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半, 陈小鲁推开“庆宣和”会所养心厅的门。他匆匆趋前，握手打招呼。我们头一回见面。没有寒暄，他直奔主题，急着问：“你看是先谈话，还是……”他朝正中央那张红木大餐桌扫了一眼。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
我请陈小鲁订一个午餐地，最好有些故事的。他选了北京西城兴盛街上的这家会所兼茶社。他说，这是朋友的地方，也是他的母校——北京八中同学会的大本营。现在他是八中同学会的会长。下车时，我才注意到，会所的正对面, 就是八中校门。而“八中”正是向来低调的陈小鲁最近成为新闻人物的直接导因。
平头短发，多半已银白，一米八的高个子，陈小鲁身着一件休闲的米黄夹克衫，拉链提得很高，几乎到了军装风纪扣的位置，领口露出里面红褐色衬衣一角。
两人坐定，占了这张十人圆桌的一隅，有些孤独。窗外，京城有雾霾，给室内投下的是阴暗和灰蒙，很难刺激食欲和味蕾。这是北京时下典型、有最低消费的高档会所包间：四、五十平米的样子，红木格调，铺着地毯。进门是沙发会客区，中间一大块，大圆餐桌，靠窗立着一个书桌大小的大茶几，是茶道。
小鲁问，咱们吃什么呢？他招手喊来服务员，得知他的朋友、会所老板已安排了标准套餐，席间的气氛立时轻快起来。初次见面，要在硕大的餐室，一对一，协商吃什么的问题，毕竟有些拧巴。
1966年，文革爆发时，陈小鲁就读高三。他是北京知名度颇高的学生领袖，八中文革委员会主任，之后又发起组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西纠”。
新闻在他身上聚焦，更因他的“红二代”特殊身份：中共高层领导人、曾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之子。见过陈小鲁的，都说他的容貌与他父亲陈毅酷似。坐在他跟前，你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力量，甚至有刹那间的幻觉，仿佛陈老总再世。
生于1946年，陈小鲁今年67岁，已到了文革时他父亲的那个年龄。前不久，他就文革期间的行为向当年遭受批斗迫害的老师鞠躬道歉，重提反思文革，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
餐桌中央的转盘上，标配的菜多已上齐。两位食客，动作并不积极。我们各自喝着海参汤，片刻的沉默。转盘上，刺身三文鱼，月牙骨，乡巴佬豆干，丝瓜炒虾仁，小炒驴肉，安静地趴在那儿。
他说，十月初，他代表当年八中同学向老师正式道歉，就在这家会所的另一个包间。
我问起正对门的母校。他说，已全无八中当年的影子。红砖楼、邻近的胡同和操场都拆了。他说起文革初年有关八中的细节, 用的完全是当时的语言，人和事，时间与地点，校长书记，黑帮，西纠，靠边站；6月8日，工作组进校；6月9日，校领导靠边站；6月10日或11日，工作组召集开会，让他讲话；武斗。批斗。自杀。他把我当成了一位当年老同学，半是回忆，半是确认。这些细节，他应该已经叙述过很多遍。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局内人，都有份。
我把话题拉回到“道歉”那天。
问：那天你代表同学道歉，有没有当年的老师虽健在，但最后决定不来的？
答：好像能来的老师都来了。我之所以要道歉，是因为我们的造反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才导致了侵犯人权，践踏人格尊严的行为。不然的话发生不了。我道歉时没有提及任何人，我没有把它归罪于毛泽东、或归罪于“四人帮”。我觉得，反思就是自己的事情。
问：再过两年多，文革爆发就五十年了。最近究竟是些什么事情触发了你公开道歉的念头？
资料图：“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其实我对文革的反思从66年8月就开始了：中山音乐堂批斗会的武斗，校党支部书记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都给我心灵巨大的震撼，所以我发起组织了“西纠”。1988年我们组织同学会，90年同学会设立奖教金，都是反思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突发奇想。
现在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文革就是反贪官。文革失败了，走资派上台。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并没有经过文革，认为那是老百姓的盛大节日，打贪官。另外一点，最近很多记者采访我，认为文革有回潮，特别提到重庆。我说不是回潮，文化革命虽然过去了，被否定了，但是造成文化革命的基因还在。什么基因？就是一种暴戾之气。
我最有感触的是2011年老百姓反对日本购买钓鱼岛，国内有游行。为什么打日系车的车主，都是同胞？有的被打得很惨。当时不是一个人哪！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来保护日系车主？人有暴戾之气，少数人的这种暴戾之气是能绑架群众的，威吓群众的。
文化革命为什么出了问题呢？就是因为维系社会的一套制度，政府、警察、公安全部取消了。首先校领导变成批斗对象，老师管不住学生，学生确实自由了，文化革命允许你自己成立什么组织，成立红卫兵，成立战斗队，这都是社会组织。共产党什么时候允许成立过这种组织？特别是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性组织。毛主席搞大民主。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把恶的那面发挥出来了。
