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英国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今天公布了95岁的桑格去世的消息，这位二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昨天在睡眠中离世。他两次的获奖工作都是涉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质和核酸）的一级结构或顺序。
桑格是位相当低调的科学家，但是这并没妨碍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以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嘉奖他，虽然他的DNA顺序论文比哈佛的竞争者晚发表了半年多。桑格亲口说出他在剑桥读本科时属于中等水准的学生，当年在考试成绩出来后得知自己还能在剑桥继续读博士，他多少有些意外。桑格在剑桥读博士的直接导师也不是什么名流，他随一位博士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桑格拒绝英国女王准备为他封的爵位，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称他为＂Sir"。桑格六十五岁那年准时退休，所以他整整享受了三十年的与花园相伴的退休生活。桑格的父亲曾去中国当传教士和医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桑格则接受上海生化所的洪国藩去英国剑桥进修。
今天英伦失去了一位绅士，全球科学界则为一位曾经改变世界的长者送行。下面附上笔者漫谈桑格及其研究所的博文以示纪念。
诺贝尔奖原创性工作的发表与趣闻: Sanger的酶学法DNA测序
图五：桑格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时的照片。左边的照片为40岁的桑格于1958年第一次获奖，而他在1980年再次获奖时已经62岁了。三年后，桑格完全从实验室退休，这样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家庭花园的园艺工作。图片由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中的照片组成。
4。Sanger的酶学法DNA测序：1977年的PNAS。英国剑桥的桑格（Sanger）是唯一的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他也是诺贝尔一百多年历史中四位获得了二次诺贝尔奖的人物。著名的居里夫人分別获得过物理和化学奖；加州理工的鲍林因化学键及其在大分子的作用获化学奖，随后因反核武器的运动获得和平奖；另外，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巴丁（Bardeen) 是仅有的两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发明的瞐体管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桑格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都是涉及生物分子的一级结构或测序。1958年，桑格因蛋白质胰岛素的结构获化学奖。他后来被问及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感受，他认为第一次获奖更为困难，在年仅四十岁获奖使他日后更容易得到支持和信任。他后来从蛋白质领域转向RNA的测序，最终选择了更具挑战性同时也使人类更受益的DNA测序。
胰岛素为51个氨基酸组成的简单的双链蛋白质，大家选择胰岛素为研究材料当然考虑到它在医学上的重要性，中国科学家在改革开放前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生物活性的胰岛素。五十年代初，胰岛素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纯化的蛋白质。桑格运用后来被称之为＂桑格试剂＂的化合物将胰岛素的氨基酸逐一水解下来，然后通过电泳和层析最终弄清楚了每个氨基酸的位置。当时人们只知道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至于如何组成则完全不清楚，各种理论推测都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蛋白质里的氨基酸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诺贝尔奖肯定桑格让我们认识到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是以链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胰岛素也因此成为人类第一个测定了顺序的蛋白质。此结论也为桑格后来的同事克里克从理论上推测线性的遗传密码编码链状的蛋白质铺平了道路。五十年代初桑格获奖前在剑桥讲解过他的胰岛素研究结果，一位资深的剑桥化学家在报告结束时，这样高度评价桑格的工作：＂桑格把蛋白质研究变成了化学的一部分＂。
