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
不察不明，不思则罔。人类历史的前进包括科技文明，大到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小至一项科学实验成功，无一不是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反思，不是要肯定以往的一切，亦非要否定过去的全部。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利用经验，反思是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反思是为了减少盲目性片面性更加科学化。
曾几何时，这样的常识常理，却在“精英”们那里一度成为“死结”？在他们眼里，“反思文革”就是“肯定文革”，“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反正，只要他们认为不如意的（比如“挨批判”），你的“反思”就只能“全盘否定”；只要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比如“伪改革”），你的“反思”就只能“全盘肯定”！在他们眼里，“民意”不过是“阿猫阿狗”，连共产党都被他们认定为“没有登记”而“非法”！
直到近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答中外记者会上公开指质（如果是‘批评’，不知该不该发生在这种场合？）直辖市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政治局委员）工作“必须反思”。其态度之决绝，在对待以前部属某些部门的特大腐败案所未有，令人惊叹，这也是颇具诗人气概长期擅长仰望星空才能具备的大勇！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无论是危言耸听，还是前鉴警钟，其价值都会比别有用心的粉饰藏污更利于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真正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真正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真正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1987年邓小平回顾近十年的改革历程时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反思:邓小平说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等等论断，是“精英”们最忌讳的，有谁见过他们在什么场合引用过一次？！而“白猫黑猫”、“摸石头”、“少数人先富”、“不争论”却被他们不厌其烦地泛化异化滥用至今，可谓司马昭之心！
我们的总设计师，反思改革比谁都早: 早在1985年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87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样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要经过更长的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段，可能会比今天我们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中国如果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温先生南寻广广，再次号起猫论人“不GG死路一条”的绝话，却难以启齿那画圈老头“走了邪路成了罪人”的谶语。
这些年来，贪官挥霍、卷走、豪赌多少万亿，官场‘三公消费’多少万亿，为“稳定”投入的国家机器多少万亿；为冤枉付出的“治污”、“善后”、“打假”、“空饷”、“学费”、“豆腐渣”多少万亿；外资仅从股市虏走多少万亿；一窝蜂“竞争”、“发财”报废、浪费的资源多少万亿；成千上万被毒、被埋、被杀、被虐、被逼而送命的惨案；卖企业、卖资源、卖土地、卖债券、卖国格人格；我们的“发展”，究竟有多少“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不久前南方报系的一位记者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了一句实话：“毛时代没有知识分子所喜欢的那种民主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妓女、没有吸毒和黑社会，没有艾滋病，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包二奶，没有豆腐渣工程，义务教育学费很低，看病有公费医疗，医生也不拿红包，还深入乡村去给农民治病，这些条，今天的社会能做到其中一条，都很了不起了。”（《拒绝妖魔化毛时代，是是非非1949-1978》）
一个人的荣誉与威望是靠他的言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亦如此）。最初“粉碎四人帮”与“改革开放”所以得到广大人民拥护，是因为毛主席创建的党与人民政府之前一直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为人民服务，人民对党与政府有无限的信任和深深的依赖，人民总是相信党和政府的一切决策与号召。主席去逝后，人民依然认定“山还是那座山，墚还是那道墚”。加之许多“改革”都打着“为民造福”的旗帜，所以你做的任何举措在人民不了解真相以前都会因“前人栽树”而得到“庇荫”。但当后来人们一步步发觉前后的巨大反差：一个为公，一个为私；一个为人民大众，一个为少数权贵, 突出表现在豪华气派的楼堂馆所、威风八面的衙门作风、官僚腐败、退休双轨制、“公务员”偷偷摸摸加薪、及官场潜规则、市场潜规则造就为数惊人的“官二代”“富二代”令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之后，原先垂范建树起来的广泛信任与拥戴（群众基础）就毁于一旦：江苏宿迁市今年上半年曾试探“群众不满意的事”征集活动，结果短短的20天就征集到“群众不满意的事”651件（《文萃》报2011-05-30）。
如此这般，最终便出现人们普遍的心理逆反：“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的局面！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当他被捉住时写下白纸黑字保证“永不再偷”并当众赌咒发誓，善良的人们是会相信他并原谅他的，可他一被释放（得势）就旧病复发，以为人们已经信任他了，便有恃无恐，大偷特偷。你说，以后他再说得好听，人们会再相信他能改恶从善吗？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多少年来，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思路下，以“改革”的名义，究竟把哪些方面“改”好了？在哪些方面“和谐”了？使哪些方面更具“社会主义优越性”了？让哪些方面更体现民生民主人格国格的“进步”了？又在哪些方面弘扬光大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执政宗旨而使“共-产党”更加名正言顺、堂堂正正了？全国人民都该反思！