文化革命后来是遭到了否定，但是解决问题没有呢？我得出一个结论，文化革命是违宪，两条：一个叫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谁不造反呢？那不造反就没理了。你遵守正常的秩序，你服从这样的领导，那都是没理的事。还有一个叫做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什么意思？就是群众想把你怎样就怎么样，可以不经任何公安的侦查、检察人员的起诉和法律的裁决，都没有。很多人就这样死于非命，或身心受到迫害和打击。反观现在，政府的暴力执法时有所闻，老百姓的暴力争斗也时有所闻！
文革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它的基因还在作祟。记者来采访，我一般会反问一下，哪年出生的，有的70后，有的80后，甚至有90后的。我说你们回忆一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讲过宪法没有？讲过法制没有，有没有讲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回答，都没有！
问：听到一种看法，你在文革中并没有打人，因此不必道歉。或认为，这是作秀！
答：是有同学给我发短信, 说如果要道歉的话，你也是最后一个！但是，当时八中有一千多名学生，并不是人人都造反了，八中有许多干部子弟，也不是人人都造反了。我造反了，而且是头头，所以应该反思，应该道歉。
问：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和国家是不是应该对当年这段惨痛的历史作更深刻的反省？
图：今年10月，陈小鲁就文革期间行为向老师鞠躬道歉答：我是这么看的，不能说政府和执政党一点反思没有，我们不是有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吗？它对文化革命是彻底否定的。反思够不够呢？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反思充分的话，你首先应该强调宪法的权威，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你应该在学校里开这个课，为什么没有做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我问那些记者，他们都说没有。所以就是反思不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路线问题，就过去了，并没有看到文革这种基因以及人性之恶的那一面。
问：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无法避开毛泽东这个巨大因素与他的影响力。你父亲和毛泽东在中共革命的早年就有合作，井冈山时期还曾领导过毛，两人私交也比较特殊。小时候，你们全家就住在中南海，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有近距离接触。你觉得，毛泽东倒底是怎样一个人？
答：他是领袖型人物。毛主席和很多共产党领袖一样，有救世主的情结，要改变世界，救民于水火，他有他的一套理念，并为这套理念而奋斗。当然他这个人很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你既然打下了天下，应该功德圆满了。他却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建立的那套东西再打掉。
问：是不是说，他做了皇帝，还要继续革命？
答：对啊，他并不满足啊。当然，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可能有种种因素，包括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一种官僚主义倾向，可能会步苏联的后尘。
问：你相信毛泽东讲的话吗？他的言与行有没有矛盾？
答：两种情况，在重大的哲学问题上，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但是到了具体问题，比如对某个人的评价，讲他坏和好，就不一定，完全是权宜之计了。
问：下个月，就是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了。当年你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的那个慈善的毛爷爷，回头看，你如何评价？
答：我的评价还是一样，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经过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最后把中国整合起来的是毛泽东。后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很多成就，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好，和那时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打下的基础，还是有关联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关联。他还是一个领袖吧，有功有过。而且，他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问：今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假定上天让他走出纪念堂，放个假，看一眼当下的中国，你觉得毛主席会说些什么？
