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胡万林有行医证

胡也就不可能如此使用芒硝等大剂泻下药了。
现当代中国，对中西药物的管制即有宽松的1面，还有严禁的1面，而这是政治。
比如，当局对中草药方剂的单味药药量的确定与标注，都是相当保守的，中国的法定药典及法定教科书（全国统编，政府组织人力，再以政府名义推出出版）给出药量，即常规量，都是小剂量。
比如，3克=1钱，常规中草药物标注的用量多仅3-6克。如此，1）可以极大地保护政府自己，2）可能极大地保护消费者用药安全，但是，作为自然草本木本的药物，其临床学的意义可能因此大打折扣。当然，这都不得以为之，世界上暂时没有完美的医学政治经济学——关于此，我有提出过新说，并无几人读懂，而人微言轻，不过是1个普通的医者，不过表达了1份医者的好奇之心而已，也算胡思乱想也，无所谓而已。
所以，按上述，中国的中医师用中草药方剂诉诸于临床学实务，他们必高度遵循国家法定剂量单位的常规量，或安全量，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因为，当你是个执业医师，1但超乎寻常地用药，则必有违常规，如果发生意外，或毒性，或负面影响，则医师难逃责任与遭遇报怨。。。中医更是如此。
虽然，中医源于中国，但是，近现代以来，中医1直遭受打压，其原因多面，所以，中医师在中国也是弱势的。。。因此，中医师用药更多保守，而很多草药多是药性温和的，但也可能存在毒负作用，但是，很多药物，其毒性就是药效，很多药物，必须大剂量方可显示完美药效。。。则由上述原因就难以展示，而中医师用药极度保守，也是双刃剑，反过来又加重中医学术进展迟滞，因为，作为1种医学实务，其最终极的价值还在于它的临床学价值，而药效，尤其是经方之效，其药物与方剂的原始态，药量比，与原始药物，与较大药量。。。对药效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因为上述原因，则经方或被废弃或被消降。。。从单纯的学术角度讲，是可惜的。须知，经方是人命铺垫出来的，存世也不多，而且被诉诸于临床学反复实证已历1800来年，漫长的时空与密集的实证，对某自然草木药物，或某可食之物的安全有效提供终极的结论。这1点，被很多中西医人合理合情地给忽略不计了。
然而，任何新与旧，中与西的药物，其效用都是正负两面的，是药物，也都是毒物，问题是，人们如何认知毒物？这与固有观念的有关，更与医学政治有关，还与医学经济有关——人们在讨论中西医学所有主题的时候，争论，论争，辩论，讨论，探索，好奇。。。皆无妨，但是，大师们1定要说实话，说真话，自己也要清醒地知道我上述所说的这回事。
不然，关于医学的讨论，就是缘木求鱼，口水横飞，用意气用事遮盖学术之真。这是科学与学人们的悲哀，更非苍生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