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维特根斯坦（名词和形容词）
首先要强调一下，这里讲的是哲学，并非语法。
名词是一个最让人头大的东西，我们每一句话都有这个玩意，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大致可以说，哲学最根本的分歧都与此有关，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答案，那意味着哲学就没有分歧了。
在过去的哲学（就是语言哲学之前的哲学）里，大致可以这样看，名字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共相，这个词非常讨厌，我至今不能完全弄懂，而且发现没有人能说清楚。我想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一个东西的共性（一样很模糊的）。比如说马，有一个脑袋，四条腿，能够跑，等等等等，但是，麻烦就来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可以找到例外。
比如说，曾经有过报道，因为基因畸变，有一匹马长了二个脑袋；有的马可能断了一条腿；徐悲鸿的马就不能跑，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马？所以说，过去的哲学都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马是神创造的一个概念，把所有的马用某种稀奇古怪的哲学抽象一下，就得到了天上的那个马本质，或者说，所有实际的马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那个理念的马。
但是，如果天上根本没有一匹本质的马，我们说马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这个概念我们可以马马虎虎的，但是“人民”这个东西就不能了，在中国的某个时候，你是不是人民是要决定你的工资，住房，甚至生死的。天上决定是一个虚的东西，哲学家说一说罢了，实际的“人民”就必须得某一个组织，或者人来决定的，那么，这种东西有没有可能存在着合理性？
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再比如说汪精卫，公认是一个大汉奸。但是，他曾经是最积极主张抗日的政界领导人，至于他在推翻满清统治的时候，那简直是一个民族英雄。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说他是一个汉奸是什么意思？
按照过去的哲学，汪精卫本质上是一个汉奸。那就是说原来他是在伪装，但是，那个假象别人都无法看出来，你就说在从现象看不出本质；或者说，如果汪精卫在抗战前就死了，那么到今天所有的人还是看不出他的本质，那么本质又有何意义呢。如果能够是这样，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所有早死的英雄人物可都有些危险。
当然，你可以说，人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一个不停变化的东西能够是所谓本质吗，能够根据这个东西来说事？
所以罗素说，传统哲学的“本质”是一种头脑混乱的产物。
数理逻辑是语言哲学的基础，在数理逻辑中，所有的讨论都是在集合论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在语言哲学中，所有的概念都被看着是一个集合。
所谓的“马”，就是你作了一个集，用马来称呼这个集。当你说：这个东西是一匹马，意思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是这个集的一个元素。当然，这个集很有可能是各人不一样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只有二个人对马，或者任何一个名称所确定的集都是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无误的沟通，否则是做不到的。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许多，但因为这个观念太重要了，在来重复一次。在科学，数学中，我们可以建立某种大家都同意的集合（这是在对象无结构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能够说出大家都同意的句子，没有这个条件，语言就是一个充满歧义的东西。因为虽然我们说的同一个名词，实际上想的和说的各人却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比如说，什么直线，这就是一个集合，我们学习平面几何，首先就得建立这个集的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直线，不能继续说了，因为它没有结构，实际上说它完全来源于实践并无道理，因为实际事物没有一个是绝对直的。
它就是一个概念（集合），承认，有平面几何；不承认，就没有。然后我们继续来玩，所谓三角形就是由三条直线构成的，如此种种，我们就能够从这些概念运用逻辑，推出整个平面几何来。也可以这样来说，平面几何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系统，其内容就是把概念（集合）进行逻辑运算，得到种种结论。而正因为这些概念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达到一致，所以每一个平面几何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个确实，无异议的答案。
当然，至于什么是汉奸这一类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人们关于这个集都能够达到一致，如果能够，我们关于“汉奸”的陈述就有了确实的意义；如果不能，想这句话有意义只能有两种方法，说服别人或者消灭别人。
在我看来，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人往往是说服不了的，消灭不同意见更是休想。所以这个世界永远是吵吵闹闹的，不可能一致。
所以说，当我们说：汪精卫是一个汉奸，其实意思是说他的后期。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的那些行为只能划到汉奸的那个集里面，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意思都可能面对着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
就算我们有了一致意见，也不能说什么本质，虽然有很多话都能说了，因为大家一致，能够顺利沟通。比如说，我们规定几个大家都同意的条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就是汉奸或者民族英雄。那么很不幸，这仍然不能建立所谓的“本质”，因为从语言的“本质”来说，名词只是一个集合的名称，确定这个集合的条件不过是人自己规定的，并没有一个神来规定，无法存在那种绝对性。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本质不仅仅是头脑混乱，而且有些强词夺理，因为当你说这个事物有一个本质的时候，其实意思是你才是真正知道这个本质，与你有不同意见的人当然就是不能理解本质，当然是错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神（或者像神一样的人），你是凭什么肯定你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
形容词的问题要简单得多，但首先得把语法上的形容词分成二类，一类是能够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一类不能。
比如说，3比2大，这个大是建立在逻辑之上的，3和2都是一个集，我们把凡是3这个集所包含的元素和2来进行一一对应，结果就是有一个集里面有东西无法对应了，这个集就叫做是大一些。
但是，如果你说，甲的胆子比乙大，这就不行，因为无法一一对应，不可能有相同的意见。这里非常讨厌，都是一个“大”，但其实意思完全不同，但没有办法，语法并不是哲学家的理论能约束的。所以语言哲学家认为，过去哲学之所以莫名其妙，都与这些类似的混淆有关，都是没有弄明白语言局限性和缺陷。
或者换一种说法，过去的哲学家都在企图表达某些形而上学的东西，超越逻辑的东西，这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其他人并不能有所谓的理解。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第一类形容词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多少，轻重，长短等等等。另一类与逻辑无关，智慧，勇气，英明，仁慈等等等。第一类有明确的意义；第二类没有。
也许这样容易理解一点，严谨的科学，数学论文和法律文件应该根本没有第二类形容词，而文学作品主要是这一类形容词。
理解了上述的基本思路，我想你就能知道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说，在过去哲学讨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我们只能以沉默相对。这不是说你才智不足，也不是说你相信的哲学错了，而是那些问题根本就无解，这是由语言逻辑的局限性造成的。
如果你知道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就可以知道，数理逻辑已经证明，实际上是不可能在逻辑上建立一个完备，而无矛盾的语言体系。这里仅仅指的是那种复杂的系统，因为哥德尔是一个数学家，这里的复杂是有着一个严格的定义（蕴涵皮亚诺算术公理）。
但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东西能超越逻辑之上，那就只能是类似于神一类的东西，那我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