一、反思“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
有的人以此为由头，决定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建立起来的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绝对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捆绑在实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资本主义旧美国的躯壳上！不惜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把默认允许美国向我国的台湾省出售武器作为“跟着美国”去求“富强”的见面礼！请问这号人及其追随者：
我们“跟”了这些年我们是“富”了还是“强”了？如说“富”了，还会有大量内债外债？“富”了，还会有老百姓的“N座大山”？“富”了，还会有公民“医疗”“教育”“劳动者工资福利”等等占比在世界倒数前列？“富”了，还会有物价天天涨？“富”了，还会有那么严重的“两极分化”？等等。
如说“强”了？那就不妨看看咱们的周边：看看驻外使馆的安全性,看看南海,看看钓鱼岛,看看谁在谁家门口动武示威；“强”了？人家总统来访，敢把咱们国家权威媒体的的采访要求抛在一边，却点名要由某某地区刊物“独家”专访？等等。
难道他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走回头路”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让劳动者重新沦落为雇佣奴隶吗？就是放弃独立自主、把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美帝国主义捆绑在一起？就是迎合美国损害国家主权、默认允许美国武装台湾省以抗拒中国统一？就是让美国人利用“便宜的中国劳动力”在血汗工厂里创造的财富去享乐？！就是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部门中的21个甚至28个主要产业部门？就是为了要制造出“中美国”这样一个“连体双胞胎”：中国“负责储蓄”、美国“负责消费”，把“中国政府”变成“美国的银行”？
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道：我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我相信，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发扬其天赋才能外，还将试图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
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新军事战略明确把中国列为美国头号敌人。在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三、拥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绝对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世界大国里，权威人士放弃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略，“跟着美国”去求“富强”，无异于邯郸学步，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为了讨好美国，损害国家主权，不顾人格国格，采用美其名曰“光晦”乃至“还要管一百年”，岂非荒唐透顶祸国殃民自取其辱！
二、反思“GG成果”
这30余年一心依赖外部投资，两眼紧盯招商引资，出卖资源，出卖劳动力，出卖特殊政策赚了产值，却把劳动者创造的实际财富即利润送给了国际资本和本国的资本家，使广大劳动群众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
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写了一本畅销书叫《金融的逻辑》，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陈教授确实敢言，比如，他说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前是有财富，只是有政策管着，不能变成钱而已。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别人恐怕还真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愿这么说；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
有位政协副主席称“中国改革发展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事实是不是如此？人们只要逆向思维一番，就能得出结果,正若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说到“改革成就”，我们岂能只看到摩天楼、高速路，而不顾其背后? 如果再：
抽掉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后，
提取治理被污染环境的高额成本后，
偿还国家对（或曰“补偿”）毛时代创业者的欠帐后，
偿还巨额的内债外债（原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后，
扣除超前消费（或卖掉）的不可再生资源价值后，
提取为恢复广大人民原先就享受到的免费就医、免费上学、免费住房、免费养老等等支出后，再除去外资在华资本等，我们还有多少“剩余”？
这种剩余才是不折不扣的“成就”！祖辈的先产,外人的股票,子孙的天财等,凡不是自己创造的果实，算“浮财”可以，与“成就”挨不着！至于那“带血的GDP”，国人更是痛心疾首，有网友戏称如果咱们也像某些国那样灾难几个人就降半旗，那就可能降下来再也升不上去了!
这种剩余才是不折不扣的“成就”！祖辈的先产,外人的股票,子孙的天财等,凡不是自己创造的果实，算“浮财”可以，与“成就”挨不着！至于那“带血的GDP”，国人更是痛心疾首，有网友戏称如果咱们也像某些国那样灾难几个人就降半旗，那就可能降下来再也升不上去了!
