小镇，公开用大锅煮食小孩，围观者无人指责，更无人将其揪至公安局。[67]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家中柜子，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68]
——甘肃某农户，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外，等女孩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头骨。几天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得门外大声哀哭：“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山东临沂，常见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三万，“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开摆卖人肉。”[69]
——滇桂粤疆等地发生多起集体外逃。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对逃港者不予堵截，两年间至少十万人成功逃港或由港转逃它处。新疆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包括县委书记、县长也一起逃了。[70]中共官方记载，1954～80年逃往香港56，5万人，“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26年里“逃港”成为风气，广州人常去珠江练泳，目的就是“逃港”。很多粤人从小被教育“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71]
—— 北大右派青年教师饿极时生吃癞蛤蟆和青蛙，同屋犯人则吞吃一少年犯最心爱的蟋蟀，然后向少年跪磕谢罪。[72]1961年，徐铸成出席浦江饭店某次宴会，“我注意不时有些居士或释士们，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颐了。”[73]1960年，连中宣部“机关浮肿的人一天天多起来”。[74]陈毅夫妇都吃不上苹果。[75]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村里老头老太差不多都是这一时期饿死的。有的家庭商量，是让孩子饿死还是让大人饿死，商量结果是让小孩饿死，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吃，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76]
——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名犯人至少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蝴蝶，才勉强下床走动。[77]甘肃劳教农场犯人们喝光100公斤清漆。[78]还有人当众抢吃别人的点心，不管如何打骂，吃完为止。还有饿者因一下吃得太多而胀死，甚至医生也因饿极而明知故吃，撑破肚肠而死。[79]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80]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81]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82]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致中央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83]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84]接待外宾的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级人士，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上，服务员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一次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干：“注意点吃相！”[85]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86]
——曾任甘肃省高院院长的延安女干部李磊记述：“每天都有不断饿死人的事发生，有些家已成了绝门绝户，能吃的东西全填到肚子里了，连榆树皮也剥光了，甚至已出现吃死人、吃活人的事情。”[87]
——1976年，全国人均粮棉油产量仍低于1956年。对中共革命贡献甚大的湖北红安县，1975年共有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因为“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湖南浏阳县，革命胜利35年，“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湘西凤凰某苗区，1980年没有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88]1977年广东宝安农民劳动日值0．7～1．2元人民币（在内地相当高了），香港农民劳动日值60～70港币，差距至少50倍；1976～80年再掀逃港潮，珠三角各地约30～40万人逃港。[89]“天堂”居民竟坚决要求入“地狱”！
八、 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198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58年全国人口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0～1961年净减人口1350万。加上每年1200～1400万出生人口，死亡人数应在4000万左右。[90]据中共权威党史专著：“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再版前言）[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92]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纪实》：“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93]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500万。[94]此前中国2129年间，发生203次万人以上饿死记录，总和也才2991万。（再版前言）
一些省份具体数字如下：
四川一省按官方统计，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万。[95]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四川1958～61年净减人口622万，[96]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0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四川梁平县委书记给中央的匿名信中：“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97]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98]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99]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安徽总人口1960～61年净减439万。[100]该省无为县除了干部家庭，绝大多数妇女不再生育，三年中出生的孩子寥寥无几。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无为县志》载，1957年全县人口982979人，1960年底仅余662557人。[101]县看守所长胡大海：“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因为饥饿的原因。”[102]农业部司长郭书田：“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1／4左右。”凤阳县1958年人口约39万，近10万人饿死，其中一个公社三人死去二人。[103]
甘肃至少饿死130～200万，至少占全省人口1／10，最富饶的渭河平川百泉大队千余人饿死近1／3。湖南饿死接近200万。江苏溧水县饿死近1．4万、常熟1．1万、武进县两万人的东安乡饿死400余、高邮3．7万余（其中1．7万儿童）、宝应县4万、高淳有的村庄死得只剩下几个人。福建官方数据为30多万；广西起码50万[104]
青海人口稀少，“非正常死亡”即便以最下限16万计，也已是该省人口的1／10。地广人稀土沃粮丰的东北，黑龙江不下10万；沈阳6万（均为所辖新民、辽中县）；山东“非正常死亡”148万，“迁出”160万；河南固始县400余无人烟村庄，死绝户3424户，光山县死绝5647户，息县5133户。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1960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去1／4。[105]宁化是福建重点死人县，全县16万人口，饿死约2万人。[106]
补充资料：
据官方统计，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万。[107] 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四川1958～61年净减人口622万，[108]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0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四川梁平县委书记给中央匿名信中：“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109]
安徽：“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110]文革后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111]
江苏：溧水县近1．4万、常熟1．1万、武进县两万人的东安乡饿死400余、高邮3．7万余（其中1．7万儿童）、宝应县4万、高淳有的村庄只剩下几个人。
山东：148万，迁出160万；
河南：固始县400余无人烟村庄，死绝户3424户；光山县死绝5647户，息县5133户。
贵州：金沙县1960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去1／4。[112]
福建：官方数据为30多万。[113] 宁化是该省重点死人县，全县16万人口，饿死约2万人。[114]
广西起码50万。[115]
八、 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意义取决于价值，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最终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1958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之所以使周恩来、陈云等党内务实派闭口，除了毛权威，更重要的还是对共产设计的价值认同。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116]毛认定“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只是各级干部。[117]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18]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119]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 [120]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21]可见，毛求功之心甚切。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中共革命的伟大价值，暴力革命预付的惨烈代价必须由革命后的经济效益来体现。否则，何以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好”？聚集中共政治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122]
