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童年很寂聊。长大了才体会到，自己在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的氛围中长大其实是一种幸运。
小时候家住东四十条报社大院里，报社的职工宿舍楼虽说现在看起来是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灰砖三层楼，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刚落成时还是很不寻常的，单说家里的抽水马桶，就令住在周围胡同里的小学同学们羡慕至极。地道的现代建筑，却被周围一些破旧的平房环绕着、簇拥着，从大门口要经过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巷，才来到被楼房三面围拢起来的院子和位于4单元3楼的家。记忆中报社宿舍的临街大门是个简单的中式门楼，坐落在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深红色的木门很厚重，推起来咯吱咯吱响，门背后有粗大的门闩。看大门的是一户人家，我们小孩子叫他们王大伯和王大娘，小时候我丝毫不惧怕王大娘；但是对于王大伯，还是很有些敬畏的。
我家的地理位置很好，离东四、王府井都不远。小时候爸爸为节省车票钱，经常走路到那时位于王府井的单位上班。我就读的小学离家很近，出门过马路，然后经过一个空荡荡的副食店和菜市场，右转进胡同没多远就是。上学时自己一个人走路去，放学时小伙伴们排路队回家。
我们的小学校是座标准的大四合院， 坐落在东四九条胡同， 门口有对守门的抱鼓石。还记得我们的教室里有几个粗大的红油漆柱子。毛主席像在每一个教室的黑板正上方端正地挂着。冬天取暖，老师在教室的中心生一个煤炉，热腾腾的炉膛里上面压着黑色的蜂窝煤，下面是烧红的煤球。炉子上盖着一个圆圆的混合着铁锈和尘土的铁盖，最上面坐着一把水壶。银灰色的铁皮烟囱从炉子一直通到教室外面。冬天的早晨上学时只见各教室烟囱都往外吐白烟，老师在上课前会提溜(北京话dī liu)起水壶，在两排课桌之间的地上洒凉水，泼洒在扬起尘土的泥土地上，让大家舒服地吸上一口湿润的空气。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每一个学期都换一个教室，低年级的孩子在最外院，大孩子在最里院，这座四合院的几乎每一间教室我都在里面上过课。上体育课就在四合院靠前的院子里。记得春天的时候院子里柳絮四处飞扬，松松软软的，好像飘动的一团团棉花，随着孩子们的蹦跳，也欢快地在院子里随着暖风、和着灰尘起舞。。。轮到跑步的时候，学校地方小，跑不开，大家排成一路纵队出校门，跟着体育老师到周围的胡同里转圈儿去。曲曲折折的路径，一路灰砖灰瓦的胡同风景，九条，八条，七条。。。
夏日的午后，在不知疲倦的知了声中，有一道存在于记忆深处的绿色风景。那是穿一件白衬衫、系着红领巾的自己，许多年前梳着两个小辫、背着书包在胡同里的林荫大树下独自快步行走，在穿越了八条和七条胡同后，来到东四六条少年之家学习画画。小时候最害怕的是树上喷完药以后，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药水味儿不说，满树的“吊死鬼”，一种青绿颜色的肉虫子，长长短短的从树上打着滚儿吊下来；地上也有很多，软绵绵地蠕动。年少的我曾经东躲西闪，必须要经过这样的吊死鬼树阵，才能走到学画的地方，是何等考验！那时绘画班每周活动两次，我惊讶自己竟然一直坚持到上高中以后。
爸爸在那一年送我一本画素描的书。第一次看到俄罗斯画家赛洛夫、法国画家安格尔、瑞典画家佐恩和美国画家萨金特的很纯美的素描画，我为那本书精心地包上用旧画报做的白色书皮。亲爱的爸爸已经离开我十几年了，那本发黄的《素描技法》，里面有徐悲鸿的人体素描，依然陪伴着我从中国到美国，风雨飘摇，一路走来。
那时放学后的作业，大多是在课外学习小组完成的。我经常到邻居的小朋友家写作业和玩耍，她家门口的巷子里有棵很高很大的桑树。我们吃桑椹，玩跳皮筋，“小皮球，香蕉梨，马丽开花二十一”，一直跳到天黑才回家。我的小学同学大多住在十条和九条，住八条的很少。因为大凡远一点的，前面的七条和后面的十一条都有小学，孩子们就去那边儿就读了。小学生们住得近，就经常在一起玩，那时没有谁家没去过的。
小学毕业考上附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坐落在细管胡同。童年和少年到底还是没离开胡同，我中学时最好的朋友就住在细管胡同，我们还在她家院门前的枣树下用竹竿子打过枣吃哩。那枣儿味道很清脆，很甘甜。
曾几何时，胡同里的玩伴、四合院里的小学、有着大红柱子的教室、老旧的菜市场和百货商店都不见了。四合院那精美的砖雕，也变成童年的城南旧事。随着平安大道的拓宽，昔日的小伙伴们的家已拆迁，下落不明。东四九条小学，一座本该保留的四合院，早已在多年前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后建的、已变得破旧的教学楼。甚至连带给我温馨回忆的报社的三层灰砖楼也因东四十条地铁站的兴建而在劫难逃，化作流年幻影。
老北京的记忆在林立的大厦和摩登的都市风光里渐渐褪色，我童年的家、学校、街坊四邻。。。好像一个个破碎的美梦，随风逝去。我走遍各地，却终究无处找寻。
在我的出生地，我见证了什么是沧海桑田。。。
（原创，著作权保护，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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