桑格更为著名的实验则为1977年发表在PNAS上的那篇文章所阐述的DNA测序的末端终止法，他也因此在1980年再次获诺贝尔奖。虽然为完全不同的策略，与＂桑格试剂＂测定蛋白质的氨基酸顺序的效果相似，桑格最了不起的想法是通过加入修饰了的核甘酸使DNA聚合酶的合成过程在特定的位置停止。他们最先用的修饰过的核苷酸是由德国科学家Geider提供的，实验结果给出清晰的条带而大获成功。但那仅是四种核苷酸中的一种，桑格紧接着找到公司去合成另外三种被修饰的核苷酸，等了一年后因公司变卦桑格他们不得不自己合成，最终桑格的方法能确定由四种核苷酸组成的基因序列。当时桑格与哈佛的Gilbert因同时模索DNA的测序而竞争激烈，Gilbert的文章也同一年在PNAS上发表，还比桑格的文章早大半年。虽然双方分享了诺贝尔奖，但桑格的方法因能快速地测定长片段的DNA序列而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桑格的回忆文章多次提及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华裔科学家吴瑞对早期测序的贡献，桑格应用DNA聚合酶测序的想法就来自吴瑞，因为吴瑞在1969年用此酶测定了病毒DNA片段的序列，桑格肯定吴瑞为人类最早测定DNA顺序的科学家。在评论他的酶学法和Gilbert的化学法时，桑格始终认为酶因其特异性必然比化学试剂更加可靠，虽然化学法在测序的早期特别受仅需测短片段的美国科学家的欣赏。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吴瑞是发起CUSBEA（也称吴瑞项目）的华裔科学家，他通过组织中美联合考试在当时还没有托福和GRE的情况下为美国学校挑选来自中国的生物化学博士生。吴瑞的父亲吴宪曾是阐明蛋白质变性原理的生化学家，哈佛毕业的吴宪也是早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为数不多的中国教授。
桑格九岁就被送到宗教性质（Quakers）的住宿学校，Quakers为从英格兰教会分离出来的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桑格和仅比他大一岁的哥哥一起住校，两兄弟后来都读了剑桥大学的本科，哥哥在剑桥学的是农业，毕业后以种地为生。桑格小的时候对稍微年长的哥哥言听计从，他特别感谢哥哥激发了他对自然和科学的兴趣。
英国拥有不少被称为公立学校的住宿学校，像伊顿和哈罗，这与美国住宿学校基本上为私立的似乎恰好相反。美国的私立学校主要是指学校资金来源于个人或私立机构而不是当地政府，学生入私立学校也需交学费。英国公立学校的称呼却是相关立法的产物，1868年的英国公立学校法案迫使那些贵族学校向广大公众开放。但是学校开放了并不意味着父母就不需要交纳毎年三万英镑左右的学费，所以它们实质上就是美国意义上的私立学校。这些英国公立学校素以管理严格，老师训斥甚至体罚学生而著称，但是英国人却义无反顾地送孩子去那里＂受苦＂，并以孩子学会了Pub学校的口音为骄傲。英国不少名人在回忆他们各自的Pub学校的经历时都有或多或少的苦衷。英国一位政客因犯罪而被判刑，他入狱之前还不忘开玩笑说，他在伊顿学校的封闭生活会使他更能适应监狱里的一切。
图六：Oliver Lowry。Lowry教授发明的蛋白测定法因其灵敏性而得到广泛的应用，他曾经担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近三十年，还当过几年的医学院院长。Lowry几乎工作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图片来自网络。
桑格的父亲曾经是英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和医师，后来因为患肺结核而提前返回英格兰。桑格父亲以行医为生，母亲则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全职太太。桑格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剑桥的圣约翰学院读本科，父亲毕业于那里的医科而他却选择化学为主修。桑格在圣约翰读本科的成绩大概属于中上等，他本来没有对剑桥的毕业考试抱太大的希望，但当成绩公布时，桑格很吃惊地发现他还够资格在剑桥的生化系继续读研究生。
