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谈创业，看创业

【再回美国圣地亚哥，谈创业，看创业】

                                       

     每年我都经常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脱离美国的圈子，离不开这里的高端学术界，因为肿瘤的研究者就要及时掌握研究动向，和智者交流，可以打开思路。

     记不清多少次了，每每参加完会议，我都要回到我美国圣地亚哥的家。自从回国创业以来，来回往返美国的护照上的签证已经超过120多次了。

     回到圣地亚哥，在百忙之中，一定会，又抽空去了Salk研究所和UCSD，走走，看看，与一些老朋友聊聊，再呼吸一下那里的新鲜空气，那里的学人精神。

　 有一天晚上，就有一位做生物研究的朋友打来电话，问候一声。他说看了不少媒体的关于我的报道，还表扬了半天。

　　我问她是否还在做生物研究，曾是Salk的博士后，他说已经不做了，改做皮鞋生意，而且他做的皮鞋进了美国大店和名店，Nordstrom这样的店。每双的价格都在100～300美金，比做Salk挣的钱更多，更舒服了。改天我去了他的家，满大厅全是鞋啊。我内心为他惋惜。但在美国就是这么现实，生存第一,一个医学博士做皮鞋生意，在中国人眼里，很不理解，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很正常。能生存的好就是本事。

　　做皮鞋和做博士后研究，在生存上没有区别，同是在Salk工作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Dr.Salk的。同时大学毕业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能成为专业的人员，同时协和的研究生也并不是都能成大医生。

Dr.Salk已经去世（Dr.Jonas Salk 死于心力衰竭1995年6月23日），但他的精神永存。同样，我虽然已经离开了Salk研究所，但Salk精神永留在我心中。不仅如此，我还把Salk精神带回了中国，带回了我的医院。Salk培养出的弟子在世界上成千上万，并不是每个弟子都能把Salk精神带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我这样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就是Salk在中国的分院。

从Salk研究所再往前走，就是有名的黑海滩（Black Beach），这儿常年有人在进行裸泳和日光浴。一边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机构，一边是闻名遐尔的旅游圣地，两相参照，相映成趣。

　　在一个接待室里，我翻看了Salk研究所一些新进展画报，又看到我导师的导师Renota Dulbecco，画报上有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以及1974年拿到诺贝尔奖的照片，我又激动了起来，下意识地拨打了他秘书的电话。他的秘书也非常激动，说：欢迎你又回到美国，又回到Salk。你的医院怎么样？那美国男孩出院了吗？又有新的美国病人去你医院吗？

　　聊了足有十分钟，我还意犹未尽，又给导师的导师Dr. Renota Dulbecco打电话，他刚回家，电话是他夫人接的，一听是我，让我稍等，马上把电话给了导师。一聊又是一阵子。虽然他已经老了，但他的记忆惊人。他说世界都几乎走遍了，就是没到过中国，很令人遗憾。一提到这儿，我心里一阵发酸，我早就该请他到中国看看，也同他说过此事。但因为一方面忙于建医院，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在中国做得还不够成功，等等再说。再者，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请他来中国，肯定会惊动不少部门。又怕别人说什么，所以拖了下来。

　　我在中国的情况，他知道，我的导师Sara来中国看过我，并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人——母亲河的孝子》中说了我那些好话，让我感激不尽，真是一朝为师，终生为父。

　　我说回国后要向中国有关部门汇报此事，请他来中国讲学。Renota说他当然愿意来，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

　　同他通完电话，走进Salk大院，看见了天，看见了海，心情格外开阔。又随便走进一间实验室，与原来一起工作的研究员聊了一天。一批批人离开Salk，又一批批人进了Salk，就像围城，但决不是围城。围城一进去，人就够了，而SalK进去难，出来也难，进去了修炼不完，学无止境，出来有好有坏。

