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湖》
费淑芬
我是1978年8月5日来《西湖》报到的。当时，我还是一个被下放在浙北一个小镇的工厂里劳动的尚未“改正”的“摘帽右派”。能被一个文艺刊物所接纳，又回到了杭州，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同时，也难免心存顾虑，毕竟离开编辑岗位那么多年了，现在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自己也没有把握。
当投入工作以后，领导上的信任，同仁们的友好，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使我较快地摆脱了初来时的惶恐，愉快地融入了这个和谐且又活泼的团队中。
这时的《西湖》，处身在解放路明湖浴室旁边的一座敝旧的楼房中。在二楼的两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容纳了包括编辑、编务、总务、发行等一个刊物所有的部门。
我记得我所坐的编辑室一隅，是五张桌子并在一起的。四张面对面，头上又横上一张。里边的人要出来，必须外边的人起身让开才能通过。整个编辑部没有一架电话，电话是与市群艺馆合用的。稿件、书信往来，仅凭邮递。除此之外，往往也有不少作者亲自将稿子送上门来。同时还带来不少市井新闻、社会信息，因此编辑部并不闭塞。
繁杂的环境、简陋的设施，并不影响同仁们的工作热情。按时下班，似乎是一种奢侈。午休是不存在的，天黑了，也总有几盏灯亮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要去北京向茅以升先生组稿，为了节省开支，沈治平等几位同志在得到铁路部门同意后，竟以义务列车员的身份上了火车，为了省下一张车票钱，为旅客端茶送水，其辛苦可想而知。同仁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当时曾激励着我，至今记忆犹新。
除了内部同仁的敬业，在《西湖》的周围还团结了一批为数不少的热情作者和读者。每逢有什么活动，如举办“笔会”等，总有那么些人来帮助落实地点、购置车票等事务。那时可没有“志愿者”这个美誉。我记得在1979年还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的市级文艺刊物会议。范围较广，人数很多，食宿交通等会务，仅靠本单位几个人是很难胜任的，全亏了这些“志愿者”们的协助，使大会得以胜利完成。
不久，我与一些多年不通音信的前辈和故旧如陈学昭、吴似鸿、肖容等同志重新取得了联系。特别是吴似鸿，二十多年了，这位不知失落在何处的老人，我们简直像是挖掘“出土文物”般地把她找出来的。
那是1979年晚春吧，在得到她的一些线索后，薛家柱同志带了我们编辑部的几个人，还有当时搞摄影的莫大林同志。先坐汽车到绍兴柯桥，然后又转乘乌篷船来到一个叫陈家湾的村子，在一所破旧而空旷的老屋里见到了她。
当我们推开一扇虚掩着的木板门时，只见里面坐着一位白发蓬松、衣衫褴褛的老人，看不出是男是女，我冒失地叫了一声，她回过头来，从那双猫一样的圆圆的眼睛中，确认了是她!同时，她也认出了我。当我将同来的几位向她介绍并说明我们的来意后，她便哈哈哈地笑了起来。从这脆亮的笑声中，我感到她的精神状态倒并不像她的衣着那么潦倒。
我与她在5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相处，但对她的过去并不了解。这次她谈了些过去的事。于是我们就向她约稿，希望她将这些事情写出来。后来她寄来了《萧红印象记》《怀念南国社导师田汉》等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都在《西湖》上刊出了。
与陈学昭同志的联系，是在读自由来稿中发现了她的名字。在一阵惊喜后立刻去看望她。这是“文革”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当然是悲喜交集。从此以后，她给《西湖》的稿件都由我传递。1991年在她离世前不久写的《我在法国的日子》也是我交到高松年同志手中的。遗憾的是文章刊出时，她去世已一个多月了。
从1957年以后，我除了写检查，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在1979年，我第一次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春风里的思念》，内容是记述陈学昭同志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题目还是钟高渊同志给取的。应该说这篇文字是十分生涩幼稚的，可是因为它是在我二十二年以来的第一篇，所以还是“敝帚自珍”，后来被收进海宁编的《陈学昭纪念集》。
在全国兴起“伤痕”文学时，《西湖》也不例外，涌现了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起点都不低。后来这批作者虽各奔前程，但大部分都成为今日省市文坛上的骨干力量。
在我到《西湖》半年之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来人找我谈话，希望我回去工作。我诚恳地对他们说：“这里因为需要人，才费了许多周折调我来的。你们去问，要是现在不需要了，我同意回去；如果还是需要，那我是不能离开这里的。”他们大概也觉得我言之成理，便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又来过一次，我依然是这个态度，所以仍未有结果。
这段时间，我一直寄居在朋友和亲戚家中，但无法长久住下去。最后，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才不得不离开了《西湖》。
1980年夏天，我回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室，我不再是《西湖》的编辑了，但仍是她忠实的读者和作者。每次收到这本刊物，总怀有一种似见亲人的感觉；读稿中遇到有合适的稿子也竭力推荐。后来我整理的吴似鸿回忆录，成书时题名为《浪迹文坛艺海间》，最初也是在《西湖》上连载的。
我在《西湖》实际上仅短短两年，而离开她已将近三十年了，然而感情是无法以时间来衡量的。在这两年中我得到了愉快，得到了友谊。她是我编辑工作的新起点，也是我命运的转折点。是她，使我再度进入到文艺界，融入了社会。
更使我感动的是现在《西湖》“薪火相传”，新人辈出而热情依旧，仍没有忘记我这个仅仅为她服务过两年的老职工，有什么活动仍邀我参加。我近年来因听力下降，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对《西湖》的邀约，我总欣然而往。见见老朋友，认认新朋友，重温一下那段在我生命中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
《西湖》诞生五十年了，她创业伊始，“筚路蓝缕”经历的艰难曲折与这些年来的奋斗坚持，我所知不多，这里写下的只是我短短两年的粗浅却真实的感受。以资纪念，也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