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是我们北京一零一中的高中同班同学，他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关于他的事有很多的文章谈及，在短短26年生命散发出来的魅力、他为人的品质和最后冤死以及分析和反思那个时代产生的悲剧文字，至今仍有不少人关注。我最近收到同班同学靳慧怡转来的《郭世英最后岁月（定稿）》的文章，这是一位在1966年文革时刚刚一年级的北京农业大学新生写的回忆文章，我记得曾在海外文学城上读过，现转发该文与网友们共享。我也看到很多回忆郭世英的好文，但也有一些是哗众取宠谬误不少，引起我们班很多同学的不满。现转发周伯昆同学的二篇文章，作为老同学们对故人的追思和纪念，更希望能让郭世英的英灵真正得到安息。
郭世英生于1942年，殁于1968年4月22日，今年是他去世46周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68年春天，我即将离开北京毕业分配去东北报到之前。当时他到中关村科学院大操场看完大字报后，顺便路过我家在窗口叫我。我见他显得情绪不好，还说我还能做什么，在编鲁迅语录。然后又告诉我民英死了，在东海舰队，文革初期受压抑，后来平反，反而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自杀的，我们相对无语。没想到我去了黑龙江不久，他在农大坠楼身亡，他杀自杀谜团至今不解。
1961年2月14日郭沫若全家摄于海南“鹿回头”。
左起：平英、汉英、于立群、民英、郭沫若、世英、庶英、建英（前）
（原载于蔡恒胜、柳怀祖等著的中关村回忆）
下面用上、下两集转载这些文章。
.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江畹铸
“我的伤口，我自己来舔，不要大家为我呻吟……”
每当看到书上和网上那些怀念与回忆郭世英的文字时，我都会触景生情般的，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多年来，这句话时常回旋于我的脑海，那一刻，郭世英仿佛就在我面前苦笑着望我。
我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这是我永久的痛，这痛别人是无法理解，也不必让他人承受。
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耗子要是得意了，那猫儿一定会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话说的，那声音，那语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也许他是有感而发。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人们对他的死，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猜测。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作为和他有过一些交往的我----他的一个校友，也许有责任，道德的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记忆错位的事情，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从中筛选出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
我想了很久，可能现在是时候了，曾有的顾虑也该烟飞尘灭于数十年时光持续的冲刷。我把沉默的窗口打开，我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再不说，时间必定毫不留情会将我和我知道的一切湮没于无形无影之中，是时候了！
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度过的，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我认识他确切的日子，记得不很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开始前不久，可能就在4、5月间，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到北京也才半年多。
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我们都是四川同乡，用家乡话聊天。正聊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停到我们的饭桌边，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我抬头看，是位男同学，髋骨较高，眼光和蔼，长得高但不算魁梧，岁数看上去比我们都大些，应该是高年级同学。我们就好奇地问：“你也是四川人？”他笑道：“对头！”就找了个空，坐下，于是我们就和他边吃边聊，谁也没问他的名字，也没问他是哪个系的。后来，几次吃饭的时候，他都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他笑着和我打招呼，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这让我好奇，就问：“你是四川人，咋个能说那么好的普通话？”他说：“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我又问：“那，你是四川哪里人？”他说：“乐山。”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就开玩笑问他：“哦！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的了。”他突然有点不自然，说：“我们那里姓郭的很多，大概几百年前是一家吧。”也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无一搭聊了会儿就分手了。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感觉他待人亲切、诚恳，但他眉眼间总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而那种神态是不应该属于我们年轻人的。
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文革开始，我们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我突然在主楼发现一张大字报，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这触目惊心的红叉叉，吓得我心砰砰跳，赶紧看。这才知道，郭世英原来是郭沫若的儿子，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才知道他到农大上学是事出有因的，当时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就是依伟大领袖所言。因而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跟着大家一起折腾就是。我当然也就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虽然我和他也就吃饭时说过几句话，在校园不期而遇随便聊过几句而已，但就这些，一想起来我就不寒而栗。
我还是常常见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园。他一定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总独自手捧一个大饭盆，用一只小木勺舀着饭菜送嘴里，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和谁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他对我点点头，我假装不认识他，慌张地与他擦身而过，表示和他划清界线。
秋天，大串联开始，我和几个同乡搭伴同行，回了趟四川。返京到郑州，我与同行的同学道别，下火车，打算转车去看望我的一位亲戚。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我的钱包被偷。不过我并不慌张，那时串联的师生走到那里吃、住都不要钱，乘车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也是要花时间的，何况经验告诉我大排长龙是家常便饭。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而亲戚家在许昌，一时也到不了，再说人多，根本挤不上火车。我犯愁了，又累又饿，就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坐下歇息。我这人特别没主意，有点发慌，心想真不该独自一个人下车。
“这不是……”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和我搭话。
我抬头，见和我搭话的那人穿得破破烂烂，犹如乞丐，可看面孔又有点熟悉，好像在那里见过。我站起来，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望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真诚而和蔼的眼睛，这是？哦，是郭世英呀！他怎么这副样子？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问：“怎么是你呀？”
他笑了笑，所问非所答：“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他又问：“同学们呢？”
我说：“就我一个人，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
他轻轻地哦了一声，说：“那，那我就走了。”
