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兵：《文明与野蛮的大海战》（转载自那小兵搜狐博客）
有那么几段历史令人难忘，原因在于人们的心依然凝固在那个时刻，宋元之间最后一次战斗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著名的崖门之战。
厓山在今广东新会南八十里海中，与奇石山相对，势如两扉，周围潮汐湍急，舟行艰难，是一处可据险固守的天然堡垒，因此为行朝所选中．船队靠岸后张世杰、陆秀夫立即派人进山伐木，在岛上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干间，供君臣将校栖身。余下的二十万士卒，继续留在船上生活．为了迎接意料中的殊死搏斗，又令随军匠人修造舰船，赶铡兵器。但开战后不久便被元军用计击败，陆秀夫估计已经无法护卫赵昺走脱，于是便当机立断，决心以身殉国。他盛装朝服，先是手执利剑，催促自己结发的妻子投海：继而又劝说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辙。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八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船弦，与他的小主公踏上了从临安到厓山的最后里程、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
杨太后听说儿子赵昺死去，悲痛欲绝，随即也跳海而死。之后随同跳海殉国的朝廷诸臣和后宫女眷少说也有十多万人。
常有一个疑问，在那人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那20余万炎黄子孙那些士兵，民兵，妇女，普通民众，士子大臣，乃至一国皇帝，是怀着怎样的决绝，拒绝三次劝降，拒绝生与富贵，前赴后继的跳下这片大海？这不仅是华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曲壮烈的悲歌。十万殉国英魂，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也许有过更大规模的战争与屠杀，但这样的决绝与不屈，与国谐亡，只有一次。否则，怎么总觉得胸中有一种力量，那么深邃，那么坚韧，它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穿越千年时空，延续万年不绝如缕的华夏血脉。
有这个想法，由来已久，特别是最近，总觉得时间在不断的减少，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叫:你应该去崖山看看。
终于到了新会，笔者见到了赵承远博士，他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美国东亚史学学协会主席，也是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心的远房伯父，据说是宋朝皇族宗室的第二十八代孙。宋先生国字面孔，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似乎有点孙中山的神韵。当他开口谈到那场战争时，说了句“故国山河在，文明早远去”，然后侃侃而谈，道出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语：
“这是一场中华文明生死之战，也是鞑靼野蛮和汉族文明的生死之战，它决定了后来七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命运。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那些不幸的命运时刻都和匈奴、蒙古、满清和日本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其实从秦国统一六国就已经种下了祸根。一个西戎落后国家消灭了像齐国那样的礼仪之邦，这就是中华民族厄运的开始。虽然汉朝文景时期有过短暂的无为之治，产生出短暂社会繁荣，但汉武与匈奴的决战让中华文明走上了十分危险的道路。正是从那个时代起，中国人不得不采取与北方蛮族面对面的战争格局，长期消耗国力与那些原始民族纠缠，连强大的隋朝和唐朝都曾深陷其中，很大程度上为了保全国家膨大的规模而牺牲了中国自身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虽然唐朝是个很有活力的时代，融合了许多西域和胡族文化的豪放气概，但和纯正的宋朝汉文化相比有了过多的混浊之气，在精美和深度上都有欠缺。
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最后一站，那么宋朝就是中国文化走入人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最早年代。首先，宋代的中国人有最完整的儒家伦理文化，也有最兴盛的佛教信仰，尤其在对待个人自由权利方面最为宽松，这让宋朝成为一个用信仰伦理治国的新型国家，完全打破了以往的军阀和部族武力制衡的统治模式。宋代的皇帝们是最亲民的，也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他们不贪恋战功赫赫和天下领土，却追求官民和谐共存。尽管无法完善处理土地分配问题，但毕竟承担了土地改革的使命，可见宋朝是个敢于改革的自信国家。这个时期人们首次说出了“民重君轻”和“民为主，君为客”这样带有民权思想的口号，这无疑是商人阶级影响社会的迹象。最值得深思的是，南宋开始就主动放弃了与北方金国争夺领土的战争，一方面化解了为收复北方空耗国力的压力，另方面集中精力发展南方各地汉化地区，与南方野蛮落后番邦小国通过贸易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采用征服手段害人害己。历史证明南宋虽然遭遇到金国和元蒙的不断压力，但总能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为自身赢得生存空间。南宋人非常明白一点，那就是不值得用自身社会文明和民众利益做牺牲换取北方领土暂时性回归，这种明智看法只有在民国时代才重新有人提出来过。从客观角度而言，宋朝排除岳飞等人北进因素为后来一百多年的南方和平打下了基础。后来，元军三万屠杀三十万金兵的野狐岭之战让宋朝明白必须采用守势，面对强敌宋朝运用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英勇地抵抗了很久，这对于这样一个文明国家实在难能可贵。