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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压人难活命 揭竿倒逼出“仁政”
大凡每个王朝初期，随着社会逐渐安定了下来，各种刑罚也开始相对宽缓了起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乱世的刑罚会比较严厉，而盛世的刑罚会相对宽缓，这也是所谓的“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期率”的魔力就是这样，往往王朝开国，战乱刚过，官员不多，轻徭薄赋，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30～50年之后，国力日见强盛，贪污腐败随后就来了，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但是有些皇帝、大臣致力变革，综合施策，出现了一时的“中兴”。但“中兴”不久即告失败，苛捐杂税比以前更多，国家的腐败遂不可救药，民不聊生，所谓“气数已尽”。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序列里，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朝代比由封建割据统一起来的朝代寿命要长得多。西汉、东汉、唐、明、清这五个延续了200多年的“长寿王朝”都是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而由兼并战争或内部篡位建立的秦、新莽、隋、元等王朝寿命都较短。
起义的农民生活在多事之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是他们最大的生活感受。假设人有生死轮回的话，他们也许会说这样一句话：“这不能怪政府，而是怪自己命苦。”苦在他们没有赶上好时代。牺牲的农民兄弟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帝王们做了“嫁衣裳”。
人活在世上，如果说有什么比贫穷更为可怕的，那就是在疯狂而毫无人性的战争面前，尊严被践踏到最低，流离失所，慌不择路，饥不择食，面对亲人同胞被屠杀却无能为力。战争让一个或才华横溢，或老实巴交的人都变成了废墟里流窜的老鼠。当生命的意义只剩下生存，终日生活在惶恐不安和饥荒病痛中，需要何等强大坚韧的内心才能熬过。
在只换朝代不换体制的封建时代，如果农民们不用起义这种暴力手段摧毁这些残暴腐朽的封建旧统治，贵族地主仍然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就不能得以改变，“此善于彼”的封建新政权就没有建立的可能。不把王朝晚期体制中积淀的那许多病毒清除掉，或者至少减少它的毒素，那么农民连完成简单的再生产都很困难，更不必说扩大再生产了，哪里还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自身生活的如意呢？[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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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蛋糕”生死斗 民风一变战争后
在封建帝国的各个王朝里，不仅对农民，而且对社会各个阶层来说，土地是最大的“大蛋糕”了，毕竟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生产社会里，百姓是靠天靠地吃饭的，而土地权属的这一特点，使得“以农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大蛋糕”切法。
每一王朝开国之初，新生的统治者都有着极强的危机感，深刻认识到农民起义这种激烈残酷现象有再来的可能。于是，“均田”、“屯田”等政策相继出台，造就大量自耕农的出现，统治者还以保护发展自耕农经济作为开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自耕农阶层是最有能力、最有积极性发展生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
“蛋糕”的切法有所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税赋政策上。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一般一个王朝开国之初，不仅税收的名目较少，而且各种收税的额度比前一个王朝末年要少了5～10倍，有的甚至是几十倍。众所周知，税收决定了国家的财政总量，并且，一个合理的税收政策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综观数朝数代帝国的兴盛或者一个时期的兴盛，都与税收有一定的关联；而一个王朝的衰亡，则往往和苛政暴敛相伴出现，高额的税收往往导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进而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暴政。其实，税收是用来调节统治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点平衡的“杠杆”，同时，税收又是一个王朝兴衰的“晴雨表”。
一个新朝代初期，统治者总是趋向于与民休息，尽力地恢复生产，增加土地有效利用率，增加人口繁衍，巩固政权，由此催生的社会风气是向上积极的。到了鼎盛时期，权贵们就趋于腐化，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没有了正气，歪风邪气却很盛行。特别是每当王朝末年之际，不仅官场腐败透顶，而且社会风气也很坏，礼义廉耻扫地，人与人之间毫无诚信可言，无休止地勾心斗角，赤裸裸地欺诈，明目张胆地抢劫，每个人心灵的围墙始终筑得高高的、牢牢的。处在社会中层的人虽然没有多少势力，但他们有钱、有田，在向往与羡慕心理的驱动下，慢慢地跟着学坏了。由此，人性被实际功用与庸俗交往的法则替代，物质的联系遮蔽了彼此之间生命与心灵的联系。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那些既无钱又无势的社会底层人员，要么甘于寂寞，要么铤而走险，去偷、去抢、去骗，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像瘟疫一样地蔓延开来了。
战争，常常是社会风气的清洁剂。尤其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后，一切都改天换地了，社会风气仿佛一下子净化了不少。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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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平”最能引起农民对现实的不满和革命意识
中国是一个讲究等级的社会，比较缺乏平等观念。一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缺乏现代社会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这不但不认同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连财富的分配也打上等级制烙印。同时人们的消费也分等级，告诫人们按照等级来消费。
唯有“均平”的口号和旗帜最能打动农民的心扉，最能引起农民对现实的不满，最能鼓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最能成为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根据。历次农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均平思想，则是一种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要求改变地位，取得温饱生活的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秦汉农民起义多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反对政治压迫为目标。唐宋以后的农民起义大都把“均平”作为旗号，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杨么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主张，开始把均平思想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头领们，制定了完整的追求平等、平均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该纲领明确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绝对平等、平均的理想蓝图。
这些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
中国的老百姓是认命的，对自己未来命运前途的考虑信奉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第一条就是讲“命”，出身贫贱，地位低下，就不要怨天怨地了，只怨自己“命”不好。在很多人的心里，根本不知道平等是何物。只有在农民起义中，民众中的平等平均思想才作为一个自己的主张被提出来。当时，私有制经济日益发展，封建等级制度方兴未艾，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古代农民起义中平等、平均的纲领与不平等、不平均的社会发展形势，成为极其严峻的社会现实。
