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欧洲的农业一直不算发达，这大部分是由于地理气候因素导致的。
中国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黄河长江流域雨水充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能够一年两熟，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大面积冲积平原，那里的土地在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内十分肥沃，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主要食物（粟，谷，小麦，水稻等）的亩产量比欧洲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量高5到6倍。中国成为农业国，地理和气候因素至关重要。
这一点，在苏美尔和埃及文明中体现的同样明显，它们二者也都是建立在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两河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形成的冲积平原 土地肥沃，风调雨顺，农民几乎不需要付出太多劳作即能获得不错的收获。在尼罗河地区，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当地农民每年只需要把种子撒进土地，不需要做其它，秋天就能有不错的收成。
能够带来肥沃土壤的河流，适宜的气候，相对广阔的国土和足够的人口，是农业文明能够生根并生存下来的主要因素，而这几点，欧洲都不具备，或者说，具备的不够充分。
希腊的国土上山岳众多，既没有大河，也缺少大面积平原，加上气候因素，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很少，除了黑麦、大麦等粮食作物，橄榄油和葡萄酒是最主要的农产品。农产品品种少，产量不高，单纯依靠农业，希腊无从生存发展，更谈不上形成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商业是a choice of no choice。
希腊能够成为欧洲地区最早的文明发源地，地理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希腊是个半岛，地处爱琴海和地中海之间，这一位置使得希腊在当时成为连接小亚细亚、中亚和的欧洲枢纽。欧洲早期的几个大帝国，迦太基帝国、罗马帝国、亚力山大帝国，都在地中海沿岸，甚至干脆整个国土围绕地中海，原因只有一个：海洋是商业贸易的命脉。虽然来自陆地的贸易也是重要渠道，但相比海洋贸易，陆地贸易数量较少，成本较高，而且相对危险。即使后来开通了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连通欧亚的陆上通道，但海上贸易一直是欧洲主要的贸易渠道。
罗马帝国时代，意大利北部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在东欧地区的农业发展起来之前，很长时期内是欧洲的粮仓。但即便在产粮最多的时期，这一地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从没接近港口城市比如威尼斯和热那亚。
中世纪初，欧洲在文化上相对倒退，采邑的出现，使农业技术也陷入停滞。采邑里的土地，一般被分割成条状，由采邑主出租给农民耕种。农民在这段时期的身份接近于农奴，除了特殊情况（见《欧洲史笔记之三：教与俗》），他们在未经采邑主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搬到其它采邑去居住。他们从采邑主那里租地种，收获后付给采邑主地租，每年还要以劳役、兵役的形式为采邑主服务。在大航海时代前，这一社会形态存在了近一千年。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采邑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但一直到17世纪之前，欧洲的手工业制造水准，相比拜占廷帝国和中国有不小差距，这些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因素，也是大航海的动力之一。
欧洲的商业贸易，从希腊时代到中世纪中前期，贸易品种以奢侈品为主，皮革、香料、丝绸、玻璃制品、装饰品等等。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各地手工业发展迅速，贸易品种增长很快，而且地区分工日渐成熟。里昂地区的亚麻布、北欧的毛织品和木材、佛罗伦萨的尼绒、英国的羊毛、德意志地区的钢铁制品、西班牙的皮革、低地国家的矿产等成为各地区的特色产品，此外还有粮食、水果、蜂蜜、盐、谷物、鱼子酱、肉类、海鲜制品、传统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等生活必需品，贸易对象从上层阶级迅速扩大到中下层，商人势力迅速壮大，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
由于商业带来的巨大利润，封建领主（采邑主）开始鼓励在领地内建立贸易交易口岸和集市，领地间贸易口岸的竞争给商业带来正面促进。商业的繁荣，带来手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得在采邑居住的农民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业。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带来城市的繁荣，进而使以商人为主导的城市阶级开始寻求更多的自主权，最终导致独立城市的大量出现。
欧洲独立城市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商业的繁荣，以商人为主导的城市阶级力量日渐壮大，他们开始向封建领主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封建领主从农业所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多地从商业贸易中获得利润，在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上都没有理由拒绝城市阶级提出的要求。虽然这一过程并不轻松，但最后以城市阶级的胜利而告终。作为结果，欧洲开始出现大量的独立城市，并开始出现以贸易保护和互惠为目的的贸易联盟，比如莱茵河地区的汉萨联盟。
拜占廷帝国灭亡之前，经红海到地中海是欧洲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意大利沿海城市利用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迅速走在商业经济的前沿，开始出现银行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成为代表。没有佛罗伦萨的富裕银行家们，就不会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话题，将另文讨论。
这既是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疯狂而混乱的时代。商业文明既带来了社会进步，也带来了道德水平的下滑。汤姆森在他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写到：“道德水平象物价和财政收入一样极不稳定，有时似乎已堕落到崩溃的边缘。1300～1600 年间的欧洲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时代。”
富有意味的是，商业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带来政治的进步，相反，因为商业发展而受到巨大冲击的封建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以另一种面貌得到了加强。城市的发展，让采邑制度名存实亡，最后逐渐消失，采邑主原本拥有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向国王集中。另一方面，王国之间因为商业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多，采邑主的消失，使人民将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他们需要强有力的国王回应他们的要求。因此，商业的发展，至少在开始一段时期内，导致了王权的加强，而不是相反。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看法：中国没有产生民主制度，主要原因是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不是商业文明。这个看法所暗示的商业文明与民主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实并不成立，因为欧洲历史上的不同例证表明，商业文明并不能必然地导致民主制度。拜占庭帝国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上，商业十分发达，手工业制作水平超过欧洲，在对欧洲的商业贸易中占据优势。但他们一直没有建立起 民主制度，反而基本重复了中国周朝的命运。皇权一开始很稳固，后来逐渐被各地方势力架空，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国力并没有因为商业的繁荣而增强，最后被奥斯曼土耳其灭国。民主的关键不在是否是商业文明，而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权力制衡。欧洲史告诉我们：一个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其社会各层面都具有一种有序的多元性。既有规矩也有空间，而且尊重规矩和空间，此为有序；拥有选择和选择权，此为多元。多元是民主制度产生的基础，有序是民主制度成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