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初臨有幾夜

                 香江初臨有幾夜


 “咩冧靶
?! 你哋隻船咩冧靶?!…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早上;香港水域。经过二十三天的行驶,其中包括几次香港(或可能是澳门)机动渔船拖行,我们乘搭的帆船抵达长洲。粗略估计,船上五十多人中,河内、海防和广宁人各约占三分之一,另加一位来自老街省的大叔。船是昨天晚上在长洲码头对开水面的一个小港湾抛锚的,半夜三更,码头空荡无人,两位“船大工”(掌舵)建议大家暂且休息,次日再想办法。今早,天刚亮,就听见舱外边传来急速的吆喝声。

 走出舱外一看,只见一艘舷边标有“香港水警”的小型快艇正盘绕在我们的帆船周围,甲板上一位警官模样的人手上摇动着电喇叭,眼珠碌碌地扫视着船上的人群,反复呼喝:“喂,乜嘢冧靶?你哋隻船咩冧靶?!... …

 没有人听懂警官说的是什么。“冧靶”听起来跟“立板”有点相似,于是有人猜,警官是要人将一块板立起来让他看。但船上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可以立起来的板块。又有人自作聪明,说警官已同意为大家“lập biên bản” (越语“登记”的意思;读音可混粤语“冧靶”)。大家正为香港警察也能讲越语而惊魂未定时,发现这只是空欢喜一场。几番折腾之后,才知原来警官要记下我们这条船的编号,而非要为大家办理上岸入境手续 (Number香港粤语读音为冧靶’)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艘粗大的船只从远处朝着我们这条帆船徐徐驶来。从外表来看,这是一条海上驳运船,但船上的人员更多,有点像电影里经常看见的海军陆战队。只见这些水警人员说时迟,那时快,不到半个小时便将我们这条帆船牢牢地勾在他们的驳船后边,然后开动马力,朝香港方向驶去。虽然现在说是“朝香港方向”驶去,其实当时并没有人说明要把我们拖到什么地方,然后又将发生什么事;我们的“船大工”也不敢多问。只见水警们个个脸似死灰,毫无表情,仿佛拖着的是被人抛弃的一堆废物。而我们这几十个人傻呆呆的任其摆布,有的蹲甲板,有的挨桅樯,目光黯然,人人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

 帆船被驳轮拖着在平静的海面上无声地行进,沿途两旁忽而岛礁起落,忽而山峦连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各种色样的船艇间或迎面而来,接着又匆匆而过,片刻间又消失在身后的海平线上。虽然眼前风景不乏新奇,但因去向未明,没人有太多的心思去观光赏景。香港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晚谁来给我们吃的?明天又将是怎么样的命运?... ... 这些问题统统未有明确答案。如果说当时还有一点什么令大家稍感安慰的,那就是在险境面前人性中那种听天由命的精神依赖:有人来接总比没有人理睬好得多。

 大约过了兩个多小时,我们的帆船被拖进一个宽阔的港湾。靠近港湾前,从远处看去,只见距岸约六、七百米处的海面上,飘着几个大浮标,浮标旁边是好几条外形与我们的帆船相似的船只。待两边靠拢后我们才发现,这些船上都是些熟识的面孔。原来他们是同一水路的逃难者几天前就被拖到这里来集中等候。看见我们到来,这些“难兄难弟”们并未流露半点惊喜或意外。从他们的脸部表情看得出,眼前形势并不乐观。

 驳船解开拖缆,将我们的船和早来的那几条船系在一起,然后扬长而去。我们就这样加入了漂泊在海面的船队中。听难胞们讲,他们被扔在这里后,每天就是等待,什么消息也没有;既不能离开,也不准上岸。旁边一艘警艇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盯着他们的行踪;每天两顿盒饭由水警快艇送来。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完全无人知情。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们的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但同时,由于终于能够安全地“到”了香港,沿途没有人葬身鱼腹,大多数人还是暗中感觉得到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此时,从帆船上放眼远眺,右前边约四、五千米的岸上,山巅下边是一栋栋雄伟的大厦;对开的海面上,几艘远洋巨轮在阳光下英姿挺拔。身后,大型民航客机一架接着一架从低空掠过。整个空间展现的是一幅传统山水与现代科技相容交织的图画,壮观而秀丽。后来上岸以后我们才得知,这里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香港招牌景区,也就是人们常喻的“香江”。

 午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岸上灯火陆续点燃,各种灯饰在港湾水面折射出灿烂的光彩。远处的岛礁上、山腰间荧光闪烁,尤其神秘迷人。闻名全球的香江夜景尽收眼帘。晚上十一点左右,水警快艇送来晚饭,这时大家才想起几乎整天滴水未进,几木盆白米饭片刻间一扫而光。饭后,大家又聚在甲板上,心情仍然十分复杂,正所谓眼前良辰近咫尺,壮士断臂落天涯。深夜,风浪越来越大,船身颠簸摇摆,别说在船上行走,即使要站也未必站得稳。这一晚,也许除了“船大工”家那几个小孩子外,船上没有人能够安然入眠。

 在海面飘荡了两天后,先前到达的那几条船忽然被水警拖走;但像平时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乐观的估计他们将正式获准上岸,悲观的推测他们被遣返原地。水警没说什么,船上的人也无法与外界联系。四周是蓝深深的大海;香港是个陌生生的地方。

 怀着焦虑的心情在海上又飘了几天几夜,七九年元旦后不久,我们这拨人也终于获准上岸。一起上岸的还有其他几条随后到来的船民同胞。一艘平板宽口的运输船将我们接到一个好像已被废弃的码头,临时安置在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从外形来看,空屋像是码头的一个大货仓;因墙壁和顶棚都是黑色,后来每当提到这个地方时,同胞们都管它叫“黑仓”(原名是广东道码头)。那天晚上在“黑仓”吃的盒饭,伙食比先前在船上吃的好了些,有鸡翼、猪肉、蔬菜什么的。吃饭时不知谁忽然想了起来说,今天正好是大年三十,大家吃的正是年夜饭呢。

 在“黑仓”草草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次日一早,也就是羊年的大年初一,几辆红色的双层巴士陆续将我们接走,关进启德机场旁的临时羁留所。两个月后我们才被送往深水埗难民营(“自由营”),然后各自去找杂活给老板打工。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初到香港水域的那几个日夜,尤其是那些煎熬般的忧虑以及暗涌似的惊喜,仍像刚刚发生在昨天那样清晰、真切。如今,转眼间又到了农历年的除夕夜,追昔抚今,特草此短文存个文字记录,目的也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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