没有共产学说，没有这面引向天堂的旗帜，没有这一不可驳斥的价值前提，亿万国人会被乖乖领进地狱么？共产学说才是比毛泽东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这个“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的既有经验，以浪漫空想代替现实经验。对这个“主义”的每一寸忠诚与坚定，都成为警省反思最强大的阻力。因此，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如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发言中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123]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论调，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然予以谴责的。邓力群说李先念从信阳调查回来，看到村妇没有一人不穿白鞋，反映到毛泽东处，“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1960年春中央发文，要在那些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24]居然如此推罪于人，就算阶级敌人破坏，你难道不应首先解决子民的生存问题？光靠搞政治搞阶级斗争，能搞出粮食么？
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125]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26]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127]
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128]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这些工程一一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他真的是“好心办坏事”，以为敢叫日月换新天，乃是为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地狱。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经支付了这样的“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就实在不可原谅了。毛泽东此时的选择明显违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从毛决策的几大动作来看，无论出兵朝鲜、大跃进，还是庐山会议、发动文革，大饥饿时他那几滴泪水并不能掩盖这些重大抉择背后的真正倾向。正如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29]
在中共鼎力军援下夺权的柬共也视富为仇。1975年4月，四天内将200万人赶出金边，将所有富人变成穷人，变城市居民为农民，废除货币与商店，消灭宗教，视家具、冰箱、电视、汽车、书籍为必须砸烧的“革命对象”，废除家庭，不许自由恋爱，指定配对，爱情是资产阶级之物，婚配要为革命服务。认为这样就可将全民培养为“无产阶级”，无私而向公。柬埔寨人民在地狱中熬度了3年8个月20天，为红色高棉的“革命理想”交了200多万性命的“学费”。1975年毛泽东接见中学老师出身的波尔布特（1925～1998）：“我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你们却在实践了。”1978年邓颖超访柬：“中国人民要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向红色高棉学习。”[130]
从根本原因上分析，左倾思潮之所以深袭中俄朝越古柬等国，还是文化落后所致。共产学说产生于西欧，欧美国家则一开始就抵制住了，用常识与理性抗御国门之外，避免了我们痛苦万分的“实践而后知”。爱因斯坦就预言：“计划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很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131]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贫苦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国家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革命能够改变一切”的支票无法兑现。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称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132]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官家至今仍曲意护毛，不让公开批评，共产学说也不让质疑，还在维护摇摇欲坠的“伟光正“，党仍然高于国，并将这些沉淀为集体默认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杀一个人比杀100万个人要有可能受到审判。”[133]
2007年11～12月于沪
注释：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91），页257。
[2]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环球实业公司，2005），页110。
[3] 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杜导正、廖盖隆编《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47。
[4] 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夏季号，页114。
[5]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杜导正、廖盖隆编：《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47～48。
[6]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35、40。
[7]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507。
[8] 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13。
[9] 转引自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10。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下卷，页931。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91），上卷，页362。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下卷，第884页。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下卷，页569。
[14]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7月修订本，页317。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91），上卷，页487～488。
[16]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页331页、页336。
[17] 载《解放日报》（上海）1957年5月17日。
[18] 千里驹：〈千家驹笔下的反右内幕〉，载《开放》（香港）2007年6月号，页41。
[19]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93。
[20]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40。
[21] 〈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22] 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杜导正、廖盖隆《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页48。
[23]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135。
[24]沈河：〈发生在1960年的‘白日点灯案’〉，载《蓝盾》2006年第11期。《报刊文摘》2006年11月8日摘转，第4版。
[25]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68。
[26]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58、65～66、74、94、125。
[27]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4。
[2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83。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下卷，页760。
[30]1962年6月22日，李井泉在四川省人大的讲话。重庆大学红卫兵“八·一五战斗团”编印《打倒李井泉》（1967），页18。引自丁抒：《人祸》（香港，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1997），页143。
[31]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134～136，289。
[32]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上卷，页609。
[33] 张振国：“当年吃饭不要钱”，载《档案春秋》（上海）2007年第3期，页26。
[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下卷，页925。
[3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05。
[36]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170。
[37]陈云谈话记录，1988年5月21日。金冲及、陈群：《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下册，页1292。
[38] 《人民日报》1986年1月18日。
[39]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60、262、172。
[40]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8。
[41] 《当代中国的河南》（上），页137—138。
[42] 河洛：〈漫说中原〉，载《民主中国》（美洲）1993年7月号，页22。
[43]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4。
[44]吴象：〈要吃米找万里：一首民谣的全国流行〉。参见杜导正、廖盖隆主编《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68。
[45]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91。
[46]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26。
[47] 《当代中国农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页161～162。
[4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85。
[49]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上卷，页611～612。
[50]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52，226。
[51]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载《书屋》（长沙）2008年第1期，第12页。
[52]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27。
[53]
[54]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60。