还有学者指出：如果按毛泽东路线执政治国，社会、自然文明和谐不用说，就比经济发展，绝对不用这么长（30年）时间，户户有别墅! 你想：这些年贪官挥霍、卷走、豪赌多少万亿，官场‘三公消费’多少万亿，为“稳定”投入的国家机器多少万亿，为冤枉付出的“治污”、“善后”、“打假”、“空饷”、“学费”、“豆腐渣”等等，投入多少万亿，外资仅从股市虏走多少万亿，一窝蜂“竞争”、“发财”报废、浪费的资源多少万亿? 难道这么些天文大钞还不敷造那点房子之需？！更不会出现成千上万被毒、被埋、被杀、被虐、被逼而送命的惨案！因为毛泽东思想只会叫坏事变好、好事更好，坏人变好、好人更好！当然更加不用去卖企业、卖资源、卖土地、卖债券、卖国格人格“筹款”的，等等。
我们是立足于国家、民族、人民? 还是只为个人政绩出“彩”为了数字出“官”？是立足于长久发展大计？还是只顾眼前蝇头小利？毛泽东时代为何大力发展重工业、自力更生搞两弹一星、并且带头勒紧裤带渡难关，其深谋远虑难道毫无道理？我们现在动辄就说那时“缺吃少穿”不如现在好，其实不是那时的不好，而纯粹是我们的判断错误：一是你怎能说二十岁时这般高就嘲笑十岁时那么矮？有些东西是时间的结果，不是个人的对错，要比应该这样比：如果按那时的举措也走到今天，我们会不会还缺衣少食？恐怕不会！说不定还杜绝了前“腐”后继，假冒伪劣，两级分化，“五毒”之害；二是忽视了“前因后果”的联系，如果没有那时奠定的强大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基础，没有那时的高积累，我们的“改革开放”能正常起步吗？再说搞轻工业见效快，在国家安全无忧之下生产吃穿用品很快即能“琳琅满目”供大于求，如果不是弱智或别有用心，谁能说能造出火箭卫星的时代就生产不了裤子，矿泉水！？“不知感恩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永远没有理由割断历史甚至全盘否定历史。
有学者指出：“改G开F”造就了下列一帮‘人精’、畸形的暴富与特权①外：商买办族（台港澳资本），②有权有势族（官僚及其亲朋、黑恶组织、‘潜规则’横行圈），③无法无天族（造假制毒、盗抢拐骗、偷税逃税者），④投机钻营族（MBO、奸商、买办、认钱作父有奶即娘的‘专家’‘学者’），⑤体制圈内族（‘双轨制’、食税群，垄断行）。
前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
除部分高中级公务员外，广大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大有下降。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富豪、权贵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这就是在公共福利如医疗公平性等方面，联合国将中国排在倒数第四落后于非洲国家的原因。
担心“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这“成果”是什么？是0.2%的人（最新统计）掌握了国家70%以上的财产！是人民币对外不断升值，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对内不断贬值，物价持久上涨！是“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每个人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连吃什么安全都心中无数，到处铁门铁窗！是贪官贪多少个亿也难判极刑的“严惩”！是有理也不准上访必得送你去精神病院的“宽容”！是普通劳动者都随时随地担心自己的饭碗，担心生病、养老、教育、居住的“天赋人权”！是有一点收入的阶层都变成这“奴”那“奴”！还是每年上百万大款大腕公子千金移居海外！等等。香港《太阳报》《谁在薄熙来背后捅刀子？》一文一针见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朝着精英化发展趋势，以权贵资本为核心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变化朝有利于精英、权贵的方向发展。
不要总是用现在连下岗工人农民工甚至乞丐都能看一看电视坐一坐公交车就认定最穷的人也比古代皇帝过得好。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奴隶社会强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强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强于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强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信你到非洲的许多国家走走看，那里一样有大彩电小轿车与高楼大厦。人们对诸多社会弊端的心里愤怒更多的是缘于横向的比较，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是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关注！改革如果不能使公平正义弘扬、民主法制强化，使该富的人富、使绝大多数人富，那么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引进外资，就是外国资本家拿一笔外汇，如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办厂。由于中国不使用从外资手里换来的美元，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而利润都归外国资本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让利润归中国人，非要送给老外？正是我们压制老百姓收入，使企业利润微薄，又优惠引进外资，挤跨内资，使国内企业彻底倒闭。
我国眼下许多国家工程如航天、防务、救灾重建等等，还靠计划经济办法行事才最有效、最可靠、最经济、最震国威、最得民心。难怪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只适合私有制国家，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度。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就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年竞选美国总统时都说过：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
加入“WTO”给我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紧跟西方列强鼓噪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得到了什么？与头号霸主一起“反恐”怎么还会出现拉萨骚乱乌市暴乱？为何俄罗斯至今都不理“WTO”那个碴？“经济全球化”了，为何西人动辄就弄“贸易壁垒”就对我“反倾销”？为何都“战略伙伴”了，我周边却竖起那么多剑拔弩张的“军事基地”？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殊不知，GDP既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也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更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何况，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