“均贫富”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把矛头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制度，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
一次次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向往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没有农民起义举起的平等旗帜，也许中国的老百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知道这种可能。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一大贡献，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这样一个精神的标杆。它的意义在于，它让生活在这个泱泱大国的人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于世界上，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可以追求。后来，一些进步思想家提出的平等、平均要求，以民本思想为理论基点，描绘出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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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揭竿导致历史循环型浩劫 毁灭文明重创国力
暴力革命只是历史的一些瞬间，但它的确非常惨烈，决战双方的杀虐性都发挥到极致。诚如唐代诗人韦庄在《秦妇吟》中所描述的那样：“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罄室倾囊如卷土。”官军平叛农民起义中的破坏程度也不亚于农民起义。
学会尊重每一条生命，是任何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品质之一。在农民起义大爆发的时候，交战双方都以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名义，轻易就把鲜活的生命供奉在了历史的祭坛上。这真是可耻加卑鄙啊！
人头不是韭菜，割了不会长出来。这样的农民起义军和王朝早晚是要倒大霉的。
反复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型的混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也使得每个朝代的早期均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创伤。过了几十年、几百年，新的社会矛盾又引发了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国家的许多文明成果又砸个稀巴烂，然后又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是：中国的文化成果很难得到积累，后代人也很难利用前代人的文明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巨大进步。就像一位西方哲人所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摧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由于大多数农民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教育，加之他们普遍存有“仇富心理”，从而头脑里没有任何信仰和国家、民族的概念，甚至善恶观念也相对模糊。他们所过之处，常常杀富济贫、抢掠无度，拿不走的就砸烂，砸不烂的就火烧。项羽火烧阿房宫，确是有案可查的重大历史事件。
火是文物的克星，而历代农民起义军却特别的爱玩火，可想史上许多文物和文献的命运了。农民兄弟之所以有这样的习惯，大概有这样三种原因：一是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越是被边缘化，心中积聚的怨气越多。二是利用一把大火，企图从精神上和思想上摧垮封建统治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抵抗意志，杀杀他们的威风。三是为了掩盖自己抢劫的罪证，是典型的欲盖弥彰。
不管放火的农民兄弟有再多的理由和原因，把对帝王将相、地主老财的怒火化为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明成果的大火，好似为了打狼就去烧掉森林，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原谅的问题，而是罪不可赦。单从这一点看，农民无法取得政权实在是历史的明智选择。
每一次农民起义战争后，社会生产力会遭到巨大的破坏，社会经济水平会倒退好多年，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必然破坏了城市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经济，农村由于大批农民的逃亡也出现了土地荒芜，商品经济萎缩的情况。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又经过董卓之乱的破坏，出现了“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的惨象，农民脱离土地，到处流亡，关、陇人民流亡到荆州地区的有十万多家，青、徐人民流动到幽州的达百万口，所以曹操不得不用“屯田”来安置流亡人员。这种强制性的“屯田”虽然给封建政权提供了大量粮食，但在经济上却是一种倒退，它更强化了自然经济，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社会整体来讲，无论是农民军的英勇杀敌，还是官军的滥杀无辜，损失的都是社会的人口。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人力资源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一场农民起义下来，受战争残害的平民百姓的数量远远超过军事人员。战争使生产遭到破坏，农田变成战场，血流成河，饿殍遍野，百姓逃亡，农田荒废，百业凋零，更谈不到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整个社会停滞不前，甚至不断倒退。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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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嫉妒、恨”的社会心理造成盲目的破坏
中国人自古就有“均贫富”的心理，这种心理要求社会财富在社会各基层之间的分配要大体做到公平,整个社会的贫富情况基本相同。一旦出现了差异，一个不正确的表达，就是拒绝向他人显示好意的行为，“红眼”窥视他人，暗地里与他人攀比。习惯成瘾，嫉妒心理不断膨胀，进而心怀巨恨，最终导致走上极端。农民起义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爆发的。在起义军看来，不揭竿而起就难以改变自己。至于成功与否，那就听天由命了，不成功便成仁嘛！
长此以往，一些社会成员始终瞪着仇视的眼睛看着四周，看着整个社会，哪怕在正常合理的贫富结构里，哪怕完全因自身的原因走向了社会的边缘，仇恨的拳头随时准备挥舞，并且有恃无恐。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不行，老子就去造反，反正“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而这恰恰掐到了统治者的“七寸”！
这是变异心态的一种外在反映，在民族的习性空间不断地扩散开来，渗入到精神的土壤。
应当说，无论在哪个年代，虽然城头的大王旗经常变幻，但作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它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古人早就有云：“千古犹行秦王政。”但是，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革命”一直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而存在，就像中国人喜好搓麻将一样，一切推倒重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就像经营一个公司那样，人们只注重解决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这才导致了无论公司如何破产重组，总是走不出亏损倒闭的宿命。
由此，喜欢砸烂旧东西的国人，思想上经常处于迷茫和混乱，行动上经常处于背叛和矛盾状态。人们不是常这样说吗，“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阶层的固化不能让一批批充满恨意的无产者满意，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把阶层桎梏砸烂，引发了一场比一场大的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