与很多科学家一样，桑格后来也背离了他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宗教信仰而变成了一位无神论者，因为他找不到神存在的证据。克里克在谈到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时，无神论的他甚至质问，为什么剑桥著名的三一学院还不改名为诸如牛顿学院等不带宗教色彩的名字。牛津剑桥的多数学院的名称都与它们早期的基督教背景相关，三位一体的三一是指神（父亲），神的儿子（耶稣）和神的意旨或内涵，基督徒们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些。剑桥的一位教授说，三一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曾比整个法国的还多。
桑格不止一次谈到源于父辈的宗教熏陶对他日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影响，因为Quakers教的一个核心就是探寻世界上的真知。这个理念从桑格的这段谈话中表述得更清楚：＂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总是教诲我，世界上最值得追求的事情只有两个，那就是对真理和美的追求。我相信阿尔弗德•诺贝尔在决定将奖项授予文学和科学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当然这里的具有一定宗教意义的真理与科学家关于大自然的规律的真理还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但是追求这些真理的途径却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甚至可以用清教徒般的虔诚形容那些真正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
写到这里使我想到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Oliver Lowry，学过生物医学的人应该知道他发明的定量蛋白质含量的Lowry测定法。他那篇1951年发表在JBC（生物化学杂志）的方法学论文，直到2010年还是人类出版史上所有文章的引用次数之最，2004年就超过了二十七万次，虽然Lowry自己并不认为那篇文章是他漫长学术生涯的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在华大见到的Lowry教授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头了，系主任和医学院院长的风光已是遥远的故事，但他仍然坚持每天上班，自己不能开车了雇人接送他。Lowry教授的头发总是整理得一丝不苟，他常坐得笔直地听学术报告，很多次看到他在走廊上自己拿冰盒取冰去做实验。在美国不管你以往多么辉煌，步入暮年的科学家赢得研究经费的机会则变得越来越低，Lowry也不例外，他的实验室最后几年好像仅有位跟随他很多年的来自香港的资深技术员。这位同胞曾经告诉我们，Lowry从来不问你家里的事情，唯一关心的就是实验的进展，遇到满意的实验结果他仍然是那么地兴奋。Lowry这样形容他做的科学研究，他说我能拿着薪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是世上多么棒的一个职业。人们说美国清教徒的虔诚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做学问的精神又何尙不是如此?
桑格随剑桥的Albert Neuberger做氨基酸代谢的博士论文，Neuberger本人当时还只是一位博士后研究员，他也是桑格非常感激的科学生涯的主要导师。上次开会时，英国的同行告诉我，英国的博士教育远比美国的短和简单。英国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的费用只有三年，如果不能按时毕业，学生的经费都是导师头痛的问题，相比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五年毕业都算快的。剑桥的系统还特別有趣，桑格自己年轻的时候带的第一个博士生，Rodney Porter，比自己的年龄还大。Porter参加二战后重回剑桥读书，他后来因在抗体蛋白质结构的卓越工作获得诺贝尔奖，Porter在补体领域也有诸多贡献。不幸的是，1985年的一次车祸夺去了Porter的生命，他享年67岁。
桑格于1944年获剑桥的博士，然而他却说直到1943年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剑桥大学的任何奖学金，也就是说，那个年代他几乎完全靠家里的资助拿到了剑桥的博士，他母亲是相对富有的棉花加工商的后代。桑格在高中的成绩也不突出，从来没有获得过奖学金，他父亲的剑桥背景和他富有的家境确实帮了他不少忙。相对殷实的家庭加上父母愿意投资后代的教育，造就了一位得二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类似的成功例子也经常出现在美国的犹太人家庭里。
图七：桑格方法测出的基因图谱。基因决定我们人体功能的方方面面，图中的基因组成元件的顺序是基因储存信息的根本。桑格说在他的方法成熟时，他喜欢将类似于此图的胶片带回家，在宁静的夜里欣赏。图谱来自LMB的网页。