答：他肯定不满意了，因为贫富差距。他搞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要由下而上地揭露体制的黑暗面。你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或者是乌托邦。这是他的理想。关键问题是，为了这个理想，他没有走民主法制的道路，还是采取另一场革命。
问：他发起文革，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秩序与运行，社会陷入混乱，生产停顿。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他不明白这场革命对全中国的致命影响？
答：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代价。包括打倒老战友，他觉得这个代价是要付出的，就像打仗一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觉得他的思想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试一试。这个东西是比较要命的，一试就试了十年。到了晚年，毛的心情比较凄凉，他知道这个文化革命失败了。
问：你父亲因对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说了些话，被毛泽东批判为“二月逆流”，很快遭到边缘化。1972年去世。毛泽东最后一刻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穿着睡衣赶到八宝山公墓。当时你作为家属在场，毛泽东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答：主席对我父亲有感情。两人在井冈山相识，也曾有些恩怨。我父亲被批“二月逆流”时，当时认为他的讲话是反林彪的。但后来证明，林彪跑了，陈毅没跑。毛主席可能对我父亲有一份愧疚之心。那天，在八宝山休息室里，他说了四十多分钟话。大意是，陈毅是立了大功劳的，是坚持革命路线的，和项英不一样。他特别点了项英；然后跟我们小辈讲，你们还年轻，你们不懂世事；而后，又讲到林彪跑了。当时，西哈努克也坐在那里。他说，我告诉你林彪跑了，接班人跑了。
问：从文革开始，我看你的经历，很坎坷。你好像很早就开始对政治和权力保持一段距离？
答：也不能这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受党的教育很深，我相信这个，现在还是这样。有人问我，你认为中国当下怎么样？你希望看到怎样的中国？我说，我希望回到井冈山时期：朱老总一军之长，四十岁要挑粮上山，毛委员和红军战士都是一样的伙食。共产党的理想，当年之所以有力量，按毛主席的讲法，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国民党士兵在白军里面就怕死，到了红军就勇敢，什么使他转变得这么快？就是平等、民主。他到部队一看，共产党的军长跟我一样，还挑粮，这个反差太大了，国民党军官能做到吗？这里有军事民主，有经济民主，还有士兵委员会，有什么意见可以说，他立刻就变化了。这是为我打仗，我不是为别人打仗，我不是吃粮当兵，我当兵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他就勇敢。不是靠你宣传，最大的宣传教育在于实际行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伤亡是最大的，共产党员伤亡是最大的。我们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也一样，最后的办法就是干部带头，喊共产党员跟我上！
问：你说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可能只有在一个政党在野的情况下才做得到吧？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那个年代吧？
答：我不期望完全能回到那个年代，三分之一也可以。对待老百姓得好一点吧，对待自己要求严一点吧。朱老总挑粮可不是一百米、二百米，那是从黄洋界一千五六百米的高山，从山脚挑到山顶。可不是咱们（领导人）现在种树，坑别人都帮你挖好了，树也放进去了，你就弄上几锹土。这个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现在不可能回到那个年代了。但在精神上起码能有所要求。你当官就要尊重老百姓吧。
问：小鲁，你住在北京，不会不感受到老百姓对太子党或者“红二代”的反感，甚至厌恶？
答：网上都看到了。相反，私下里，人家给你面子。同样的，我也得给别人面子。
问：不少“红二代”有很深的“红色情结”。是否说白了，他们觉得，是老爸打下的红色江山。作为后代，他们有份？
答：没有，我没这个想法，我最反对这种想法。江山不是你老爸打下来的，牺牲那么多战士，是老百姓打下来的，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很重要的教育，父亲讲“一将成荣万骨枯”。我们说是父辈打下来的，父辈包括战士和老百姓。
问：你这辈的“红二代”也上一定年纪了，怀旧了，经常会有些聚会。如果碰在一起，谈的最多的是什么？
