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使用现代汉语这个有争议的概

何必使用现代汉语这个有争议的概念

― 对「史实并不否定普通话就是汉语」一文的回应

 

        为了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作用，即汉族在中国北方地区掌握政权的时间，比其他少数民族在这个地区掌握政权的时间要短，以及为了否定这样一个论点，即普通话的形成是中国北方地区多个民族语言共同作用的结果，「史实并不否定普通话就是汉语」一文的作者提出了一种推论：

汉字在中国北方地区是个通用的文字，这和中国的其它地区没什么不同，但汉字却是汉族的文字。由于作为普通话基础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方言，以汉族的文字作为载体，因而它是汉语。所以，以中国北方地区的方言作为基础的普通话，也是汉语。

这种推论其实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任何语言都包含着口语表达和文字表达这样两个部分。因此，即使中国北方地区的方言都可以用汉字来书写，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语言的语音和口语表达的部分，有来自于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可能。

清代学者陈邦彦在《御制康熙字典序》中有两段论述，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古文篆隷随世逓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肈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從為四聲；横為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嘗考。……

自說文以後，字書善者於梁；則，玉萹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

这段文字说明了这样一些事实：

1.  中国的古代文字在汉代许慎所著的《许氏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21年）中才有了说明。然而这种说明，仅对文字的词义作出了解释，还不能确定其发音。

2.  中国古代的拼音文字来自于西域地区。

3.  在中国古代对文字的发音作出说明、并流传和通行于当时的典籍中，也包括了互

相对峙着的南方汉人政权宋朝和北方女真人政权金朝的典籍，以及后来蒙古人政权元朝的典籍。

《康熙字典》作为满清王朝官方的典籍，参考了几乎所有的典籍。其中也包括了

金朝和元朝的典籍，如金代韩道昭的《五音集韵》（公元1212年）、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公元1227年） 、张天锡的《草书韵会》(公元1229年)、以及元初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等等。作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后裔，康熙皇帝尽管任命了一些汉族官员来编篡这部字典，这些汉族官员也决不可能置金和元的典籍于不顾，而去编篡一部“汉语字典”。

    从语音规范化的历史事实来看，当今普通话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方言中，绝不可能不包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语音。然而，在那位化名为“京师汉儒”的学者的眼里，普通话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方言中来自于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部分，却仅仅是为汉语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的贡献。这是不是有点儿太霸道了？

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中文简化字是否全都是汉字，这也是有争议的。

        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共收录了2274个简化字，以及讠、饣、纟、钅等14个简化偏旁。这些简化字来源于楷体化的草书、古代文献中的俗体字、笔画简单的异体字、古字、假借字和当代人的创造字。其中，古代文献中的俗体字和笔画简单的异体字，是否完全来自于汉字，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历史上异体字大量出现的时期是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政权依次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的政权则依次是宋、齐、梁、陈。在这一时期，始于汉代的造纸技术已经得到了普及。这就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官吏、武士、以及庶人，也可以和士大夫们一样，使用比较便宜的纸和毛笔来书写。在这种背景下，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也就在这一时期，从汉代的隶（隸）书中产生并发展了起来。北朝的碑刻书法，以北魏和东魏的碑刻书法最为精彩。其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郑文公碑》、以及碑帖之中的代表作《真草千子文》，等等。北魏的皇室多为鲜卑族，而北魏后来又分裂成东魏及西魏。尽管鲜卑族的皇室和贵族们接受了汉文化，但鲜卑族的语言与汉语之间毕竟是有差异的，所以，那些出自于北朝的异体字，就很难说不是为了弥补这种差异而产生的。随着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由北向南迁移，最先出现在北朝的楷体字也逐渐南行，并把北方的一些异体字也传到了南方。而这些来自北朝的异体字，到底算不算汉字，现在恐怕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许多文献都认为俗体字大量出现的时期是宋元两代，如刘复和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1930年）和钱玄同的《简体字谱》（1935年），但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宋、辽、金和西夏曾经在历史上同时并存，而辽、金和西夏又都颁布过通行于其统治地区的文字。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公元916～1125年）曾先后颁布过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公元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下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而创建契丹大字。
       契丹大字约有三千余字。从出土的契丹文哀册和碑刻来看，契丹大字是一种表意方块字，其中还夹杂一些直接借用的汉字。契丹小字相传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根据回鹘文所创建，其年代略晚于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文字颁布以后，曾立即在辽国境内使用。金灭辽之后，契丹文字曾继续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被废止，前后共使用了271年。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公元1038～1227年），在立国之前（公元1036年）就创建并颁布了西夏文字。西夏文字是由夏景宗指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而创建的。

公元1138年，金熙宗完颜伕根据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制度，在原有的女真文字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     
       女真文字的笔划很少，字形结构既像简体汉字，又像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它的笔画横平竖直，拐直角弯，有横、直、点、撇、擦等笔画之分，与汉字差不多。在字体上，女真文字也有篆、楷、行、草的分别，但最常用的是楷体字。在书写格式上，女真文字通常也是由上往下书写，从右向左换行。从本文的第三个附图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金朝女真文字中的数词，如“六、二、十、一”等等，已经和现在的简化字一样了。

随着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流动，上述少数民族的文字，特别是笔画简单的女真文字，传入了汉人居住的地区后，极有可能逐渐地演变成了不怎么合法的“俗体字”。而历史上的“俗体字”却又是今天的简化字的一个来源，那我们又怎么能够一口咬定这些简化字一定就是汉字呢？

中文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文字的拼音符号。清代的《康熙字典》用的拼音符号是切音字。细心的读者可以在《新华字典》上每一个字的罗马字母拼音的右侧，看到这种拼音符号。在罗马字母的拼音出现之前，正是这种切音字使中文字的语音得到了传承。然而，这种切音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汉族学者发明了这个东西，但我却知道清代学者陈邦彦曾在《御制康熙字典序》中，提到过“七音之傳肈自西域”，还知道辽代的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约有五百个发音符号，而金代的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则是依照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由此，我以为，任何人都很难断定，切音字这种拼音符号仅仅来自于汉语本身。尽管现在在中国大陆和许多华人社区，罗马字母作为现代中文的拼音符号，已经取代了以前的切音字，但切音字传承中文字发音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既然从语音发展的历史来看，史实无法确认普通话纯属汉语；从文字发展的历史来看，史实亦无法确认中文字纯属汉字；从中文拼音符号发展的历史来看，史实亦无法确认中文拼音符号纯属汉语符号；那么，现代汉语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概念。

既然现代汉语这个概念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概念，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使用现代中文这个内涵着中华民族共同语言和文字含义的概念呢？

 

文章发表于2013年12月30日，现代中文语法网/学术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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