桑格从剑桥生物化学毕业后留校做博士后，他也在瑞典的一个知名的蛋白质实验室做过短暂的实验。走出国门使桑格更能体会到剑桥的可贵，瑞典实验室的老板没太多涉入实验，就直接要求文章的署名；而桑格在剑桥的博后导师，既使为桑格选定胰岛素的相关课题也拒绝在论文上放上自己的名字。所以桑格后来说，他和瑞典老师合作发表的那篇Nature文章是他最不舒服的一篇文章。桑格后来在美国的西北大学也做过一至二个月的学术访问，但他婉拒美国方面的任教邀请，返回剑桥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学术生涯。
桑格是一位勤于动手的科学家，二项重大成就都是通过技术的突破取得的。他本人也承认，科学家的生涯中可能涉及的教学，行政和实验研究，他仅对后面的一项精专，前面两项都不行。在接受采访时，桑格称自己不喜欢作公开的演讲，虽然听过他讲座的人说他的报告也很精彩。他在年鉴上总结自己一生的工作时索性以＂测序，测序，测序＂作为文章的题目，该题目也很好地概括了他从事的蛋白质，RNA和DNA的测序研究。他给我们带来的基因测序已经走出了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范畴，甚至最终将会影响到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人文或社会科学的领域。
桑格也不乐意坐下来写文章，不仅他的研究论文就是回忆往事的文章，也具有科学家的平铺直述的特征，很＂Dry＂或＂干练＂，短的句子可以由六七个甚至四个英文单词组成。桑格从研究生开始，四十年来一直处于实验研究的一线而且成名又早，但是你在公共检查系统能查到的他的论文和评述还不超过一百篇，并且一般很少的文章是多过五位作者的。桑格也在他的文章中，对一位长期在他手下工作但没能在文章中署名的技术人员表达了歉意。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生化所的洪国藩曾在桑格实验室进修过，并获桑格的高度评价后回国，但是由于桑格不喜欢著文的缘故，洪国藩在他实验室可查到的与桑格署名的文献中只有一篇第三作者的文章。此文放入博客后，网友专家指出洪国藩在那里还有篇单一作者的论文，再次说明剑桥有鼓励年轻人独立发表文章的传统。桑格很多里程碑的文章都是他为第一作者，这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受训者会觉得拿不到作为未来找工作的资本而放弃加入他的实验室。这从另一侧面说明，桑格并不太享受从头到尾训练学生或博士后的过程。
但是在英格兰当时的那个学术环境里，桑格有资本和机会这样做。首先，他的胰岛素获奖的工作是靠博士后的资助完成的，博后的导师又那么豁达；随后他拥有的是几乎不需要申请研究经费的永久职位，桑格可以按照他的喜好将研究组始终维持在学生和博后都较少的状况。桑格不愿意像巴尔的摩那样做桃李满天下的Empire Builder，但他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Porter就成为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桑格严格遵守英国的65岁退休制度，他的这一决定使很多人诧异，他说他自己也觉得来得突然。他说他这般年龄还做研究，如果达不到他期望的水准，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安，还不如把位置腾出来给年轻人。熟悉他的人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就像退休那天，他放下了加样器然后离开了实验室一样。你也能从此描述中体会到桑格一直是位亲手做实验的科学家。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三十亿碱基测序的技术是以桑格的酶学法为基础的。桑格允许Wellcome基金会用他的名字在剑桥的郊外成立以基因测序和基因组研究为重心的桑格研究所，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研究所动则几百人，在美国和欧洲都曾经是拿政府经费的大户。这与桑格发明测序方法的PNAS文章的三位作者反差是巨大的，桑格也说他完全没有能力领导这样的近似生产流水线的基因组测序机构。据参观过桑格研究所的科学家说，该研究所的一项观光项目是用旅游车带大家从那里去欣赏桑格退休后精心培育的花园，看来桑格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出名堂来。
桑格研究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MIT，这三家基因中心为全球完成人类基因图谱的贡献最大的单位。华盛顿大学的领军人物，医学院的遗传系前主任Waterston，早年曾在剑桥做博士后。Waterston住在圣路易斯郊区克莱顿的相对较小的房子里，每天骑自行车穿过圣路易斯的森林公园去医学院上班。另外，MIT基因中心的Eric Lander的数学博士是在牛津当罗德学者时拿到的，Lander后来转向分子生物学，他高中时为美国数学奥林比亚队的队长并获国际数学奥赛银牌。一个基因中心起源于剑桥，另外两个美国中心的领?人物都曾经在牛津或剑桥受训，英格兰的这两所名校再次展现了对世界科学的影响。