答：有什么主题就谈什么主题，比如像贺老总那时候有什么纪念活动，那就讲贺老总。也不排除谈论一些历史问题，一般这种场合下，大家也都不会公开地争吵、争论。
问：“红二代”对当下的现实怎么看？
答：当然是不满居多，特别是前几年。一是对贪腐问题很反感，是有共识的。另外就是天气。雾霾是我们常谈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问：贪腐问题，一般的老百姓有抱怨或者情绪激烈。你说，“红二代”或者高干子弟也在抱怨贪腐，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你们就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答：真正的“红二代”，和现在更年轻的“官二代”不同。所谓“红二代”，指的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文革前那批中共革命干部的后代。那时，行政级别13级以上的算是高级干部。其实，没当高官的“红二代”，生活都很普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中等收入，生活得很好的不多，当高官的，发大财的不多。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连自己旅游的钱都没有。当然了，他们的日子比老百姓好一点，但也有限。像我们这样经了商的，好一点。话又讲回来，像我的企业，我是纳税人，我不吃皇粮，我是自食其力的…… 我们八中的“红二代”，很多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贪腐的比例很少，说明这代人受过传统的教育，有他的担当，有他的抱负，也有他的自律。老百姓对“红二代”有这样的情绪我也很理解，比如最近审判薄熙来，老百姓好像认为“红二代”都跟薄熙来一样，可能吗？
问：你熟悉或了解薄熙来吗？你们两人的父亲，陈毅和薄一波，都曾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
答：小时候，我们接触不多，薄熙来年纪比我小一点，他在四中，我在八中。我当时跟他哥哥薄熙永接触多一些。后来他就去大连当官了。其实我对薄熙来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个人有干劲，有一些抱负，比较张扬一点。他是不是有野心，咱们也搞不清楚，其实他到了那个位置，再想往上走走，也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打黑快出成果，纵容王立军这样的酷吏去搞逼供。但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他个人问题，这个制度在那儿摆着。你以为这种做法就只在重庆啊？！现在揭发出来的很多单位都是差不多的。他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是把律师抓起来，这下子触犯众怒了。所以我始终有一句话，重庆也好，任何地方也好，都不是回潮。是文革的基因，在那里作祟。
问：薄家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据说比你们陈家的境遇更悲惨，多人遭关押。但薄熙来从政之后，动用的也是当年的残酷手段。难道政治就是这样？
答：对！搞政治有潜规则，极端实用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你在这个国家当官，当久了，就习惯成自然了。有人给我挡道，我就想把你搬开，至于用什么手段，那再说了。我想种树，你反对，那我就罢你的官。
问：像这样心态的中国官员现在多吗？
答：太多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讲的文革也是这个问题，你想成事，有抱负，是好事。但总要有个界限，有一个底线。中国发展到现在，咱们要采取文景之治，我始终主张本届政府搞文景之治，因为欠债太多了。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你欠了多少债？环境债，污染债，水资源短缺，产能过剩，怎么办？就是要调整结构，就是咬咬牙忍住。现在老想着两头捞好处，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人民币超发，你就得少发一点，少发一点肯定会影响经济发展，掉下来就掉下来一点，没有关系。政府手里还有那么多钱，你可以去救救老百姓。你老搞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又没有效益，怎么办？
问：薄案发生后，你吃惊吗？
答：当然吃惊！杀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别的我倒不吃惊，贪腐也不是他一个人贪腐，有的比他贪的还多！有些事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看他的心思不在钱。反正你管不住自己的官员，就会出大问题。
问：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你从部队调入总参二部。1981年冬，你被派往伦敦任中国驻英武官助理、后升为副武官，待了四年。应属较早一批接触西方的中国高干子弟。