所谓的“改革开放经验”，更不应该是建立在走私、造假、“遇着红灯绕道走”、破坏社会文明诚信、靠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如广东十年不长农民工工资，而物价上涨三倍）、靠“高工资”的引诱、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靠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基础上的“歪经邪道”！只有那些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弘扬人格国威、立足国家民族与老百姓利益之上的成就才配得上“举世瞩目”！
谁也不会故意去反对什么“改革开放”，关键是由谁去搞改革开放？用什么思路手段去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什么？记得邓小平先生说过“要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改革开放30年就不可能没有失误，有失误该不该反思？该不该纠错？如果原来的发展“硬道理”继续“不争论”，中国还有必要推出“科学发展观”吗？
三、反思“言论自由”
某些先生最喜欢标榜“现在言论自由”，其实呢？过去工人农民小百姓可以给厂长书记头头脑脑当面锣对面鼓提意见捅短处，甚至可送大字报，如今你对老板、上司试试看？！别说他有错,就是他腐败犯法，你去揭发看会是什么结果？！“网络还是自由的”，但是任意地封站、删贴、黑网友ID、封正义网站，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说网络还有一点“自由”，也不假，那是因为网民先交了一笔不菲的费用购买了网络资源使用权，这个“使用权”不仅是浏览权，也包括表达权！当然由于网络的“无限性”，想管又管不了那么多，也是不能不在“一手遮不住天”时透出一些“自由之光”！
要说真正的“言论自由”，它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只属于极少数的“主流精英”：他们不仅“自由”，而是到了霸道的地步：他们可以指鹿为马、可以颠倒黑白、可以自拉自唱、可以血口喷人、可以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可以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唯有一条不变：始终将老百姓与读者供养的舆论工具垄断为小集团的喉舌，任其信口雌黄。像□□春秋、□□周刊那样，尽管也常听其鼓噪“言论自由”、“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可一遇着与他们相左的说辞，即便是有约在先，也要一脚把你踢出去！就这般，他们还能厚着脸皮指责毛泽东时代“压制言论自由”，然而，铁铮铮的历史纪录却是：右派们最耿耿于怀的57年的夏季，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一个多月发表他们的文章，而且“一字不改”！如今，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所把持的媒体，别说“发一个多月”别人的文章，就是能发个一篇半篇、只言片语，也算他们有点人格、气量！谓予不信，哪一家媒体也发一次左派的代表性文章试试！？？
再看九大主席团：左右各半都在，上去平起平坐，如今什么会，清一色都是“自己人”吧？
“领导人民打麻将”，现在确实“自由”了，可以赌，可以YIN，可以骗，可以窃，可以贪，可以黑社会，可以走私、贩毒、制假、拐卖人口。有钱都能使“鬼”推“磨”；当然，你也有可以因饭碗被砸或靠不住，为了生存日夜奔波到处撞墙，全力以赴还要提心吊胆的自由。但是，你要想控告上司、老板的无法无天，要想凭证据与天理良心打赢官司，要想靠诚实劳动与正经智慧赚钱致富，要想在官场做个廉官、在商场做个信商、在职场靠德才实绩晋升、在社会上靠“三老四严”博得众望、在……，你貌似有自由而没自由，最大的自由却被那个从不言“自由”的主儿垄断了，他可以一手遮天，言之成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不用你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因为你既没闲空，也没精力，连养家糊口生老病死都心底无数，谁还去尽“匹夫之责”！？如此，他们不是就可以放开手脚该“先富”的先富，该“三公”的三公，该“绿卡”的绿卡，该“升天”的升天。为所欲为完全不用担心后怕了！
可怜三十多年来，好端端一个原本祥和安乐的中国，被走资派折腾得鸡飞狗跳，戾气冲天，危机四伏。普通民众失去了集体利益的社会基础，成了孤零零的原子，为了个人生存，不得不相互竞争，不得不拼尽全力爬到社会食物链的高端，不得不建立起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生存观念，他们再也难有机会去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去思考社会问题，去造不合理社会的反了。而走资派，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中看着群众斗群众，成功地把阶级矛盾转换成了“人民内部矛盾”，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了三十多年。每每想起古罗马斗兽场的场景：古罗马的贵族们坐在高台大座上，兴奋地看着下面斗兽场上奴隶和奴隶、奴隶和野兽们相互拼杀；而那些驯服地为贵族们提供血腥娱乐的奴隶和野兽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他们把自己可怜的同类视作你死我活的敌人，而不是高高在上欣赏自己表演的的贵族们，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什么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是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谁只准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谁大搞家天下一言堂？是谁倚官仗势弄权敛财？是谁公子犯法不与庶民同罪？
凭什么人民赋予的权力有人不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币服务、为自己谋私？
凭什么有人的亲属无功无能无品，经商就可以发大财、入吏就可以升高官？
凭什么有人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别人连申诉上访的表达权都受到压迫？
凭什么身为高官，却始终不敢公开自己的资产，而要千方百计封杀别人对他家族财产的质疑？