[55] 旷晨、潘良编著：《我们的1960年代》（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页12。
[56]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82。
[57]吴聪灵：〈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8期，《文摘报》2007年9月2日摘转，第8版“人间万象”。
[5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86。
[59]杨丽琼：“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原载《新民晚报》2006年7月29日。《文摘报》2006年8月13日摘转，第8版“人间万象”。
[6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23。
[61]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87。
[62]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315。
[63] 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参见杜导正、廖盖隆《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62。
[64]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2。
[65]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28。
[66] 《中共党史资料》第39集，第85页。
[67]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58。
[68]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6。
[69]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7、253、263。
[70]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93。
[71] 东山涛：〈“文革”前后粤港偷渡风潮〉，载《检察风云》（上海），2007年第12期，页66。
[72] 乐黛云：《绝色霜枫》（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页36。
[73]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304。
[74]黎之：〈周扬与“文艺十条”、“文艺八条”〉，参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页279、页286。
[75] 旷晨、潘良编著：《我们的1960年代》（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页27。
[76]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环球实业公司，2005），页177。
[77] 戴煌：〈我的“右派”生涯及相关刍议〉，载《领导者》（香港）2007年6月号，页109。
[78]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页227。
[79]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19～120。
[80]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13～114。
[82] 从维熙：《走向混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页132。
[83]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1期。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42，注释五。
[84]张文奇：〈有关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和后勤工作〉，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0、324。
[85]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载《书屋》（长沙）2008年第1期，第10页。
[86]邹荻帆：〈5·16部队〉，参见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页45。
[87]李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北京）1999年8月第1版，第465页。
[88]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100～102。
[89] 东山涛：〈“文革”前后粤港偷渡风潮〉，载《检察风云》（上海），2007年第12期，页68、66。
[90] 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42，注释三。
[91]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39。
[92]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原载《看天下》2005年10月22日，《文摘报》2005年11月13～16日摘转，第6版。
[93]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1998），上卷，页608。
[94]梁文：〈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来龙去脉〉，参见杜导正、廖盖隆《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285。
[95] 王柄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176～177。
[96] 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42，注释三。
[97] 明朗：〈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载《炎黄春秋》（北京）2007年第2期，页15。
[98]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上卷，页608。
[99]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载《炎黄春秋》（北京）2005年第5期，页1。万里原文载《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
[10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42，注释四。
[101]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4。
[102]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6。
[103]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页19。引自吴思：〈陈永贵：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参见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160。
[104]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6、248、260～263。
[105]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9、264、254、251。
[106]张维兹：〈七千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真话〉，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38。
[107] 王柄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176～177。
[108] 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42，注释三。
[109] 明朗：〈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载《炎黄春秋》（北京）2007年第2期，页15。
[110]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上卷，页608。
[111]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载《炎黄春秋》（北京）2005年第5期，页1。万里原文载《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
[112]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9、264、254、251。
[113]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8。
[114]张维兹：〈七千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真话〉，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38。
[115]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246、248、260～263。
[116]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页41。
[1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上卷，页372～373。
[118]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文摘报》2006年9月17日摘转，第6版“学林漫步”。
[119]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参见杜导正、廖盖隆《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页56。
[120] 任继愈先生语。央视4套“大家”栏目采访任继愈，2007年2月25日0：30分播出。
[121] 转引自《文汇报》2001年10月2日。
[122]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10页。
[123]周恩来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7日。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13。
[124]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6月版，第329页。
[125] 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下卷，第701～702页。
[126]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4月第1版，第352页。
[127] 黄宗英口述、胡晓秋整理：“夹缝中的赵丹、黄宗英夫妇”，载《档案春秋》2006年第4期，第33页。
[128] 《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999页。
[129] 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载《开放》（香港）2006年4月号，第47页。
[130] 刘文忠：《新海国图志》，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澳门）2007年11月第1版，第30～46页。
[131]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70页。
[132] 转引自王正泉：〈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载《百年潮》（北京）2006年第11期，第62页。
[133] 转引自刘文忠：《新海国图志》，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澳门）2007年11月第1版，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