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范用先生
费淑芬
2010年10月，我收到了一份不一般的邮件。大大的素白的信封上，除了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外，下面是：“范用先生告别书”醒目的七个字。打开封套，里面是范用先生的两幅32开的生活照片，照片背面印有先生留下的一段话：
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若没有亲人和师友 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范用合十
另外附有一纸讣告：
“家父范用（鹤镛）于9月14日17时40分辞世。遵从他的遗嘱，不追悼，不去八宝山，遗体捐献医用。”接着就抄录了照片背后的那段话。下面具名是：范里、范又，2010年9月18日。
收到讣告的当时，我就有一种应该写点什么的冲动，可是几次提笔却又放下，不知怎样写才好？但是这个念头又始终未能排除。至今已将近半年。
这次整理书桌，又见到了这个信封，于是又萌生了要写的想法。
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在1981年夏天。那时浙江文艺出版社尚未成立，是属于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文艺编辑室。我和李均生同志奉命去北京人民出版社接取《夏丏尊文集》和《丰子恺文集》两部书稿。这两部书稿原为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选题，因为他们选题较多，考虑到这两位作家系浙江籍人氏，故让给我们。
那年的北京，据说是从未有过的酷热，我们从杭州乘傍晚6时40分的飞机到达北京，已是黄昏8时，机场周围一片灯火通明。三联书店的秦人路同志来接机，当晚将我们安排在一个地下室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上午又转到北海附近的国务院招待所。安顿好后，即带我们去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见范用先生。
范用先生当时是人民出版社领导成员又是三联书店总经理。我们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久已闻名却是初次见面的出版界风云人物。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但却精神十足，动作敏捷，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开口就使我们感到亲切。当我们递上介绍信和赠送他的《郁达夫诗词》等几本书后，他就问起出版社的一些情况，并赞赏浙江有眼光，出好书。后来他在介绍信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就问《南国社的野姑娘》是你写的？我点头称是，心里却有点疑惑，这是我发表在《西湖》上的一篇小文，他这个每天要处理这么多书稿的人，怎么这样的市级刊物也看，而且还记得作者的名字？一番寒暄后，就言归正传，向我们介绍《夏丏尊文集》和《丰子恺文集》两部书稿的来龙去脉和目前工作进程以及对我们的希望。语言简洁，态度谦和，不到两小时就交代得清清楚楚。使我们感到面对的不像是一个初次见面的名人而是早已熟悉的领导。
接着范用先生就要秦人路同志安排我们和叶子善同志见面商谈具体编辑事宜，因为叶是《夏集》的编者，又是亲属；《丰集》的编者丰一吟在上海，由他写了介绍信让我们与她直接联系。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们与叶子善同志见了几次面，谈妥了编辑该书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还有幸见到了德高望重的叶圣老。那年圣老已88岁，在当时是少有的高龄。
完成了在北京的任务后，准备将这些向范用先生作一次汇报。那天因为没有预约，我们去时，他不在办公室。只见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点到几点在哪里，几点到几点又在哪里，有急事可去找他。时间计算到分。
从这张小小的纸条上，使我感到他工作的忙碌和作风的严谨。我们因为不是急事，没有必要现在去打扰他，另约了时间向他汇报与告别。
我们提着两部沉甸甸的书稿，算是满载而归。从这以后，我经常收到“三联”寄来的新书，如《傅雷家书》、《两谛书话》、《宋行彬杂文集》、《聂绀弩杂文集》等品位较高的书，受惠良多。
再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1986年，上虞县举办“夏丏尊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规模较大，邀请的学者名人较多，我社大概是属于协办单位，也是外地来宾去上虞在杭州的中转站。
那天，客人已经来了不少，我认识的有叶子善等，范用先生是到得最迟的一位。当大家问他怎么这么迟才到时，他摇摇头苦笑着说：“买不到票，我这张票最后还是吴祖光的儿子吴欢帮弄到的。”说完这句话没有过多的抱怨也就融入大家的谈话中。这时让我看到的这个在出版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在生活事务方面却也是个无奈的文人！
1990年12月，我离休以后，社里要我协助李均生同志又一次去北京组织《俞平伯诗集》和《胡风诗全编》。那时范用先生也已离休，我们在社里没有见到他，当时因为时间匆促而工作又较琐细，所以没有去他家中登门拜望，而只是将带来的几本送他的书托秦人路同志转交。范用先生也由秦带给我们各人一张他自己设计制作的贺年卡。卡的背面印的是他外孙女的一篇作文手迹，题目是《我的外公》。右下角有张他的画像，下面写着：
淑芬同志：八岁的小外孙女，还不懂得说假话，暑假作文，句句实话，只是有点多怪，其实人老了，怪也无妨，只要活得
自在，自得其乐，愿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和爱。祝新年愉快，全家安好！
范用 庚午岁抄
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夏丏尊文集》在1983年出版后，《丰子恺文集》却一直拖到1992年在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下，才得面世。
这时，范用先生寄给我一本他自己写的《我爱穆源》，镇江穆源小学是他的母校，附来的信中希望我们能将《丰子恺文集》寄赠一套给该校。我社副总编沈念驹欣然寄出，该校收到后还写来过感谢信，范用先生也来过信表示感谢。
当1996年范用先生知道我着手编辑《陈学昭文集》以后，曾给我来信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曾去何医生的诊所看过病，在那里见到过学昭同志，还读到过她发表在《国讯旬刊》上登载的部份《延安通讯》（成书的《延安访问记》），因此希望文集出版后能送他一套。我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还写信向他请教过。
在1998年《陈学昭文集》出版，那时我因胆囊炎发作在家，就将他的姓名、地址写了托编务室的同志寄出，同时写信告诉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回信说并没有收到。我问编务室，他们说早寄出了。
我已不在其位，且该书印数很少，已无库存，无法补寄，只好又写信给他让他再查查看。事实上我也知道，这是不会有结果的，此举不过是聊尽人事而已。
范用先生没有回我信。根据他一贯的作风，如果后来收到了书，一定会再告我的。我因为无法补寄，也不敢再写信问他，他大概也怕我为难，所以没有再来信提起。就这样，就此中断了多年的联系。但是在我心中一直存着歉疚，责怪自己的粗疏。当时如果自己动手挂号寄出，即使遗失，也有个查询的根据和交代，现在一边没有收到，一边说是寄出了，究竟是漏寄还是中途遗失？始终是个谜，我无从了解。这个问题，也是促发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因素，但愿范用先生在天之灵，能原谅我的粗疏与无奈。
201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