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号
王叔叔，
您好，请接受维丽从波士顿对您诚挚的问候。我因远在海外，以这种方式与您联系，希望您能见谅。
想来您已经听说最近女附中一些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们的见面会，会场里置放着女附中五百余位同学集资为卞校长做的塑像。我不是个轻易会激动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
如果我记得不错，2006年夏天后我就没再和您见过面，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我会一点点慢慢道来，也请您找人帮您慢慢地读，也许要分几次来读。
首先想问候您的身体。您已年逾九十，记得心脏也不甚好，不知您近来身体状况如何？我和于羚常挂念在心。
也许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您家探访是2001年秋天的某日。那天到访的由头是为一部纪录片找卞校长的照片。老实说，我很早就想登门看望您了，但是有心理障碍，找照片给了我看望您的理由。
66年8月5号那天我不在场，第二天广播里“死亡通告”中“死了就死了”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刺激。您的二女儿王思是我小学同级同学，“八五”后那些天我不断在想，不知王思怎么样了？
1980年代我赴美读书。某夜，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做了个与卞校长之死有关的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噩梦。
1993年，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三个场面和一篇文章”，记述了女附中“八五事件”、66年8月10号新华社游斗“黑帮”（我父亲也在其中）和8月24日深夜老舍投湖自尽的“三个场面”，“一篇文章”则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四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革命暴力”是有关联的。那篇小文无处发表，我曾给李慎之叔叔读过。
90年代后半期，在全球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我因为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有许多困惑，遂邀请一位老三届朋友共同作了一个口述成长史。这本书近年出了中文版，书名叫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中深藏多年的问题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好女校的学生会在文革初期变得如此凶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教育？等等。做口述史时一步步梳理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帮助我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口述史对话同伴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挨斗挨打，被学生剃了阴阳头。在少年马笑冬的印象里，事发之后父母的表现没有异样。母亲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患癌症去世，弥留时说胡话讲的都是那天挨斗的事。为做口述史，笑冬去向父亲了解情况，始知父母当时的情感经历。在子女面前他们强装无事，但从不落泪的父亲深夜为妻子擦拭伤痕时，“泪如泉涌”。三十多年后马笑冬了解细节真相后，泣不成声。
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八五血迹。在口述中我讲述了八五事件的大致经过，但我是个做历史的，很想就八五事件作一认真的历史调查，2001年秋到您家找照片时恰恰也是我开始做调查之时。
不知您是否记得，我去时带了一本同学冯敬兰写的书，她书中有一篇题为“记忆的疮疤”的文章，讲的是八五事件。我送您那本书，是想告诉您，我们都没有忘记卞校长的惨死。您当时让我写几个字。因为不是我的书，我有些为难，后来在扉页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
我做八五事件的调查是带着双重身份的：我既是个历史工作者，也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而后一个身份无法让我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放进去，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怀抱愧疚忏悔之心。就是因为感到“有罪”，我多年来无法面对您，一直没有来看望您，虽然我父母与您和卞校长“进城前”同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过，要找到您是有办法的。
那天见面后，您即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70年代卞校长骨灰重新安放时（？）的合影。照片里有我的母亲。您告诉我，新华社的老同事中只有我母亲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才知此事。印象中我妈妈五、六十年代和卞校长的来往并不多，但她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我想，我父母的为人让您对我很快产生了信任。
那段时间的见面有几件事令我难忘，不知您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您给我看了您自1966年冬天即开始做的对八五事件的访谈笔录。第一次访谈是11月间对校工王永海的，第二次是12月初对胡校长的，还有对其他人的。。。都是您的笔迹，写在一些纸片上。因年代久远，纸片已经有些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您在当年那么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居然已经开始收集历史证据！坐在您房间的椅子上，我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珍贵的纸片，没有注意您何时悄然离去。当我抬起眼睛，看到您在我面前不远处放了一件东西。我拿起一看，是一张照片。
乍一看，我不能辨认照片上是什么。后来经您说明，我才知道那是卞校长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后来我又看过多张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那第一张对我的震撼最大！
您告诉我，您当时特地买了相机，拍摄下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您还说，火化卞校长那天，你们一家人须经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北京街道。你们极为哀痛的心情和周围亢奋的“革命”氛围形成极大反差。
王叔叔，您是经历过大痛大苦的人。在8月5号前后几天，您不但失去了妻子，还失去了两位多年的老友，三人都死于非命。那几天您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打击的极限。
同时，您还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四宝才八、九岁。您要独自撑起有三个未成年子女的破碎之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敢公开对你们表示一丝同情。
您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极为孤独的。经受过大灾大难的人内心都是极为孤独的。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保留下了历史的人证物证。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道德勇气，坚韧的意志力，和历史的识见与担当。这些品德是我对您最为敬佩之处。