　　圣地亚哥的家里堆满了信件，里面就有一封我第三位房东Lary的圣诞贺卡。如今，他们已经是一家4口。当年，我刚刚来美时住在他家，不要钱还管饭，条件是每个礼拜六我来打扫他家的后院和修整草坪。本来Lary要向我学武术，可他太懒，早上起不来，试了几天，也没学成。他在贺卡（由全家照片而做成的）上写道：Give a call。我知道他想念保法，保法已经离开了他家10年，可保法的形象，中国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家，美国朋友的心中。

　　我与他通了话，他高兴地说，自己早从老板做到了普通职员，一身轻松,他的公司被大的公司买去了，自己就成为一个职员了，这也是美国人独有的处事态度，能进能退，始终高兴。按时上下班，一家人共进晚餐，真是幸福。他不喜欢当老板，终于成了职员。当问到我时，我说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是老板，一个不合格的老板。我说等我把事业做大了，我也要让别人当这个院长，这个老板，我还是愿意当自己的大夫，一个研究员，或一个教授，去掉头上所有没用的纱帽，回到实验室，回到医院，去研究，去发明，去创新。

　　转眼十几天就过去，正值圣诞节来临。美国人忙着过节，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我挤进了商场，直奔要买的东西，买了就走。这个节在我心中没有什么位置，医院病人在等我，我要急于回国去，别的什么，我不管。

　　又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所有程序完成以后，进了候机大厅等着回中国。这个世界真小，还没等坐稳，一批老华侨14人，他们都认识我，从圣地亚哥回国考察，是国务院邀请去的。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赞扬我为华侨争了光，给中国人露了脸；我仍谦虚地说，我还要向你们老华侨学习，你们几十年在美国，人老了，心不老，还想着祖国，努力为中国做事。其中的朱教授在大学教书几十年，很受人敬重，我也从心里佩服他，羡慕他的。人一生能干几件事，做了这，就干不了那；人一生在于发挥自己，不论干什么，都能成功。

　　登上飞机，我照旧那样，又陷入梦境，又陷入思考，我都记不清是多少次地去美国，有多少次回国了。

　　CA986飞机经12小时的飞行，终于到了北京的上空，飞机安全着陆了，人们的心也着陆了。

　　一下飞机，心踏实多了，走路也慢了下来，坐进出租车进了城：打开了手机就有不停的电话打进来，有问病情的，有聊天的。

我意识到了，我回到了中国。我不再说英文，说国语更是得心应手；我更意识到了，我要调整到中国的频率，中国的办事方法，中国的思维方式——哪些事是可以快的，哪些事情是你想快也快不起来的。要加快它，还是适应它？经验告诉我，大部分事情是很难按时完成的，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是常有的事，也有把事情拖没了的时候。思想要有准备——慢慢来。

2013年4月我去华盛顿开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被授予一个奖项，我特地开车到了我Sara老板家，早已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她，为我来做了准备，非让我在她家住了一晚上，聊尽我们在Salk的事和所有的同事，她先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终生研究院，研究艾滋病病毒，她亲手做饭给我们吃，整个聊天处于高兴和兴奋的状态，先生还拿出中国的古典唱片，音乐助聊。

请请我的第一个老板，也是我常要做的事情之一，Dr.Sinil Kim,加州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美国辉瑞（Pfizer）全球抗癌药物研发基地在圣地亚哥，他负责临床药物的验证工作，从2006年我就给他汇报我的研究，特别是缓释库治疗癌症的进展，每每都是赞扬我，说我是她博士后中佼佼者，他的最好的博士后，我是高兴，像是得到了承认，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再好也不为过。

今年的4月张海明，我们圣地亚哥华人创业者的启蒙人，我们也常联系，组织聊一个小小的野餐会，我汇报给一些留学生和创业者，讲述我在中国的实践，我在中国的治癌故事，我的发明理论与临床效果。他们也多少受点启发，希望他们也回国创业为中国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每次回到圣地亚哥再忙我也要去小崔哪里下几盘棋，中国的象棋，有时下一两盘， 有时一下一个下午，有时我应得多，他就要求在来几盘，有时我输得一塌胡睹，每次见小崔是必须的节目，下棋，
一年到头，他的棋就被玩这么一两次，可怜啊，早美国，像下棋，找不到人玩，难办啊。