为什么人们只见他到处发愿到处流泪，就是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关键问题，反而使问题日趋严峻？比如收入差距、比如‘公仆’加薪、比如各种‘双轨’制、比如食品安全、特别是转基因主粮，为何只要中国底层老百姓吞咽，而绝禁流入外宾餐桌、自己更是严防死守搞特供？不管群众如何反感，不管大众怎么质疑，自家怎么就从来不“反思”呢？！更多学着在省问：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宪法里取缔工人的罢工权？还有哪个政府敢一次砸掉几千万公民的饭碗？还有哪个社会能如此允许资本家成年累月地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有位大人物在公开场合经常引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的治国箴言，对照某些专爱在镜头面前大倒“苦”水、取宠，背地“闷声发大财”的“公仆”姿态，到底“廉”在何处、“公”在那里！？“中国某些自称信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官员和学者，其实是中国最腐败、最黑暗、最独裁、最无耻的势力。他们整起人来、搞起政治黑幕和暗箱操作来，比任何人都黑！”
有学着指出，眼泪不都是善良的，也不都代表同情与悲悯。这世上有吃人不吐骨头的鳄鱼之泪，有猫哭老鼠的假慈悲之泪，也有专为人家哭殇赚取作孽钱的假孝子之泪，更有专为博取大众信任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炒作做秀之泪。
四、反思“社会不稳定根本原因”
有学者认为所谓“改G”就是把你打伤再治疗，抢劫后再救济。你尽管元气大伤却会因受到‘安抚’而感激不尽，认为形势‘越来越好’，糊里糊涂地滑入他们‘盛世’、‘共享’的合唱队伍里。其实，原来就属于你自己并已享受了的权利被无端剥夺与多少年后的那点‘补偿’，谁更值得感激？为什么一觉醒来他成亿万富豪；你却一贫如洗？难道真是他们一夜之间修成了天才？为何建国初的30年、为何今日世界其它国家没有如此‘奇迹’呢？
学者指出，“改革”出台的政策好像都是为有权有势者“锦上添花”、减轻责任，所以接二连三地喊“健全”“法制”；而自己从不以身作则、更不“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于吃里扒外坑害百姓。这就是现在杀了远不止一个“刘青山”还“前腐后继”的关键所在！
古今中外社会不稳或改朝换代，根本原因，难道是生产力发展不够快？还是因社会大不公引发的？公平，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理解为“绝对平均”！正如一部名著上说的：“随着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一种常态，中国的宣传和政策越来越偏袒有钱人，对不当致富的人及其行为缄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他们。事实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中低阶层挤压的基础上，许多人的‘富起来’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动的结果，而且他们积聚财富、隐藏财富的方式不可能带动社会其他阶层经济状况的改善，在他们迅速致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正经历着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化。”
《老百姓关心的16个国事难题》，世界银行先前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什么社会状态才是文明和谐幸福的？只要一提到那个没有资本剥削、两极分化、贪赃枉法、买官卖官、雇凶杀人、假冒伪劣、黄赌毒黑、下岗失业、拖欠工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血汗工厂、黑窑黑矿、拐卖人口的年代，人们就会充满自豪感与幸福感，就会自然而然地回顾那个时代的领导作风，干群关系，党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政府与老百姓的唇齿相依，难忘那个在毛主席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领导吃苦在前、以身作则、国威天下的光明时代。那个“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时代，正是毛泽东的领袖风范和他始终不渝的群众路线铸就了那个时代的金光大道！
毛泽东时代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所以很少司法资源即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且行政成本微不足道；今日不仅“立法大跃进”，各种司法资源密密麻麻，队伍空前，装备超前，乃至“武装到牙齿”，怎么还弄得“腐败难以遏制”、“刑事案件大量上升”“群体事件有增无减”？每年二、三百万人自杀，几十万人因污染而丧生，上千万被逼流浪上访，黑砖窑、黑矿主、黑社会、黑心老板、血汗工厂制造多少人间灾难？有人想起‘总设计师’执政那阵，大兴“伤痕文学”，如今若来个继承“传统”，让大伙也能倒倒“苦水”，会不会弄得“罄竹难书”、“洛阳纸贵”？
“乞丐、小偷、妓女、强盗风起云涌；罢工、讨薪、上访、闹事波澜壮阔；又是公安又是武警，长枪、短枪、冲锋枪、盾牌、骑警、大狼狗；防盗网、防盗门、电子眼、防抢防骗，防不胜防；灭黄灭毒，越灭越猖狂；胡长清、李真、陈良宇、郑少东、皮黔生、朱志刚、许宗蘅、谢韬、李锐、牛鬼蛇神群魔乱舞；贪污腐败层出不穷，先进先富先入党，天下为私，反认它乡是故乡。”
是警察武装到牙齿、是无数法律法规、是到处封堵禁忌、司法资源动用越少越好？还是各种国家机器一齐上仍事倍功半好？在那个年代，许多单位都有真枪实弹，职工定期打靶练武，人们更谈不上富裕，可一个地方几万人也没见一个武装警察什么的，所谓的刑事案件（别说恶性的）发生率更可想而知！
海水是咸的，有人偏说是甜的，以为这是给海水“面子”；包公的脸是黑的，有人偏说是白的，以为这是给包公“面子”。同样，对“改革开放”盲目地歌舞升平，才是一种地道的别有用心！它根本违背总设计师的初衷：邓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说过“改革”一定全是成功、一定不出问题，他早在一九八五年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新京报》2005年8月6日）
五、反思“治国大道”
毛泽东在与人讨论《资治通鉴》一书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自古及今，官都是民的榜样，“一把手”是官的榜样，当官就是树榜样。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都是客观存在。上梁正，下梁就不歪。要歪，也歪不到哪里去；真歪了，也可以治！官风正则民风正，头儿正则队伍纯。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吃的东西非常紧张。毛主席跟大家一样，好长时间里，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是个普通的市民，一样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业卷等。我们要和老百姓一样，不管有什么困难，一起共度难关。”（新华社《特稿：揭开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