多年后，看到您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一件件出示卞校长的血衣、遗物时，我在心里想，您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历史会记住您不朽的功绩。
最初的几次见面中，还有一次对话也令我难忘。您多次提及一位袁某人，对她当年对卞校长的造谣诬陷不能释怀，还给我看过一张她拙劣伪造的照片。她是外单位的人，卞校长养病期间与她结识。文革初期，她对在不明真相的年轻学生中败坏卞校长的清誉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八五那天批斗校领导与她有直接关系。因为几次见面都说的是袁某，有一天我问您，您为什么不提那天上手打人的学生们？
您回答说，“她们都是孩子”。
我记住了这句话。文革中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曾厉声训斥过我和我弟弟，我因此多年不能原谅此人。您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您是有博大胸怀的，也十分明了当时的时势。
此后我介绍于羚与您认识，帮您整理那些宝贵的文字资料。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本不想再做什么事。当我告她您需要帮助时，她说，我责无旁贷。为此她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一次我在电话里问您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您说，（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2006年清明节期间，我和于羚在事先征求了您的意见后带刘进到您家看望。刘进来时，带了一束鲜花。您欢迎刘进的到来。那天我们照了几张相，您把其中您和刘进两人单独照的一张交炎黄春秋发表。刘进是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和于羚议论，您很看重刘进在清明期间的到访，因为这其中明显有悼念卞校长的意味，您是接受了刘进的悼念的。
那一次宋彬彬也十分想来，但因她“符号”色彩太重，怕刺激您，就决定先不与刘进一同来，以后再来拜访。
2006年的8月5号是卞校长去世四十周年。那天有一个纪念活动，您和家人及一二十位客人出席，女附中学生只有我和于羚两人参加。您可能不记得了，我那天是迟到的。我父亲2005年突然大面积脑梗塞，开会当天上午我们子女在医院签字同意安放心脏起博器后，我匆匆赶到纪念卞校长的会场。
那天的会上放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我是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了。当卞校长最喜爱的歌曲“太行山上”响起时，我又流泪了。我几乎在襁褓时即熟习这首歌的旋律，卞校长和我父母都是抗战时参加中共的“三八式”干部。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为父母辈哭泣。
影片中有我校一些学生在您家门口贴的辱骂卞校长大字报的镜头，语言粗鄙不堪入耳。我为我的同学感到深深的羞耻。看完电影后，我站起来代表女附中学生向卞校长和您道歉，于羚也讲了话。在卞校长四十周年的忌日，作为唯一到会的两个女附中学生，我们必须代表全校学生道歉。
从那一天以后，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
客观原因是我父亲的病况。我每年假期回国，来去匆匆，主要任务是帮助看护数度病危的衰弱的老父。
但也有我至今说不清也不理解的原因。我们曾听到一个十分下作的谣言，不知源头在何处，我和于羚都很诧异，这可能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有几次，我和于羚商量着去看看您。但想到您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怕去了是打扰，终未成行。
在我做关于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时，王友琴同学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八五的文章。在一处她写到（大意），她一次返回女附中校园（现实验中学），在卞校长倒下的宿舍楼前问几个年轻学生，是否知道1966年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回答。当年血的历史能够被如此彻底地遗忘，令友琴同学感到不可原谅。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王友琴是相通的。2001年秋我去实验中学校史办找卞校长照片，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中，在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王叔叔，我尊重王友琴同学多年来为“文革受难者”、特别是其中的“小人物”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工作。这个态度，我曾在几处表达过。
同时，对于八五事件和广义的文革调查研究，我的基本想法是，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如果有不同看法，应该平和地交换意见，这样有助于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有助于对文革研究的推进。
我始终认为，历史是公器。05/06年我在北京期间，听说徐晓等人在帮王叔叔出一本关于八五事件的书。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文章也有了初稿。一天，我与徐晓等人见面，原原本本地将我当时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观点与她们分享。那天在场的还有我一贯尊重的文革研究者印红标。一起吃晚饭时印说了一句我十分赞同的话，做历史研究，应本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态度。
这些年来，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些争论，形成了两个有些不同的“版本”。在我写过的关于八五的几篇文章中，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卞仲耘之死”一文，就是前面说的我2001年秋想做的历史论文。这篇文章根据我对20余位原女附中师生的访谈调查，附有一百多条注释，于2006年秋在美国一家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07年夏，一位老三届朋友义务将其翻成中文（不包括注释）。07年九月初实验中学庆祝90年校庆的周末，我校对了译文，将它用“白芳”的笔名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并写了下面一段话：“在母校喜庆的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有些‘煞风景’。但是，我们不但应该庆祝校庆，也不应该忘记校耻。”
前两年，我对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作了修正润色，并将注释全部译出。该文已收集在台湾秀威书局2013年出版的“故事不是历史”书中。
王叔叔，您是历史学者，是我的学术前辈。在八五事件的研究上，我最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尤其重视最上层始作俑者的作用；二是关注暴力在文革发动期的重要功能。卞校长恰恰惨死在纵容暴力发动文革的时间节点上。
| 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血统论对联的“横空出世”、和上面直接鼓励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出现了最高领导所希望的“乱”，出现了暴力产生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王叔叔，您经历过多次革命运动，对这点一定有体会。当时对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语录，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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