百忙中又去了Larry家，夫人热心做了美式西餐，以朋友愿与我同去，赏赏美国的正餐，烤土豆，先烤熟再在土豆上破口加上一些奶油鸡盐料，味道十分鲜，谈过去和未来，两口子都是会享受的人，每周必定有休息时间，天天遛狗时间，聊天的时间，生活安排的有条不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每次我的发言也是必发的，近十年早已成为主角，夫人对我这次的发言，一再的赞扬，保法成熟了，今非昔比了，一个23年前的留美学者，已经成为驾驭几个医院的院长，统筹这保法医疗的一切，管理， 经营， 研究，中美，还在写书。

2013年9月的27日在圣地亚哥待了几天，抽空来三藩市，看一位山东济南的老乡，裴先生，可能是老乡的关系，头一天竟然失眠，飞到旧金山才8点半，裴先生到机场接我，裴先生就是裴明铭，山东济南当年光明机械，在我回国时开始创业时，光明已经是一个大哥大的企业，裴先生任光明的懂事长，控股62%，生产铝合金加工设备，名气响亮中国。我们相识，源于2007年我济南的保法肿瘤医院搬家，找房子，
一次路过济南的八里桥，看到一楼很醒目，就过去问问，原来光明机械的新建的办公楼未用就放置多年，再一问，老板裴先生在美国，再一问光明早已破产，并陷入官司，有被查封，再一问，看厂房的回民们，他们可以当家租给我，深入看看，回民们已经霸占着这一栋楼，因为欠工人们的工资而被他们站着管着，几乎成了他们的地产，企业破产了企业停产了，怎么还欠他们工资。工资是劳动的价值，都不上班了拿来的钱工资。我怎么敢租，我不敢与回民打交道。就设法找到光明在济南的小股东，探探虚实，徐鸣刚，也在自己干铝合金的门窗业务，我们谈到很起劲，光明机械的历史和危机，怎么导致的关门，于是我就有了裴先生的美国电话，我们曾经电话聊过，我们也没有敢租那楼，而是租到大金庄一个楼，但毕竟没有见过面，这次趁机来到旧金山，聊聊，裴先生已经超凡脱序，对钱看得很透，
对生活的质量追究的很高，谈起当年，他并不怨恨任何人，对当年中国济南的创业环境还是很烦透的，工商税务，关系的复杂让人喝酒，让人躁狂，有家也搞得没有家，一次呗国税逼交1000万的税金， 有加上，回民们的闹，冲垮董事长的心理底线，老子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个缴税的企业就这样走了，在美国又重操旧业，干的红红火火，对于济南又少一个缴税的企业。他回想起来，出国是对的，本地发家的企业家，早晚也会被本土所埋葬，也会被当年的济南创业环境混乱，吃吃喝喝送送拿拿，断送自己。当年的环境就是那样子，槐荫区的书记朱玉辰因受贿被判10年，企业与官员关系的紧密程度成为兄弟，就是这样的结果，济南的力诺董事长高元坤也是一样的结果。成功者总是能够找到机会在成功，裴明铭就是这样。

28日回到圣地亚哥，还是有朋友聊谈，也有一些人总是抱怨这原因那原因，不能成功，别人是因为这个而成功，怨天尤人。
一位多年的朋友，来美国也快20年了。其实人不管在哪里，要想创业就一定要有创业的思想，创业的路子，哪里都有成功者，哪里都有失败，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是这块料，就一定成型，不是这块料，是打不出型来的。就像好的厨师用下脚料也能做出好菜，不好的厨师给他好料也未必能做出好菜。哈哈，做菜的道理当然用来形容创业未必其当。

美国不是我的家，曾经我的家，有我的足迹，有我的朋友，有我创业的足迹， 有朋友创业的足迹，我一定也要常回来，看看，听听，见见，享受自由的空气，学术的空气，看看就是到处逛，商店，新的产品，新的小小的日用品，听听就是要听美国的故事，新的进展，新的公司，新的发明，见见就是要见到一些新的东西，也要讲讲我创业，我的抗癌梦，我的没有完的创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