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接到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文学评论》一位编辑的电话，想发表我近日所写的《当今中国还有真正的作家吗》这篇杂文，对此我很高兴，眼睛蓦然一亮。因为在中国很少有报刊乐意发表这样的文章。进一步的探讨中，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编辑老师说希望能做一些删改，大致的意思是，第一将我所说“中国作协”那一段文字删除；第二将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作家”之类的意思更改一下。我不解。编辑老师“客气”地说，“首先，中国作协似乎不是你说的只是发放什么‘符号’的地方，你所认可的比如汪曾祺等作家他们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其次，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作家了，你怎么好一个浪头掀翻一船人呢？”我赶紧解释，强调我所说的是“当今”，这并不包括以前的中国作协，也不包括中国以前的一些真正的作家。很多作家都去世了，所以除了汪曾祺、路遥两位作家外，其他的作家我没有提到，提到的张洁、史铁生、宗璞等作家，虽然他们近几年基本不出声了，但我想大概他们还能呼吸。编辑老师直问我改还是不改，我想了想说：“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改了，那还剩下什么，这文章还有发表的意义吗？”编辑没有耐心再听我解释。我意识到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尽管我一直很钟爱这本杂志，偶尔还能看到该杂志“清洁的精神”的一面。
第二件事。我一连接到六个邮件，除了五个不同的读者为五个不同的作家“鸣冤”外，还有一个是为青年作家韩寒“叫屈”的。他们的意思是，像贾平凹、莫言、残雪、余华、刘震云，包括韩寒，他们难道就不是真正的作家吗。我承认自己有时候说话“口无遮拦”，但还是认真的回复了他们的质疑和质问。我在说“汪曾祺、路遥、张洁、史铁生、宗璞等”的时候至少还加了一个“等”字，我没有把“等”之后的作家的名字提出来，第一是为了省略，第二是我觉得他们应当是首先或重点提出来的。比如，我个人认为还有张承志、陈忠实、高建群等也是真正的作家，这是根据他们的文学成就以及对时代影响而推论的。当然，至于70后、80后作家群里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这个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但真正的作家里，绝不包括贾平凹、莫言、残雪、余华、刘震云、韩寒、郭敬明等“作家”。
别的作家暂且不说，简单说说争议比较大的韩寒。他究竟写出了什么惊世之作，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三重门》只能说小有才气，《长安乱》和《一座城池》等作品是这位青年作家在成长过程中很平常的两部作品，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其次《光荣日》、《他的国》等作品非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糟糕。如果不是在媒体合谋一气而热推的“韩白（烨）之争”，我几乎都不知道所谓的“著名作家”这样原本严肃的称号能和韩寒发生什么关系。我不否认这位青年作家的文学才气以及他为文的鲜明的个性，希望他的文学前途无量，但完全没有必要将他神话，到目前为止，他既不是什么“当代的鲁迅”，也不是什么“精神领袖”，现在就被披上神话的外衣，对韩寒未必是一件好事。
之后的韩寒更是多出入在公开场合和媒体的聚光灯下，每次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的“针砭时弊”，也不过和一些所谓的“时评家”一样，替人过过“嘴瘾”而已，并没有起到“除奸革弊”的作用。他的“小聪明”也仅止于“嘴头满足，略有刺激”的小骂而已，最多算是逮住兔子当老虎打的“勇敢”，韩寒可以说是近几年最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他玩的是小叛逆的个性，在他的作品内部的幽暗之世界里，总结一下大致有“四魅”——渎圣、低俗、油滑、粗鄙之魅，这与中国文学精神之重建营造良好环境背道而驰，与改变“崇高”在当今中国文学之生存境遇大相径庭。我的意思是，至少韩寒现在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作家。
中国人缺乏信仰已经是事实，最可怕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信仰，以“作家”和“艺术家”、“学者”和“教育家”等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缴械”，集体“衰弱”，乃至集体“崩溃”，精神旗帜已经完全倒下，“信仰”集体转移，纷纷加入“拜名教”、“拜钱教”、“拜权教”，成为“新教”的忠实信徒。在我们时代谈精神、谈崇高很容易被人嘲笑，反倒会被人疑为“精神病”患者。在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能谈信仰、谈道德、谈崇高，谁要谈这些谁就会被认为是“脑子有病”。权力与信仰、金钱与精神、物欲与道德的激烈碰撞，触发了我们时代新生的“生存危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人人都在顶礼膜拜“新教”，此时谈什么“可笑的”所谓的“真正的作家”，会被人讥笑和嘲弄的。但是，文坛的堕落风气是需要严肃批评和抨击的，如果大家都保持可耻的沉默，我们的文坛就永远也不会有树立清洁之精神的那一天。当然，我并不在乎一些人对我的嘲弄和讥笑，我不企求能够捍卫别人的理想，但捍卫自己的绰绰有余。
我比较欣赏张承志，他是一位有信仰的真正的作家，他独立特行的气质几乎影响着一个民族，他保卫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不屈膝，据说他所著的《心灵史》被很多人视为圣经，与《古兰经》放在一起。在这个文学都要倚门卖笑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神圣之准则濒临瓦解，人文之精神已经萎缩，中国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恶劣的文化环境下，张承志宁愿做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不愿做一位利己主义者，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位生错时代的精神圣徒。如今这位著名作家的生活一贫如洗，但于真正的作家而言，他确实是一位能够抵挡物质诱惑的“英雄”，他激励着不少仍然坚守着文学芳草地的文学青年。
再来看看当今之中国文化，让这样一批被媒体热炒起来的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践踏文学之神圣，这难道不是令人悲哀和极具讽刺的事么？他们本质上就是一些名利之徒，一无操守二无原则的文人，他们利用媒体而称霸文化领域，占据泱泱大国之文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荒唐的么？据说韩寒第一天开“微博”，只发了一个“喂”字，转发这一个字的有近五千多人，评论的一万多人，真是惊叹现在的人，一个“喂”有什么价值，竟然让这么多的中国人追捧和信仰。中国多年的“教条”政治教育的收获难道就是这样的成果么？文坛何以堕落如斯，正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
我说的不单指宗教信仰，宗教在中国的境遇比文学更要糟糕，比如佛教，虽然也曾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宣言，但宗教的道统总是被迫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被世俗权力扼住咽喉，最终乖乖地缴械，变成“权力”的附庸和“勤王”的工具，它在中国从未获得与世俗权力对抗的力量以及对等的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想从宗教那里获得支持借以对抗恣睢的“权力”，借以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正义和真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切权力归于王者，知识分子无路可走，最终也只能叹息“学得百般艺，货于帝王家”，在世俗权力主宰一切的世界里，《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声音在中国文学里几乎听不到，反而像“拍马颂圣”的这种游戏，被中国的御用文人不知羞耻地玩了几千年。
我也不是说要求中国人必须都要有宗教信仰，但最起码在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你得追求一点心灵信仰，搞庄稼的信仰庄稼，搞文学的信仰文学，搞学术的信仰学术，都要纯正、纯洁一点，不能总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随便改变自己的立场，随时放弃自己的观点，轻易抛弃自己的原则。当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不干净了，在他们眼里，庸俗是时髦的，肮脏是光荣的，清洁是可耻的，他们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坚守着利己主义，根本就没有为人类为社会做出一些积极贡献的观念。
如果有一天中国文化彻底崩溃了，首先应该追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罪责，因为他们都是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