图八：英国剑桥的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与很多新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相比，LMB的这些楼再普通不过了，前面的白色孤行建筑为后加的报告厅。LMB最近花费超过三亿英镑的新建筑也是与剑桥老式建筑完全不同的棱角分明的现代风格。但你可能不可想像，当年克里克和Brenner在那里做出分子生物学革命性工作的地方，仅是LMB创建初期的一个小平房。
桑格所在的MRC（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的成就之辉煌令人仰慕，那里是可以做出里程碑性工作和产出科学巨星的地方。剑桥LMB的前身是MRC于1947年创立的＂生物系统的分子结构研究＂的单元，1962年才改成了现在的名称。LMB初期的成功得益于从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转过来的几位核心人物，包括克里克在内的那些拥有物理背景的做晶体结构的科学家。卡文迪许实验室本来是剑桥的物理系所在地，也是电磁理论和电子等物理学伟大发现的诞生地。卡文迪许涉及生物研究起始于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在1938年从那里退休的时候，当时卡文迪许实验室新任主任Lawrence Bragg是位年仅29岁的X射线结晶学家, Bragg在25岁时因与父亲分享而成为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Bragg前瞻性地鼓励那里的年轻人将X射线????射这一现代物理学的技术应用到研究生物学的问题，后来的说法是结构生物学起源于Bragg父子。
MRC属于英国政府的一个专门的拨款机构，与美国NIH不同的是MRC在全英范围内设有实体性的机构以资助生物医学研究，NIH的研究所和临床中心则几乎完全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内。MRC经费的审批似乎更为简便，虽然部分基金也规定为公开的申请，但MRC早期通常是将相当数额的经费下放给各研究单位由那里的领导层去决定进一步的分配。LMB的很多化学试剂也是共享的，仅需签名就能提取，这也是有效控制开销的途经。研究中心的学术领袖在决定科学家所需的经费时，也就是要求他们简要地陈述以往的实验结果和未来的一些规划。LMB也实施以科学家组建独立实验室的结构，通过一段时间的业绩考核后，也给出相当于美国Tenure教授的永久研究组长的职位。
半个多世纪以来，LMB的科学家引领了分子生物学的革命，他们从事的广泛实验研究产生了九项13人次的诺贝尔奖。按照美国很多大学计算诺贝尔奖数量的方法，还有八位在LMB学习和工作过的科学家离开那里后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将会在文章的后续部分谈到数位诺贝尔奖得主与LMB的渊源。LMB的永久研究组长一般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教授，这样也相应增加了该学院的诺贝尔奖数目。LMB的博士生培养计划也是在剑桥大学研究生院的框架下进行的。
任选下面的一项在LMB取得的学术成就都会让很多研究机构引以为自豪。它们包括Perutz领导的小组最先用X射线衍射研究血红蛋白的结构，Ingram发现镰刀型贫血的病因为血红蛋白的单一氨基酸突变，Sydney Brenner发现的信使RNA（mRNA），Brenner和克里克确立遗传密码为三个连续的核苷酸组成，最后克里克建立遗传信息传递的中心法则。另外在LMB完成的DNA测序和单克隆抗体技术对现代生物医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从事遗传，发育或神经科学的实验室常用的模式生物线虫也是最先在LMB开始的。以细菌为载体的噬菌体病毒曾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它毕竟过于简单，Brenner遂开始寻找细胞数量相对少又繁殖得快的相对高等的生物。Brenner从剑桥附近的野生虫子着手，他也广泛阅读文献查看已被研究过的线虫，包括在剑桥图书馆里找到了他认为至少五十年没人阅读的Goldschmidt写的原始论文。他们根据文献和野生材料，尝试了几十种线虫才锁定了如今生物学家熟知的线虫，并且日后用它做出了我们将会谈及的获诺贝尔奖的工作。
