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还没有消亡以前，国家依然必须履行对外国防、军事扩张、抵御侵略等各种国际政治的职责，而且，不论国内的政治体制如何，必须优先保证国家的军事力量，以抗衡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威胁。所以，国家的军费开支必须适应国际安全的需要。
在保证了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属于国家的对外外事活动。所以，需要存在国家的对外政府部门。
同样，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全环境，对内的公检法系统、各级政府和组织都是需要的。这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必须的。在加上公共环境的建设和维护，这一切的公共事务都是以税收来实现的。
在现有的状态下，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形成了国家的税收。而剩余的部分，构成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从个人的产出和收入来看，国家的税收是一个硬性的指标。除去摊派到个人的总税收之外，是否有额外的流失？比如贿赂，比如捐款，比如给亲朋好友们钱物，比如照顾子女和老人的费用。除去这些额外的支出以后，是否还要存留个人养老、住房。按照一个社会平均的劳动力的一生总收入，是否能够完成个人的需要，比如个人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或者这种需求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和劳动收入，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这个时代的最高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需要多少金钱来支撑？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生存消费是什么？一个人从社会最底层开始，需要什么样的额外付出，才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品？比如，需要加班加点、需要更高的教育投资、需要更高的专业培训、选择收入更高、风险更高、竞争更激烈的行业、需要更多的天赋。。。，等等。
人的一生，比获得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满足价值观。那么，一个社会是否是单元的价值观，还是多重的价值观？多重的价值观念的含义是：庶民的价值观、王侯贵族的价值观、不共有的价值观，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多重价值观。一元价值观，比如政教合一的国家所独推的宗教价值观。
国家的价值观体系，也就是设立一元价值观，还是多重价值观，最终目的是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的稳定。采用何种价值观体系，也分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比如今天的中国，是出于价值观动荡和变化的时期，是一个缺乏一元主导价值观的时期，并且是在以利益基层和权贵阶层为范畴的，多重价值观时期。是以丛林规则为主体的多种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时期。
国家价值观的建立，将减少社会管理的摩擦力。而价值观混乱时期，社会的管理成本将大大增加，以解决由于价值观的摩擦和冲突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价值观的建立是国家的文化的沉淀，而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今天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全面学习西方，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在管理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则依然深深陷在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传统中。这是对30年前的那个红色中国30年，全面学习西方共产主义的反动。或者说，中国更加喜欢西方的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无论国际上哪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和独裁。
共产党本身的教义和社会实践，注定成为无法容纳其他党派的独党和集权政府，而无法成为权力相对分散和制约的多党社会和政府。中国几千年来的王侯、贵族、分封制度，把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在极端少数的统治阶级的手里，并且由于世袭制度，而形成了穷富的财富的巨大差距、人数比例上的巨大差距、由贫到富的巨大鸿沟，比如，穷人要想变富，只有中举，这几乎完全阻断了穷人通过个人的勤奋和努力，获得殷富的成功之路。比较之下，广泛流行于美国70-80年代的美国梦这一词，属于美国在构建贫民到富有的桥梁。
之所以，这种财富高度集中的世袭制度能够长期在中国得以存在，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绝对贫困和人口的绝对过剩和密集。在一个从平均社会财富无法供养一个中国人的最低的生存需要。这种最低的生存需要包括：最低热量的维持生命的食物，维持生存的衣服，和最低生存空间的住房和住房基本条件。
中国历史上这种绝对贫困几乎伴随着整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而且越到近代，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越发严重。
这中绝对的贫困导致了最高集中的财富，尚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的需求。这就是说，一方面社会贫民的价值观指导贫民最大限度的忍受贫困，而另一方面，在富人和官员阶层，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是他们的财富所无法支撑的。
只有财富的拥有者、富贾、贵族、王侯等，他们的财富高于他们的需求，他们才会停止敛集用于个人消费的财富。任何一个人，其个人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决定了他对财富的需求量。
那么最好的社会，当然是以最高的劳动、最低的收入作为价值观才符合整个社会的需要的。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以最大的产出和奉献，加上最小的个人收入，加上最低的个人消费和与此个人相关的社会价值观消费，那么国家就能够敛积最大的财富，用于国防和公共事务。这剩余的部分，自然返回到国家的主体，人民的身上。
所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是与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国防、与国家价值观的制定者的个人需要紧密相关的。
试想，一个国家的皇帝，敛集了国家的最大的财富，尚且无法满足他的消费需要，比如，皇帝喜欢顿顿吃满汉全席但是吃不起、比如皇帝喜欢有私家花园，但是圆明园和颐和园都不够。这就是国家财富无法满足价值观的制定者的个人需要的典型的例子。
中国由于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生产和积累是非常缓慢的，几乎无法满足整个国家管理阶层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国家的3个绝大和绝小的出现。而几千年了，中国的达官贵人们其实所需要的仅仅是个殷富的生活：有几个女人、一群孩子、几个奴仆、衣食无忧、吟诗作画、风花雪夜。而这个生活标准本来并不高，几乎是社会最低层的贫民的梦想。
造成中国绝对贫困的原因，是人均自然财富极端低下。包括人口众多、可耕作土地少，贫瘠土地多，等等。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的迅速膨胀？关于中国人口膨胀问题，我曾经另文专门论述过，从宗族与国家政府的对立、宗族间的生存竞争、从养老的成本的入不敷出、从劳动力的开荒成本等等。总之，中国贫民的价值观念决定的。
应该说，这同样是国家价值体系的制定者的责任和过失，如果不适时地、与时俱进地修正价值观念，而任其千年不变，则是把中国和国民当成万古不竭的矿床了。
由此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初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内外交困中，中国困兽犹斗的窘境。那段历史各位也许比我更清楚，记录了一个民族在灭亡的危机中寻求出路的过程。新中国的头30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结束了30年。在过去的这30年里，国家在适时地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了吗？还是在破坏价值观，使得社会整体更加混乱？
从国家的管理体制上，完全回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旧路，而且国家的管理阶层的价值观导致对财富的贪婪的掠夺，并且无法满足，这些与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这种相似的历史，和历史的相似将导致同样的历史的结果，那就是下一轮的国家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