回首建国前三十年，难道那时的“法制”比现在健全？为何那时杀了一个“刘青山、张子善”能使腐败“打住”，而今杀了远不止一个“刘张”却前“腐”后继、甚至愈演愈烈？
古今中外治国大道如出一辙：要想治好理顺，一要上梁正（今日美国，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5年推出了《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二是弄明白谁会祸国殃民？即哪类人群有这个能量？是掌权有钱的人还是无权无势的底层百姓？毛泽东始终坚持“治国先律己”,“治国先治吏”,“节制改造资本”社会就官清风正，百姓就明理有德。有钱也无法使“鬼推磨”，自然举国上下心齐气顺，即便“十年动乱”，也不会出现“腐败，失业，黑社会，拖欠工资、假、冒、伪、劣，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五毒之害，走私、倒卖文物、贩卖妇女儿童，卖官买官，癌症村、艾滋村，‘黑砖窑’，黑心矿主，‘血汗工厂’外债内债，物价暴涨。”等等劣迹！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做清官难、做好人难、甚至到了见危见难不敢救助、以至于连吃什么安全都心中无数时，该不该反思点什么呢？指导思想没有问题，政策决策没有问题，自身自家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做清官难、做好人难、甚至到了见危见难不敢救助、以至于连吃什么安全都心中无数时，该不该反思点什么呢？指导思想没有问题，政策决策没有问题，自身自家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一个让人纠结的现象：过去大批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冲破西方重重阻截舍弃诱人名利纷纷回到一穷二白故土投身建国，如今盛世却有那么些精英豪富成群结队移居海外，一年竟有百万之众！？难道当年的“海龟”们都不识时务！？
可是，你看：无论社会被弄得如何问题成堆、危机四伏、民怨沸腾，当事者谁有过什么担当？有过什么认错？那怕一句道歉！？如有，那就是“毛泽东的错”、“计划经济的错”、“政治体制的错”、“文革遗毒的错”。而自己永远是“没有谋过私利”、“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全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说，工作人员的道德问题应该说是核心问题，在执政和运用权力过程中，要不断强调和重复个人的职业道德。只有每个公职人员都有责任心，才能不断改进政府的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减少腐败现象。”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话，是否刺破了官场乱象的要害？
六、反思所谓“闭关锁国”
过去的年代真是“闭关锁国”吗？读读《论十大关系》，人们终于一目了然：我们应该学人家什么，应该有怎样的“主心骨”？不用说立国之初拥抱海外游子回国，不用说签订《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不用说七十年代引进十数项成套工业设备，不用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与一百多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那“香港回归”，也都是毛泽东先生在七十年代与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定了、并称自己因年老只能“由邓小平等年青人去办”的。（见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所以，有人说毛泽东“保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纯粹是无视当年的国情、世情的“想当然”！
我们现在是不“闭关锁国”了：连金融、央企这些国之命脉的改革都要把洋人请来当教爷，于是28个主要产业部门中的21个被人家控制，以至连国人一日三餐的口粮都命悬一线。至于那海军将领所言“领土不能越守越少”，普普通通“P民”即使议论纷纷又能怎样？把“开放”折腾成“放开”，把血汗钱送给人家花、把关键行业送给人家操纵、一言一行都观洋大爷脸色而动，这世界哪个国度有我们这般“大方”？
七、反思“饿死3000万”
说到“饿死几千万”，这在过去“非毛化”“去毛化”疯狂年头，曾不止一回被炒得沸沸扬扬！可“炒作”毕竟见不得阳光：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故，既没有国家级统计数据，也没有权威论证，有些“学者”竟然拿“学术界推算”就慌忙结论为“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甚至有的所谓“高级记者”大作全以道听途说为“证”，这还有一点“学者的风格”吗？！你把“推算”或“传说”叫成“历史记录”，是想“自欺”还是“欺人”？是别有用心还是故意煽动？还有多少“学者”、“专家”能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
再以实践的观点剖析:
1、早有不止一位历史研究者指出：日本侵略军从9·18入侵中国到投降的十余年，烧杀抢掠仅南京一次就亡我同胞30万人，而民国公布的累计死亡数也不到“3000万”，难道仅三年灾害就能“饿死”如此天文数量？
2、笔者有位在上海某大学做学术研究的早年同学，他出生在苏北最穷的一个县，在所谓“饿死”的时期，其父确实得了浮肿病，但后来是政府开仓收治了所有的浮肿患者，自己还曾去“探望”蹭了一顿红米饭加大白菜烩粉条。据他回忆，当时他的家乡并未有关于某个人饿死的传说，但乞讨之人是有的（他那里每个生产队差不多都有几人，不是每家都有）。对此，他不无调侃地地问：“‘推算’能当数？还要统计局干什么？把‘推算’当‘记录’的‘学者’，算我孤陋寡闻，没见过！”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智商再不济，一笔简单账总该会算：当年全国人口不足6亿，那就是说不到20个人就有一个饿毙，请“学者”们面对：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如今尚有数亿（50岁以上者），你愿让他们“公决”吗？！
八、反思“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在《资本论》中，有多处对比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指出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陈云曾经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陈云同志曾在总结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经验时指出：“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陈岱孙，指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险恶用心：西方要求这些国家：“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之为市场经济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集中计划经济国家。西方国家的学者都承认，他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世界银行这个垄断资产阶级的金融组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报告中，客观的肯定了计划经济的成就：“计划制度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３０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国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