答：那段经历是一种启蒙。出国前有培训，看的材料说的还是伦敦雾。冬天，到了伦敦一看，蓝天白云不说，底下青草如云，盖着白雪，一下子就颠覆了。什么伦敦雾啊？！我们当时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但到这里一看，好像这三分之二人民生活得比我们好。非常强烈的反差。你就知道了，过去你听到的东西不那么真实了，就要重新思考到底怎么回事，重新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弊病，什么优势。你说它是垂死、腐败的，这个论断就有些问题了，它的制度当然有它的长处。所以当时老邓提出来改革开放也很正常，人家经济发达、工业发达，科技发达。
问：你从政的最后一站，是八十年代中期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后出任政改研究室社会局局长。时任中共总书记是赵紫阳，“六四“后遭罢黜, 政改研究室也遭解散。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后半生的选择，决定彻底退出政坛？
答：对我个人来讲，是改变了。如果没有这个事，我可能还在军中发展，也不会轻易下海。文革以后我们还是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觉得四人帮粉碎了，我们的体制应该很好地改变一下。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多成果。到了86年、87年，中国是蒸蒸日上的。我之所以最后离开体制，是我在“六四”之后发现，很多东西根本没变，还是老办法。我跟当时的工作组讲得非常明白，我觉得你们在搞什么呢？不就是“四人帮”那套吗？工作组说，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问：你是一个“红二代”，当时决定这辈子不再从政，纠结吗？
答：我不当官了，毅然决然，没有什么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在部队时，让我说违心话，我不愿意，说就走呗，天下大的很。我幼年的成长环境比较宽松。我父亲从不问我入党入团的事，没有这种要求。第二，你学习成绩及格就行。别到处胡来，不要当纨绔子弟就行了。
问：你容貌很像你父亲，你的性格像他吗？
答：我父亲比较洒脱，我更潇洒一点。我都离开了这个体制，不是更潇洒吗！我父亲没法离开这个体制。他那么大官，想离开也离开不了。所以你当了高官反而有问题，就在我那个位置上退下来，谁也不管你，天高皇帝远。我后来就自诩为“无上级个人”。没人当我的上级，比如我要出国，办个签证就完了。过去你要当官，还有政治审查你能不能出国，有限制，如果大官的话，一年只能出国两次。
问：1992年，你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从商。父亲的背景、体制内的人脉，还是能帮上忙吧？
答：有一些，不但是体制内的朋友，包括我父亲的名声，都有作用。但是我们经商并不完全靠这些玩意。
问：你觉得现在当官的，和你父亲那一辈当官的有什么不同？
答：那时当官的，还有一个主义，还有一个信仰在那。现在当官的，就不知道了，往往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更重，眼睛向上看的更多些。那时当官的也不能说眼睛不向上看。
问：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以他的性格，对当下的中国时局，会说些什么？
答：我觉得，他还是老一代的观点，对现在的贪腐他肯定不满意，对收入分配的差距他肯定不满意，同样对现在的环境污染他肯定也会不满意。但是经济发展这方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综合国力增强了。说句实话，对中国的革命，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毛主席那两句话，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中国的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就是这样，它不会是一下子就搞好的。但从整体上来讲，现在已经相当开放了，你说搞文化革命还能一呼百应吗？不可能了。
问：“六四”事件，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的一个黑疤或阴影，这个事情最后会如何了结？
答：这有一个时机问题，还有一个性质认定问题。如果性质认定解决了，就等时机了。从根本上来讲，文化革命的教训，以至后来的一些挫折的教训就是，如果不从深层次解决违宪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领导人是来来去去的。现在一个领导人顶多干十年，每个领导提出一些新的口号，十年以后就要换一个口号。但是法律这个东西是长远的，它决定着国家的体制与制度。所以我觉得治国也不难，按照宪法办事就行了。宪法不足的地方可由其他的法律来补充，实在不行，可以修宪。治国是有程序的，国家有序的运作，才能把国家真正整合起来。
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快到了。海内外舆论都很关注，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走。你与习近平总书记是同辈人，背景也相似，有怎样的期待？
