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体育俱乐部里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说起她的外曾祖父母在中国传教，她家里有他们从中国寄到美国的信。那可是历史文物了，借来一看，果然有意思。
她的外曾祖父叫 Andrew Stritmatter (1847-1880), 1872年，他从Ohio 大学毕业后就到中国江西九江做传教士。50美元一个月，吃饭要花掉30美元，还没有苹果，牛奶吃。他的生活不过是中等水平，远远不及后来毛泽东请来的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生活。
Stritmatter的太太叫 Lucinda Combs ( 1849-1919 ), 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后受美国妇女对外传教服务（WFMS）的派遣，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及儿童医院。
有一天，Andrew Stritmatter 看到一个中国妇女跌在河里，要淹死快了，他跳下河去救起了她。Andrew Stritmatter本来有肺病，这样病就加重，坐船回国，还没到家，就死在途中的丹佛市了。他只活了33岁，可以说他的一生都给了中国人民。他离开中国前给教会的信里说：“假如我只考虑我的兴趣，我会满足地死在我的岗位上，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1880年11月4日，Andrew Stritmatter 病倒在回家途中的丹佛市，他在给家里的信里，记述了对当时在丹佛市发生的打华人的乱民的真实的情况：“丹佛市只有200多中国人，都在洗衣店工作，这对3，4 万丹佛市的居民根本不成为威胁。报纸做了错假的报道，引起了乱民打中国人的事……”他那时，已经病得走不动了，离开死只有18天！
早在14世纪，中国人就种鸦片。1729年，中国政府曾颁布一项禁止使用鸦片的法令。 18世纪末，英国人将鸦片运往中国各口岸。1773-1901，英国人在雅片上从中国和东南亚获得21亿美元的纯利。1840年中国政府禁烟，1857年第二次雅片战争后天津条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许限制印度鸦片的输入。在此之前，政府一直不允许种植罂粟。如今，与其让国人买印度鸦片，不如让国人自己种，于是政府解除了种植罂粟的禁令。很快，七份之六的鸦片是中国国产的。贫穷的中国人用鸦片解除肉体的痛苦。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户外活动，除赌博外很少其他娱乐活动。他们处在单调和沉闷中，靠鸦片引起兴奋。 同时中国的宗教（佛教）没有布道，不能号召禁烟。
外国传教士对鸦片很痛恨，1906年8月，在中国的7个国家的1333名外国传教士联名向政府陈情。1906年12月20日，清政府颁布禁烟令，要求在十年里禁绝鸦片。可是，中国农民贿赂官僚不去铲除种植的罂粟。但传教士不受贿赂，100名传教士向政府报告了所在地种植的罂粟情况。
1906年5月英国下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印度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要政府从速结束鸦片贸易。英国国民将1910年10月24日，即“天津条约” 批准50周年的日子作为大英帝国的国耻日。1911年，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提高鸦片关税，不向已经禁止种植罂粟和输入鸦片的任何中国省份输出鸦片。到1917年终止鸦片贸易。
中国人民是遭了鸦片的罪。要帮中国人民摆脱鸦片的是外国传教士。
毛泽东骗中国人民说，洋教带来了文化侵略。是的，外国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英国传教士的努力集中在翻译和宣讲福音。美国传教士在医疗和教育。高等教育大多都是美国人办的。 就是这个外国传教士带来的新文化，导致了五四运动，产生了毛泽东得以做皇上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了医学院，毛泽东在长征时才得到了教会医院医生的治疗，救了他的命。
没有外国传教士带来新文化的冲击，清政府不会在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那时13岁的毛泽东很可能在父亲的棍棒下背八股，做个满清的县太爷。
红军在闽西败走时，在连城外的基督医院，收容了红军的200多个重伤的官兵。“这些伟大无私的宗教传道者，给我们伤兵极好的照顾，主持医院的院长，答应将红军治疗到痊愈，并负责送到香港。还保证绝不允许国军将他们屠杀。”这是红军领导人龚楚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
毛泽东长征时，幸运地拿到了一个外国传教士画的，收集的当地地图，才免了找不到北的苦恼。外国传教士的“间谍”工作对长征有贡献。 红军在长征时还绑票外国传教士，高价要索以谋经费。后来，有个赎票后被放的外国传教士写了一本回忆录，很客观地记述了经过。 几十年后，肖克将军对此很感动，为此书的翻译版写了序言。传教士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
毛泽东骗中国人民的还有一说是，外国传教士办的育婴堂孤儿院里，吃得多么苦，死了好多人，有坟墓为证。在苦难的中国，有多少人来办育婴堂孤儿院？很少很少！外国传教士来办了，是好还是坏？那时中国很穷，医疗差，是有不少死掉的，有的弃婴收进来就是活不了的。毛泽东口口声声说要看事物的二个方面的，育婴堂孤儿院救活了多少人，毛泽东就不许讲了。
不远万里，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从英美法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大多数是抱着牺牲精神来的。外国传教士是有生活水准远高于当地中国人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和生活习惯远高于中国人。也有相当简朴的，比如在蚌埠的意大利传教士们，每天晚餐是一碗汤加个面包。 毛泽东给白求恩的生活津贴高于当时干部的100倍之多。凭什么讲外国传教士呢？
外国传教士们为毛泽东打天下出了力的。 许多传教士在中国出生的孩子们成了中国通，他们替毛泽东说了很多好话。 后来有的任职于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上，为毛泽东加了砝码。 任高职于加拿大外交部的Chester A. Ronning，一个精通中文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儿子，为中加建交做了大贡献。
中共在老百姓面前大骂外国传教士，私下对他们很优待。 外交部特别安排，让Ronning的女婿坐的，从广州到北京的直达飞机特地在武汉停一停，让他和已经在武汉的妻子生日会面。要中国人民大骂外国传教士的中共，给他们在外国享受不到的待遇。
（写于2011/5-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