他显然知道我把他当做“不可接触的人”，很有自知之明地选择离开，让我不至于感到为难。
而我却急忙叫住他：“你怎么也到郑州来啦，怎么回事，要饭了？”此时此刻，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把手提的一个帆布包往地上一放大笑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
他说：“虽然我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可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的。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火车只到郑州，正想去找往那边开的火车呢。”
他还告诉我，文革开始，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但行动还算自由。现在大家都串联，谁还顾得上他？他就趁机跑了出来。
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还没吃饭，就说：“我也没吃饭，走！填饱肚子再说。”我有点犹豫，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
饭后，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会难为你，省得被我连累。”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不是个东西，于是我也站起来，和他一起走出饭馆。
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你去哪儿？不管我啦？！”我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再也无法绷紧。
他站住，望着我说：“我要赶火车，去洛阳那边，跟你说过，去看朋友。”
我说：“我刚从那边过来，全乱套了，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车厢里满是红卫兵，死龙一样趴在铁轨上。”
听我这么说，他显得很沮丧，一脸无奈。他把破棉帽捏手上，想了想说：“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也只好如此，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独、恐惧，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不久找到一个串联接待站，我们排了很久的队，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涂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
晚饭后，我们从食堂出来，郭世英问我：“要不要出去走走，你要是没事的话？”我说也好，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
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在他眼里，我大概还是比较单纯的，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那个特殊环境，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他那特别有磁性（借用现在的术语）的谈吐，让我毕生难忘。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聊天的原话我无法准确一一道出，但意思总的说来是不会错的，我不用那个“”（引号），因为引号内的文字，常误认是原话。
他问我，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
我老实地告诉他，看过，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全是那个X，他告诉我。
这个我知道，大字报揭露的，我说，X代表赫鲁晓夫，说你们学苏修，鼓吹修正主义。
不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声音有点激动。
他说，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
我问，那X是什么意思？
他说，学过代数吧？未知数的符号。我们几个同学，探讨未知。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我们太天真了，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问，那你说怎么错了？
他并未按我所问的思路展开话题，说道，揭发我的大字报，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哪有这回事？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写点文章、诗、杂文什么的，取名为“X诗社”，只在我们中间相互传着看，就这么简单。怎么就变成集团了，怎么就反革命了？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不值一提，都应该一把火烧掉。因为我认为，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体谈谈。
他说，我过去有一个观点，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强调独立的人格。我曾经对人说过，“生应为人杰”。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解救被罪恶吞噬的人们的灵魂，可笑吧？你以为你是谁了?救世主？！后来我到河南农场，和土地庄稼在一起，思想改变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问，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怎么到农大来了。
他说，那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不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问我，你怎么学兽医了，这专业不太适合女孩子。
我叹了口气说，没办法，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涂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不过也好，来北京了。学了半个学期，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有很多有名的教授和水平很高的老师。我特别爱遗传学，虽然我们还没开这领域的课，可我读了点这方面的书，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里X太多了。
他立刻说，别X了。谈点别的，知道孟德尔吗？
我说，知道，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说，看来你还真懂点。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我学植物，你学动物，其实本质一样。孟德尔不一定错，米丘林未必全对。
我吃了一惊，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
他说，我也没全盘否定，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他是神父，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
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听他娓娓道来，我觉得讲的还真的很有道理。
我说，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好像很难找。
他说，等回北京我可以找几本给你看。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可以请教他们。
我说，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话题又回到X。
我问，大字报还说，你们要偷越国境，有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他说，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上大学后，各奔东西，不过谈得来，就又常在一起了。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但没有行动。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说想出国，又口无遮拦，结果有人告密，我们就犯事了，都被抓了进去。
我问，那怎么处理你们的？
他说，情况不同，分别处理的。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两位男同学劳改，到现还没有出来。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这次串联出来，我就是要回那里看看。
后来我们聊起了文革，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非常拥护。他把这场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了个比较，他说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并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它要挖掘掉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的思想根基，开创一个由无产阶级真正一统天下的新纪元，绝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他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他，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