答：我没啥期待。期待也没有用，关键在中央决定。现在有各种说法，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重点应在经济体制改革吧，比如土地流转，金融改革等。经济层面的改革会多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会滞后一点，不会有太多的动作。咱们说句老实话，你依靠的队伍还是原来的队伍，也没有换人，这些人执行政务，会完全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得慢慢来。要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要一百年，你得培养几代人。
问：你说慢慢来。中国还能承受慢慢来的代价吗？
答：问题不大吧，现在也不愁吃穿。多数老百姓可能对生活不大满意，但过得去。他不见得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政权，但是也没觉得这个政权有太多的坏处。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国际比较的角度，好像西方也不是太美妙，这个给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很大的空间。中国政府不管怎么样，还在做事吧，投资也好，扶贫也好。
问：你是说，眼下就东西方发展态势的对比，中国不太可能在政治制度上做一些大的改革？
答：再说，就是十年不干什么事，维持现状也能混得下去。你知道国内有多少钱啊，什么事干不成啊！最近英国高层访华，我看英国媒体上说，英国政府是在对中国磕头献媚。最近走了很多国家，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的声音，有的是政府的声音，有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人家对中国人一方面很不屑，同时也很敬重，毕竟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人算什么？东亚病夫，你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可能不屑于理你，可能对你同情一点，给你点施舍。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是大户，他看着你觉得嫉妒。不一样了。
问：“红二代”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对当政的“红二代”领导人进言，就国家大事提提意见？
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一般没有。为什么呢？如果他当了官，你讲话他爱不爱听，这是第一；另外，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对他是个放松的机会，你给他提个问题，干嘛呢？人家本来跟我们聚一块，是聊聊天，回忆过去，对他来讲是放松。官场那么紧张，你突然说你这事做的不对，至少我不会这么说，除非他提出来，要听我的意见。我从来不写信，我要写就写公开信，交给谁都不好。
午餐临近尾声。
我问小鲁，现在闲下来了，做些什么？他说，他和太太（粟裕将军的女儿）经常出国旅游，已经走过了104个国家与地区。每年外出旅游平均一百天。在提到台湾、香港、澳门时，他都特别在每个地名后加上“地区”两个字。陈毅当过近10年的中国外长，小鲁是武官出身，这些国家利益的细节表述至关重要。
他送我厚厚一册他编辑的陈毅影集，书名是他父亲的一句诗：“真红不枯槁”。我们移到大餐桌的另一半。小鲁借了一台会所的手提电脑，让我看看“道歉会”当天的照片。因不是他所熟悉的电脑，照片在屏幕上频频跳脱，他焦急起来。他指着照片上一位年逾古稀的女老师说，道歉会上，是她站起来，向我鞠躬，谢谢我在文革时保护了她。
餐桌上，还留下不少菜。这是中国常见的情景。想起近来习总书记与中央政府倡导节俭，颇有些内疚。与陈小鲁道别时，他正坐在餐桌的手提电脑前，专心地查找什么文件。他抬了抬头，与见面时一样，没有客套，匆匆作别。
走出会所，午后的秋阳，有些萧瑟，门前的街道亮堂精干了些。八中校门口，两位管停车的老大妈，扎着红袖章，正在值勤；校门口，一位穿着准警察制服的年轻保安也在值勤。他们都在维持各自的秩序。
47年前， 20岁的陈小鲁就是在这里走向一场疯狂而残酷的血色革命。这顿午餐，就像是他邀我直面一位无情的历史证人。街对面的八中，咫尺天涯，是伴随他一生、无法逃避的十字架。这条十字架，陈小鲁扛得很累，有些是父辈的红色遗业，有些是自身悔悟反思，同道与叛逆，理想与矛盾，难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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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宣和宴会，北京
刺身三文鱼
巧拌月芽骨
乡巴佬豆干
冲浪话梅参 2份
剁椒小黄鱼 2份
丝瓜炒虾仁
小炒驴肉
清炒鸡毛菜
果盘 2份
刀削面 2份
美点双拼
蓝莓 1瓶
528元人民币/位
以下是英国《金融时报》对陈小鲁的采访。陈氏乃是红二代的领头人之一。理智善于反思，内敛不喜张扬，富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但父辈情结太深，很难做到真正客观。对毛功过，口气过于轻松，对自己有所批判，可喜可贺，但毕竟是既得利益者，从吃饭的选址到仅仅528元的海参席，都感到特权在握；另外虽然不从政，但生活方式不亚于明星大腕。和夫人一年在外旅游100天之多，去了104个国家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