市场，真能“有效”配置资源吗？看看这些年的事实，还不够触目惊心？毒品可以进“市场”，假冒伪劣可以进“市场”，婴儿少妇可以进“市场”，公章文件可以进“市场”，官阶肥缺可以进“市场”。对外“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对内什么赚钱一窝蜂地上一窝蜂地抢。仅假冒伪劣商品、豆腐渣工程，到底是配置资源还是浪费资源？仅销售产品一项，销售人员满天飞，不说天价费用与“竞争贿赂”，这交通资源是“有效配置”的吗？你还敢拿矿产资源、生态系统的破坏掠夺去证“实”吗！
九、反思“崩溃边缘”
有人不厌其烦地向国人宣泄“文革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事实果真如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著《数字中国》一书指出：“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重工业增长了90倍。1950—1977年工业产量平均以年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也年增11.3%。这是世界同期最高的增长率。如69、70两年GDP增率分别达16.9％、19.4％。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几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三线建设、服务行业、资源土地、义务劳动等等创造的价值等。如果按市场经济的GDP上报方法，其综合经济增长数据应比公布的统计数量的多得多！
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据中央电视台），如获准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一项也没有（据科学时报，中科院中国千年科技回顾）。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浩劫”在哪里呢？
周总理在1975年1月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建国57年来（1949-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5%，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近28年平均每年增长9.7%。如果我们不信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信《国家统计年鉴》，就来听听邓小平自己当年亲口说的话吧：1974年12月17日，邓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1979年他还说：“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在《历史决议》中可搜索不出“全盘否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字眼！
“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求是》2009年8月16日）
现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的产值计算在内的，它约占25％左右。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因此按可比性较强的工农业总产值来比，前30年的8.2％就会高于后30年的不到8％。这样，怎么能说前30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到计划经济后期，中国的一系列人文发展指标明显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1980年在对中国的经济考察报道中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最显著的成就，则是在生活需要方面使低收入群众比其他穷国同类人好得多。”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的第十版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它[中国]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主席去世前全国粮库充满：存粮5000多亿斤，棉花500多万吨，黄金600吨，20多亿美元等。1976年后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的总和。
据了解国庆60周年大庆，经过天安门广场检阅的尖端武器，没有一样是后30年内开建的企业所造，全部是前20多年建立的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么实在、多么辉煌、多么伟大。如果再加上那时已经搞起来的如大型飞机、航空母舰、核潜艇、远程轰炸机等百多个科技军事强国项目，不被走资派在改革开放后统统砍掉的话，成就将更加巨大。
若非要说“动乱”、“浩劫”的话，有学者指出：文革初始，有人私自向高校派工作组，不到一个月就把北京上万人打成反革命。仅在清华大学，几天内就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待文革发动了，马上又变成极“左”，提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口号（现在一般人都以为这口号是“四人帮”提出来的）。如此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搞非组织活动，才叫“动乱”，因此而干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才有点“浩劫”的苗头。“文革”的这伙“始作佣者”的“杰出贡献”却在《历史决议》中只字不提！
正如长期研究“文革”的学者所言：“文革”所以要被“彻底”否定，其核心无非是这场革命，触动到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不允许有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人们不知道，那先被抓起来再立法定罪的4个人谁是腐败分子？谁有家财万亿？那被骂成“女皇”的人耳朵上是否戴着翡翠耳环价值能超过三辆顶级法拉利？
