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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成“人”字在天上飞过的大雁群中只有头雁要关心何时起飞、飞得多高、飞得多快、飞到哪里。别的大雁只要紧跟就可以了，不用费神动脑子。如果说大雁的日子也算得上生活的话，那么雁群中过着自己的生活的只有头雁一个。跟在后面的都是在过着他人的生活。要是有一只没有跟上，掉了队，成了孤独的平沙落雁，它在那个“人”字在天际消失之后该是如何惶恐、绝望。它不知道是该留还是该走、该飞多高、飞多快，更不知道该飞去哪里。人在过惯了紧跟他人的生活之后开始过自己的生活时就是这种感觉。我不是被甩掉而被迫作孤雁的，是主动选择作孤雁的，所以刚开始还很兴奋，但是蜜月期过去之后也还是成了被甩掉的孤雁。
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应该都对“紧跟”这词不陌生。我们都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形势。现在时代不同了，该不用跟谁跟得那么紧了。但是我不相信一个社会的惯性能那么轻而易举地改变。最近看到一位还在读的明星校友对母校的颇不以为然的评价，就发现母校到现在还是一副标准的笼屉方式，尽管在这二十多年间母校在外表上发生的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
紧跟还算是个好听的说法，好像走路的人还有自己的脑子，是自己决定紧跟着什么人或东西走的。其实，紧跟就是自己的脖子上架了别人的脑子，所以根本就没有那个选择与决定的过程。我们都是从小就已经习惯这样了。人在幼年时是一张白纸，所以当然要像小鸭子紧跟着鸭妈妈一样紧跟父母。父母也顺水推舟，把听话的孩子宣布为好孩子，把有点另类的狠狠扭过来。到了青春期，可算懂得要树立独立人格了，就刻意与父母保持距离。青春期的孩子看起来好像是做了决绝的孤雁，其实他们紧跟的目标多了 – 不仅有扮酷的同学、梦中情人、时尚明星，还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好容易长成了成年人，比起年轻时多了些见识，却又多了生存负担：每个人都得紧跟饭碗、紧跟赏给自己饭碗的老板，再有点野心的人还要紧跟上名利的诱惑。紧跟别人或紧跟诱惑的生活有个大大的好处：不用费神思考自己紧跟的人或事对自己是否真的重要，所以成为多数人和多数大雁的首选生活方式。
对于大雁来说，吃饱肚子、保全性命就是一切，所以紧跟头雁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对于当代地球上生活的多数人来说，吃饱肚子和保全性命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既然有了这样的奢侈，人在做任何事之前就有资格问一句：做这些事对我重要吗？
不过，据我的观察，很少有人会这样发问。有的家庭主妇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收拾屋子，越收拾越怒火中烧。我猜想，在她们花掉她们醒着的生命的三分之一来做这件事之时，她们可能从来没有问过这么巨大的投资是否能给她们带来同等巨大的收益。她们不假思索就去做，做的结果是怒火中烧。在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饭碗焦头烂额之际，她们本来是最有条件收获平安与满足的人。她们拥有最多的自由时间来思考什么才是对她们重要的事，但她们没有去想，更没有去做，因为这是她们不习惯于想和做的事。
不去这样发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思考比跟人走要费力多了。一直都在紧跟着别人走路的人不可能一夜间就能认识所有走过和没走过的路。释迦牟尼还要长考四十九天方能觉悟，那么普通人是不可能指望灵机一动就能到达快乐的彼岸的。有人告诉我，他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还轻松愉快，一开始思考就痛苦。《廊桥遗梦》中的家庭主妇女主角在跟别人走路多半辈子之后也就是稍微走了一下神，还根本谈不到思考二字，就已经给她留下余生的巨大尴尬了。所以在不少人眼里，思考是碰不得的洪水猛兽。
思考有两种：为什么，和怎么做。大家通常说的思考都是后一种。善做后一种思考的孩子是讨父母喜欢的，善做后一种思考的雇员是讨老板喜欢的。所谓的聪明伶俐说的都是擅长后一种思考。前一种思考是玩火，是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孩子本来有问为什么的天性，但这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是不被鼓励的。中国大概自打有文字记录以来，父母和老师就像是车夫，孩子是拉车的骡子。车夫鞭子一抽，骡子就乖乖开拔。骡子要是问：为什么往这边走？车夫一定会眼睛一瞪：为什么？因为是我说的！虎妈教育法可以说是这种教育方式的登峰造极的典范，其产品是一批做事技艺极其娴熟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的匠人。
我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意思就在于先问清楚了为什么再去做的权利。所以我在带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尽量不摆出车夫训斥骡子的架势，而是让他们自己做最终决定。我的孩子们学乐器都是他们自己决定去学。中途学腻了，想退出，我允许他们坚持到学期末就退出，但每次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他们就回心转意了，或许是他们自己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吧。有一次我在车上放 Pachelbel 的 “Canon in D”, 女儿说她非常喜欢，这让我很吃惊。“Canon in D” 是我最喜欢的乐曲之一，但我没想到孩子也会喜欢这种古老的音乐。我自己是到三十岁以后才能跟这样的音乐有共鸣的。孩子有了这样的喜好，父母当起来就很容易了。我想父母最该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孩子发现他（她）的热情在什么地方。这件事做好了，父母只要在旁边鼓掌加油热泪盈眶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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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英文诗人是Emily Dickinson。她的诗中我最喜欢的之一是这首：
How happy is the little stone
That rambles in the road alone,
And doesn’t care about careers,
And exigencies never fears;
Whose coat of elemental brown
A passing universe put on;
And independent as the sun,
Associates or glows alone,
Fulfilling absolute decree
In casual simplicity.
