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湖畔访楼老
费淑芬
团结湖，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湖，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地名？我知道它，则因为是楼适夷同志的住址。
1990年冬天，我和李均生同志去北京组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到楼老这个新址，没有来得及打通电话，便匆匆来到了这个与市中心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七弯八转找到了这个门牌号码，敲开门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材修长的青年。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楼老的幼子，我曾见过面的，不过当时他还是个高中生，所以现在已成年人了。
听说我们是浙江来的，没有通报，便将我们领了进去。楼老正在看电视，招呼我们坐下。我和楼老虽也见过几次，但没有具体工作接触，他对我印象不深，叫不出我的名字，但知我是浙江出版社的编辑而已；李均生却是楼老亲自编注的《修人集》的责编，从约稿到出书，有几年时间的交往，楼老与他极熟，印象也颇好。一见面就叫得出他。老李知道楼老听觉不便，便搬了一张小凳，依在楼老身边坐下。
我坐在对面沙发上，因此倒有机会可以端详这位老人，据说他从医院里出来不久，看脸色倒不显病容。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老毛病，哮喘，住不住医院一样”。这时，他穿着一件紫色针织睡袍，宽宽大大，看上去很像画片上的圣诞老人，只是少了一把白胡须。而他那突出的前额和下巴，以及那显得与年龄不太相称的快捷动作，又颇有几分像电影中的列宁。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他那带着宁波腔的普通话。
楼老很早就从事出版工作，是出版界的前辈，现在也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顾问。他是浙江人，对浙江的出版情况，一直十分重视和关注。不待我们详细汇报，他便能一一列举浙江近年来出了哪些好书，还特别提到了那套《全编》系列。当知道我们准备出版《胡风诗全编》时，要请他为这本书写个序。“写，我要写！”他欣然答应了，并预定在3月以前交稿。
一听这话，老李和我大喜，实际上这正是我们今天造访的主要目的。感谢楼老的善解人意，没有待我们开口，就主动告诉了我们，等于给我们服了定心丸。
由书稿转到作者，话题移到胡风身上。楼老发出了一声叹息，接着便说：“这个人了不起！”我听了这话，未免一惊，近年来议论胡风问题的文章不少，有冷静的，有激烈的，都为这个冤案不平，但给予这样褒词的却还未见，只听他又说：“他被关了二十几年，出来后给我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自己，全部是对今后文学运动如何开展的设想和建议，要我向上面反映。后来我想了想，索性将他的信交给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到这里，他像是告慰自己般笑了。
听了他的这番毫不避讳的话，又看到他那纯真的笑容，我感受到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心里仍洋溢着青年人的激情。同时联想到他在《傅雷家书》上那篇文章，也联想到我在整理吴似鸿回忆录时，吴似鸿说过的：“在白色恐怖下，为蒋光慈送葬的只寥寥数人，里面有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楼适夷。”仅仅这三件事件贯穿起来就可以知道楼老对待友情是如何执着和深沉了。为了朋友，他丝毫不顾忌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前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永远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我正自遐想着，楼老却站起身来，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是五个人的合影，上面有汪静之、许杰、黄源、柯灵及楼老自己。他一边给我们看，一边笑着说：“还好，这里面一个也没有少！”
这张照片我是知道的，是1985年在富阳举行的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那次会议规模较大，也很隆重，差不多郁达夫的生前好友都来到了。这照片是在去参观严子陵钓台时，在富春江的游船上由《中国日报》的石在同志拍的。当时五位老人合起来的年龄已超过400岁，确是一帧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看来，楼老不仅珍藏着，并且也时常在看的。他近来行动不便，较少外出，看看照片也是寄托友情的一种方式哩！
走出团结湖楼老的住所已是三年多了，《胡风诗全编》也已出版多时。我想如果有谁读了楼老的那篇序，文如其人，一定会为之深深感动，而觉得我写得太肤浅了。奈何？我只有这点笔力，算是作个“导读”吧！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