如果有的人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就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人就是为了自己遭遇的所谓不公就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的人仅是为了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得的非法利益、以权谋私获得的既得利益而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的人打着拥护某某某的旗号而对文革搞“彻底否定”，笔者以为都经不起历史与人民的考问和质疑的！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决定，她的每一步骤都是依法和依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决策的，毛泽东没有搞“宫廷政变”，也没有搞“垂帘听政”；同时，文革又是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不可否认在其中确有遭受冤枉的人，但毕竟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后期的平反甄别是应该的），难道全国人民都是“群氓”？何况在文革中的国家经济、科技成就、外交的辉煌等等各项硬指标在《历史决议》中早有定论（可搜索不出“全盘否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字眼）！何况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任何弊端！何况文革对世界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对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影响，对公民思想健康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搞“彻底否定”究竟是科学态度还是别有企图？！
文革，是一段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巨大历史。对历史，只能研究因果，只能探求真相，只能吸取经验与教训，而不该把它“罩”起来或涂抹掉。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何况，按总设计师所言就是“缺点、错误”而已。所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应该成为国人的雷区、禁区，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连外国的专家都能介入其中，我们作为“自己人”为何置之度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思想解放”这么多年，难道连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都没造就？！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正因为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忽视了应该站在国家、民族与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看待文化大革命，才会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出现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又久治不愈的恶症？？？才会“发展”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却从生老病死有依靠跌到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悲惨境地？才会“改制”了廖廖数年公有制经济基础就失去了大半壁江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企卖光、耗尽？才会“基尼系数”迅速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才会不该富的富得流油、不该穷的穷得精光？才会有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所称的“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也才会有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英明决策！
人们在心中是怎么评价一个“公仆”的呢？那是否要看：
1、为多数人谋幸福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以身作则以正治官还是以权自霸？其理论政策使国泰民安还是五毒丛生、国威弘扬还是忍气吞声？各项事业文明进步发展、为国奠基、为民积累，还是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寅吃卯粮、仔卖爷田？党风官风是公正民主清廉还是官商勾结罔顾民声一言堂？
2、要看施政的合法性？毛泽东领导时所号召、发动、处理的任何重大事项，都是经过中央全会或政治局多数或全部成员讨论同意的。这从组织原则上首先体现了“程序正义”，决非“宫廷政变”、“垂帘听政”或者是什么“枪指挥党”！所以，毛泽东永远是站得住脚的，永远是得人心的，永远是经得起历史、经得起人民、经得起法律的审查、经得起反思质疑！！毛泽东个人一生都能如此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就因为他执政为民，没有私心，不搞“家天下”！正如《历史决议》所言：“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3、一个人是不是伟大？不比很难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对建党、建国的贡献，要看他（她）对党与人民的态度，要看他（她）的经典著作、理论是否经得起人民与历史的检验，要看他（她）的知识、智慧、远见、胆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对亲人、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仅仅在位时且在离职或去世后人们的怀念程度。这些，都不是少数御用文人或亲生子女或亲自出马拍电影、电视、造书所能达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伟人得天下只是一步，长久地得人心才是万世之功！一个纵容家人大发横财逞意官场的弄权者，不论他在位时如何表演，如何显赫，人们最终会看穿他、鄙视他！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民都会反思，人民正在反思。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民都会反思，人民正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