用中国俗套的解诗法，这一首应该是Emily Dickinson的言志诗。诗人是人群中最特立独行的人，Emily Dickinson 是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个：终身未嫁，后半生足不出户，一生所写一千八百首诗中只有不到十首在生前发表，发表出来的可怜的几首全被编辑剪裁得体无完肤。她在生前没有享受过耀眼明星的地位，不过她更在意当一块小石，一只平沙孤雁。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有的美国女孩在长大成人后都要被捏成不折不扣一模一样的馒头：家庭主妇。她对做这样的馒头不感兴趣。
Emily Dickinson出身显赫家庭，足不出户照样不愁吃穿。我没有这样的奢侈，但我知道这不是个甘于紧跟着别人走路的好借口。陶渊明要想生存下去就得下田劳动，当代社会中的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得使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吃别人种出来的东西、住别人盖起来的房子、坐别人造出来的车船飞机。这些都不可能白白享受，是要拿自己的劳动去换的。这就像是你拿你生命的一部分去交税，你只要交到够你谋生的程度即可。余下来的生命都是你自己的。Emily Dickinson不用交这样的税，这是她的幸运。没她那么幸运的人，只要能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交点税又有何妨。
Emily Dickinson 在生前是一块地地道道的无名小石，却在身后获得巨大的名声。用中国人的说法，是“衣锦”了。她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书店中还到处都摆放着她的诗集。衣锦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人生成就，但这成就是个精于捉弄人的家伙：如果Emily Dickinson是个在意衣锦的人，那么不仅她的一生都会是彻头彻尾的失望，并且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后人会掏腰包买她的诗集，因为她没有了写出好诗所必需的那种新鲜体验。要想写出好诗，新鲜体验比锤词炼句要重要得多。眼睛只能看到前边同伴的臀部的大雁是谈不上新鲜体验的。如果大雁也会写诗，那么我只会为头雁的诗集掏腰包。
新鲜体验对人的意义远不止于写诗。我们假定平安、满足、幸运、快乐都是未来的事件，是在得到现在没有的某个东西以后才会有的。但我现在认为这些不是来自于某个未来的东西，而是来自于走自己的路的新鲜体验。因为是体验，所以就不是个未来的事件，而是当下就发生的。顿悟之后的那段日子我很快乐，因为我有最新鲜的体验。后来的垂头丧气是因为没有什么体验能永远新鲜。任何新鲜都终究会变得陈腐，而行道应该就是个不断发现新鲜体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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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可以说是Emily Dickinson 在中国的志同道合的前辈。陶也有一首言志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全诗的重量最后落在一个“愿”字。要过自己的生活，当然先要搞清楚自己的“愿”是什么 – 到底什么东西对自己最重要、能给自己带来平安与满足。这看起来像是个傻瓜都明白的问题：谁会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呢？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这问题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孩子觉得棒棒糖对他们最重要，目光短浅的年轻人认为酒精和毒品对他们最重要。聪明绝顶的陶渊明也是作了十三年的官才知道到底什么对他最重要。美国作家Logan Smith说：“人生有两个目标：第一，得到你想要的；第二，享受它。只有最智慧的人实现了第二个目标。”我听过不少成功故事，其中的主人公在多年奋斗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后却倍感空虚，我想就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这问题难，难就难在没有一本书上写着适用于所有人的现成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胆魄、见识、喜好都不相同，所以对每个人最重要的东西也各不相同。如果你只是紧跟着什么人在走，哪怕你跟的是陶渊明或Emily Dickinson, 要知道这路对于前边那人也许是光明大道，但对你可能是死胡同一条。你唯一的办法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只要是你自己真实的“愿”，做什么样的馒头都无关紧要，因为你与“众”本来并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是搞清楚了做什么事才能给自己带来平安与满足，才可以说是走出了悟道的一步。下一步是更难的行道，也就是使自己的生活无违于愿。过自己的生活是有代价的。陶渊明当了农民后虽然不必再为五斗米折腰，却要不时面对“草盛豆苗稀”的困局。读陶渊明在务农之后的诗有时能感到他的气馁。不知道他在跟街坊邻居讨饭时（“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有没有后悔当年自炒鱿鱼的意气用事。陶渊明不仅成了生活上的贫困户，并且在别人眼里的身价也一落千丈，从一位受人尊敬的县团级干部变成了被人嘲笑的迂腐布衣书生。如果陶渊明是个在意别人眼神的人，他大概经常会有些失落感。
从紧跟别人变为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大概像是体制内的家猪冲破了栅栏，变成了体制外的野猪。倒是快活自在，却没有了定时蓄满的泔水槽。又冷又饿之时，一定会有一连串的为什么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当一头野猪？为什么不可以回到主人那里当一头无忧无虑的家猪？如果温饱名利和新鲜体验不能得兼，我为什么不选大家都抢的温饱名利，要选大家都不理的新鲜体验？这些问题在这头猪决定冲破栅栏之时都已经问过了，也都有答案了，但是温饱名利的诱惑一定还会不断地杀回马枪。我想，行道就是悟道的不断重复，不过应该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
谢天谢地，有了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想过自己生活的人要比陶渊明和野猪幸运多了。就算是去南山当种豆的农民，如今的豆类植物的亩产恐怕是陶渊明那时的十倍不止了。对于那些不舍得离开大机器的小零件们如我之辈，拿一点生命出来交点税，其余的生命也都是自己的。当然，即使是听起来这么简单的事做起来也不容易。人还是会跟冻饿之中的野猪一样，时不时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时不时会问出那一串为什么。
但是，天地万物之中，除了我们，还有哪一个物种有问为什么的能力呢。所以，问为什么这件事本身难道不就是最奇妙的新鲜体验吗？且不说后来找到答案时的那份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