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书法家朱东润先生逝世已25周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又一次浮现眼前，令人难忘。
我认识朱东润先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是在思想改造之后，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先生从沪江大学调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我们古典文学。他讲《史记》，讲司马迁的生平遭遇，讲列传的价值，充满激情，有声有色。他讲宋词，突出介绍柳永、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和价值，分析精辟，评价客观，讲得生动而有感染力。
毕业时，我留在中文系任助教，分配在汉语教研室。那时，先生任中文系主任。
一次，我去拜访先生。也许他知道我喜爱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唐人传奇小说，所以对我说，研究语言，规律性强，书籍相对较少，若刻苦学习，定能取得成就。他还对我说起自己的治学，每天读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从不间断。一天至少写五百，多至一千。此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友人送我一对空白的轴子，朱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各体书法无不精善，我就送去请先生写对联，先生说：“好，过几天来取。”过了一星期，我上先生家，见联是用行草写的，圆熟洒脱，力透纸背，上联为：莫放春秋佳日去，下联为：最难风雨故人来。前者勉励我勤奋学习，珍惜光阴，后者教育我做人，要珍惜友情。我将此联挂在墙上，作为座右铭。但在“文革”抄家中，被作为“四旧”，这幅珍贵的墨宝被毁掉了。
转眼到了1969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了。一天晚饭后，我去散步，在宿舍附近遇上了先生，我向他问好。他的心情似乎很沉重。我说：“朱先生，我弄不明白，哪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呢!”他苦笑一下，说：“是呀，不懂，看着吧。”我们不敢多说，就匆匆走开了。
十年“文革”中，他不再在宿舍附近散步了，但我常常听到有关他的情况，说他受到批斗、挂黑牌，但他很坚强，不肯低头。以后又听到震惊的消息，朱师母因受不了残酷的批斗而自杀了。打击来得如此突然，但先生勇敢地挺住了。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又一次跨进了先生的家门。他住房的底层，在“文革”中被人居住了，先生住在楼上的一个小间里。房内一个木板床，白木，没有油漆。
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笔砚、书籍。壁角放着两只书架，堆满线装书。一把旧的藤椅，是他看书、写作用的。此外别无长物。我简直不相信，这竟是一位著名学者的书房兼居室。先生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也谈他的工作，说正在写《元好问传》，绝口不谈“文革”中的苦难和他所受的冤屈。我感到，先生是坚强的，崇高的，他是把个人家庭的苦难和不幸，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灾难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在先生生命的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带研究生，写《元好问传》，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他说，作传记，要选好传主，要全面收集材料，要真实于传主一生的行事，从而得出恰当的结论。他说元好问是一个值得写的传主，这个人物充满矛盾，不被人所理解，但他不失为一个正直的、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先生在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完成了这部力作。他以其毕生之精力，先后撰写了《张居正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和《元好问传》，其传主都是立得起来的。
我最后一次去探望朱先生，是在医院的病室里。他躺在病床上，脸色枯黄，双目紧闭，形销骨立，医务人员正在为抢救他而努力。我知道先生患了癌症，而且已九十高龄，恐将一病不起了。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心中悲痛，不禁潸然泪下。
现在先生长眠地下，对他的不凡业绩，他的正直的为人，人们是不会忘怀的。他的丰富的著作，将作为宝贵的遗产流传下去。
（本文曾发表在国内的报章上，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人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本人受其委托将此文转发在海外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