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蒙元和满清统治对中华文明的极大破坏性。先不说中国，先说说世界另一头的俄国例子。这个原先由维京人和土著森林人组成的民族被蒙古人直接或间接统治了二百多年，在血统和文化上造成了严重退化，乃至无法跟进欧洲文明主流社会发展而成为半开化的斯拉夫文化群体。欧洲人把斯拉夫人看成是专制文化人群，并认为这是所谓“鞑靼思维”所造成的。蒙古人是人数非常少的民族，他们在所有入侵地区都是绝对少数，因此他们对主体民族充满恐惧，企图用全面专制方式统治当地民众，实行严格的组织管理。这种统治方式后来在列宁时代转变成了“全能主义”，也就是把组织结构深入到所有民间之中，让民间社会完全丧失自治权力和空间，知识分子和平民都失去了独立人格，这也正是后来列宁主义在俄国长期统治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是目前俄国民主化的先天不足根源之一。与宋朝这样的文明城市社会不同，蒙古人和满清人都具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特质，他们从来都凭借高效的军事力量相互淘汰，根本无法进行长久的文化和文明积累，一方面他们很高效地摧毁了其他文明，另方面他们很难建设新文明。这两个少数民族当政者都对比自己大得多的主体民族充满恐惧。蒙元采用了单一的屠杀压迫政策，企图把中国人退化到和蒙古人一样的野蛮层次；而满清人同样对汉人充满恐惧，他们采用了加速自我汉化的方式，试图推动满人融入汉人文明之中，但同时却因恐惧而不让汉人学习西方文明和技术，深怕对自己不利，这无疑耽误了中国的发展机遇。康熙是个最早理解西方社会和科学的中国皇帝，甚至一度想信奉天主教，但面对满清和汉族之间的矛盾他害怕了，最后还是选择了用儒家礼教奴化中国人。乾隆也是个比较了解西方武器的皇帝，却偏偏不许中国人开发火器，而同个时代的日本人已经生产出和西方一样好的火枪了。特别应当指出，元明清的文化实际上都从宋朝的水平上退化，元朝的野蛮消耗了北方汉族80%的人口生命，明朝的酷吏让中国人生活在漫漫贫穷窒息之中，而清朝的文化奴化运动强化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从北到南，清末只有西北回疆和南越两广还保持着古代中国人的部分勇敢气质，而其他各地所兴旺的不是奴才之懦弱便是奴才的凶残。懦弱如江浙文人，凶残如湘军民勇，均趋炎附势之极端，助纣为虐之能事，就是这种奴化的结果。满清人的八旗制度终于转型成了利益集团体制，民族矛盾也转型成了阶级矛盾，而鞑靼思维更加被社会集中制度强化，全能主义背后的恐惧感依然普遍存在。至今我们无法重现的便是宋朝那样的人本主义文明气息，，难道真的永远如此吗？
由于经历了元朝以来各朝的严酷统治，中国人把君主制度看成了历史的罪恶。其实在当今世界文明程度最高，民主文化最浓厚的国家都是欧洲的君主国家，追溯其原因不外有三个：一是虚位君主是三权分立之外最稳定的制衡角色；二是虚位君主是国家政治竞争游戏的权威裁判员，有效地防止了政客们违规恶斗；三是君主是国家民族精神的总代表，在民主社会中也就是民主权力的最终代表，民等于君，君也等于民，形成对政客们的制约。这比让利益集团瓜分社会财富要进步的多，文明的多。法国人和俄国人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中国人也可以用开放思维看待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没有君主不也很民主吗？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两党利益基本平衡基础上的，因为美国一直有很好的社区自治传统，也就是基督教教会社区管理体系，这使得美国人无形中把教会体系中的上帝看成了大家的精神君主，也让宪法成了终极君权的替代物，这是美国特有的优势，而在欧洲国家则依靠虚位君主代表此权力”。
那小兵：“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改革？”
赵博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青山就是我们的民族和生存环境，中国人是何等聪明而勤劳的民族，只要有了这些我们必然能运用智慧建设中华文明”。
后注：
赵美心，祖籍中国广东新会古井镇霞路乡五福里。美国联邦众议员，代表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第32选区当选，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赵美心当选后将成为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的成员。赵美心开始热衷于妇女平等权利等社区活动，素有”小宋美龄”称号。她还在东洛杉矶学院教授了13年的心理学课程。
关于宋代皇族后人的考据：
在广东珠海市斗门区的南门村，住着6000多名居民，其中80％的人姓赵。他们自称是宋朝皇族后裔。
新会崖门因南宋最后一战“崖门之战”而闻名，当时宋军上百艘战船云集崖门海面与元兵鏖战，最后全军覆没。而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幼帝跳崖身亡，上演了预示南宋灭亡的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幕。
700多年过去了，现在随着对崖门古战场的勘探和开发，人们都十分关心南宋皇族的后人现在何方、生活得怎样。近日，记者去了珠海斗门区南门村，发现宋朝皇族的后人就居住在这里，他们还重修了祠堂纪念先人。
有不少人说该村姓赵的人都是宋朝皇族子孙，并且都是在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宋军在崖门之战失败之后，从新会流落到斗门的。这个传说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南门村的赵姓居民确实是宋皇室的传人，但他们的祖先早在崖门之战前的1234年便到斗门定居了。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兄弟三人，其二弟是宋太宗赵匡义，三弟是魏王赵匡美。而斗门的赵氏子孙，便是魏王赵匡美的后人。1234年，魏王赵匡美的第八代孙赵怿夫入广东任香山县县令（辖今日的中山、珠海、斗门），任职3年，死於任上。其第三子在崖门之战后，避祸隐居於斗门大赤坎。他的子孙后代在大赤坎生活了数十年，又於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迁居斗门的南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