剑桥的LMB始终是一个具有鲜明英格兰特征的国际开放性实验室，它不缺桑格和克里克这样的英国绅士，但实验室的创始主任Perutz则来自奥地利，曾经的永久成员Brenner和Milstein则是分別来自南非和阿根廷的犹太人，LMB更是接纳像沃森这样的短期访问学者。LMB把沃森也划入是因为1947至1962年它的前身位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缘故，而DNA双螺旋的工作是在那里完成的。虽然核心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但是Perutz和Brenner年轻时就前往剑桥或牛津留学并且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当然剑桥也有足够的吸引力把人才留住。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LMB的黄金创造力度逐渐减弱，而美国的科学竞争力则日益加强，LMB的核心成员克里克和Brenner离开剑桥前往加州索克研究所等美国研究中心。
论及LMB的英伦特征，那就是他们将早午茶或下午茶作为一个常规的老师与学生非正式地讨论科学的方式。学生可以参加任何研究方向的讨论，围着桌子交谈，大家均以名而不是头衔直接相称。Brenner多次谈到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休斯研究院的新的研究基地也模仿剑桥的这一传统，不过美国可能会用咖啡代替英国从中国引进的饮茶习惯了。五六十年代，克里克和Brenner总是在一起讨论基因如何决定蛋白质的合成，他们长期在LMB共用一个办公室，这为他们的探讨创造了条件，这些直接的交流催化了信使RNA的发现和遗传密码等生物学重要思想的产生与证实。桑格曾说，身边有克里克这样的同事，你不可能不思考组成基因的核酸及其序列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他从蛋白质转向核酸测序的原因之一。
Jason Chin
LMB拥有支持年轻人独立做科学的传统，科学家可以三十出头甚至更年轻就在那里建立独立的研究组。LMB的新星Jason Chin最近获得了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颁发的研究金牌奖，并且当选这一国际领先学术组织的院士。这位讲一口英式英语的华裔在牛津获得化学学士和硕士后赴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LMB决定给Chin独立职位时，他在加州Scripps研究所的Schultz实验室仅做了几个月的博士后。在Chin加入Schultz实验室之前，Schultz和他的华裔学生或博士后通过改变连接氨基酸和转移RNA的酶的功能，首次将合成的非自然氨基酸加入到蛋白质的合成链中，大家知道自然界存在的氨基酸只有二十种。Jason Chin在LMB的一次学术报告就被他们慧眼识中，但他特别选择暂缓加入LMB而在Schultz处做了几年的博士后，在那里他成功地将非自然的氨基酸引入活体细胞的蛋白质中。
在剑桥的独立实验室里，Jason Chin的研究组打破了遗传密码只能由三个核苷酸组成的生物学定律，他们的结果人为迫使四个核苷酸也能充当遗传密码，这样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加入数种合成的氨基酸到蛋白质的链里。Jason Chin的研究人工地扩展了自然界的遗传密码从而间接地改变了承担重要功能的蛋白质，他们已将此修饰途经从细胞应用到实体的线虫。这可是真正改变生物体的颠覆性实验，应用前景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如果广泛应用该技术对生命的进化都会造成冲击，也会衍生出很多棘手的哲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因为遗传密码的改变意味着生命体的人为修饰甚至新生物种产生的可能，这些都可以与人工操作胚胎细胞或者克隆相类比。
剑桥LMB的很多研究组的规模都较小，一般情况下是四至八人，他们鼓励跨研究组和专业的合作。LMB宣称他们的五十多位研究组长是由相当国际化的科学家组成的，但如果细究他们的背景，LMB基本上还是欧洲裔白人的天下，当然他们中的很多学者是在欧洲完成学位后在美国接受的博士后训练。整个实验室除了极个別印度裔外，很少看到华裔的姓氏，亚裔仅有Jason Chin和一位日本裔。这是与美国一流学府反差巨大的现象，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伦敦发现它甚至比很多美国的城市更多元的印象。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政治上欧洲虽然比美国更自由或左倾，但在给予具备竞争力的亚裔的机会上，英国和美国还是没法比。桑格谈及他们当时要接纳很多从美国来的博士后，现在变成了LMB的二位名星级的研究员，Jason Chin和2009年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印度人，都是在耶鲁接受的系统科学训练，LMB的这种与时俱进的选才结果也多少反映了世界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