他说，砸就砸了吧，虽然可惜，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又聊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有名的对联。
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问他怎么看。
他说，太没意思了，这还值得讨论？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照这么说，历史还能进步？！荒唐！从对联他又聊到“联动”。他说“联动”的性质和满清的“八旗子弟”一样，自以为血统高贵，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这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好下场。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那时，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还没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后来遇罗克的《出身论》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非常随意，我开始的拘束和警惕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他不仅健谈、博学而且思想很敏锐。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个性，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我开始对他产生出一种亲和感，很愿意听他给我“摆龙门阵”，虽然大多话题并不轻松。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还算幸运，在郭世英的帮助下，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他要往洛阳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在农大的校园。那天我正埋头走路，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看来他心情不错。我挺高兴，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
他说，到农场看望朋友后，又骑自行车南下，到了武汉等地。自行车坏了，就步行串联，后来又回到农场呆了些日子。
他问我什么时候从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诉他，离开许昌我也没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广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
走着聊着，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让我等他一会儿，跑着钻进宿舍楼。很快他又钻出来，手里拿着几本书，递给我。他说，这是几本有关遗传学的书，拿去看吧。我拿过来瞧，有方宗熙写的《生命的进化》和《普通遗传学》，还有我们系吴仲贤教授翻译的《生统遗传学》。我这才想起那次我们在郑州聊天时，聊到什么孟德尔和米丘林，他说回北京要找几本有关的书籍给我的事。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随便那么一说，没在意，哪晓得，郭世英却说到做到。拿着书，我心里热腾腾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认真，对人很热忱。
1967年，郭世英是否离开过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过宜宾一个月，目睹了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说成天面临着枪林弹雨，一点都不夸张。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战斗的双方都标榜是为了捍卫同一个人，都打着同一面旗帜，这样的争斗却是历史上罕见的，这让我混沌。
67年其它时间我都在北京，在校园里我和郭世英能常相遇，也常常聊聊天，谈谈运动见闻，说说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如果说我们郑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了解，他对我说的那些话多少有些谨慎、保留，或有言不由衷的表达。现在（指1967年以后）我们就自然而无拘束，海阔天空的交谈了，因此我认为现在才是郭世英真实的表白。
他告诉我，他有了女朋友，比他小好几岁。我曾希望他什么时候带他的女友过来和我见见面，他说，顺其自然吧。他还说，作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我”（指郭世英本人）为“她”付出，二是她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他相处需要有足够强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而作为他的朋友，只有“我”的付出，而不必让他们为“我”烦恼担忧就足够了，这和做他的女朋友是不同的。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懂，他的两个单方面的“付出”意味着什么？
我们聊天时他还说过，他正在演出一场悲剧，高中是这场悲剧的序幕，如太阳初升，还有着明媚；北大是悲剧的正剧，乌云翻滚，疾风骤雨；也许悲剧将在农大落下帷幕，天愁地惨，月黑风高，天地归一。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感觉他的心绪与在郑州和我聊天时有着明显的“温差”，他心里被难以拨开的黑云笼罩着，而时间差不过只几个月而已，这样的变化是由怎样的刺激所导致的？我没问过他。不过，他断断续续和我聊到他在中学和在北大的经历，我以为他说的却是他的心历，真正的心声！
他说：
1957年，初中毕业考高中，我没有考好，落榜了，在家附近一所中学补习了一年，其实是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年。当然，在这一年间，我也看了杂七杂八、古今中外许多的书，“如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般的意义。
1958年，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101中。大学，我先是在外交学院，62年转到北大哲学系。
101中的同学单纯、北大的同学沉闷而农大的同班同学冷漠。单纯可爱、沉闷可悲、而冷漠可怕！
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非常值得怀念的三年。同学们都没有心眼，相互之间从不猜忌，彼此交往随意而自在。我要求上进，“力争上游”，入了团，后来还当上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操行每学期都是“优”。其实，我心里真正追求的和学校（其实反映的就是国家）倡导的是有矛盾的。别看我挺冒尖，像是“走在最前方”的那个，可说真的，我自己都讨厌自己，特别羡慕班上那几个有个性、不听话、我行我素的同学，可又不敢和他们“同流合污”，这让我内心很痛苦。为什么我就不能痛痛快快如他们那样活着，难道我是双面人？
高中毕业，上了大学，而这种痛苦在大学报到后达到了顶点，以至让我神经衰弱得无法学习。这期间我和原来中学同班一位同学，就是班里最不听话，但最有思想的那一位同学推心置腹有过几次长谈，他的话真的是让我振聋发聩，犹如暗室逢灯，如梦方醒。我决定，我要真正做回自己，翻来覆去思索了很长一个时期，我最终认定只有哲学才能让心里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的探索，才能从迷茫中得到解脱，就转到了北大的哲学系，算是和我的过去告别。
这样，我和原来中学的那几位同学就自然而然又走到了一起，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感到我们的火可以和他们燃成一炬，我才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精神获得极大的解放。当然我们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肉体的磨练，我明白了，我们过去的探索实在粗糙，我们所谓的新思想萌芽实在还很幼稚。但我从不后悔与他们的交往，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有如此异类的存在，才能让我看到希望，才让我能以此作为“参照物”，找回我自己。
X事发，我到农场改造，两年后改造结束，本来我不打算再回来，就想在农村呆下去，那样挺好。但还是来这里了，这既有“上面”的意思，更是我自己又一次的选择。我下定决心，这回我要好好学习，从此与过去的我决裂，而不是一般的告别，但愿这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哎，命运真的是一个“作弄鬼”，我发现我又错了。新的集体，新的同学没有一个理解我，我如同掉进一个冰窟窿，彻骨的冷。如果我比喻不对，你可以批评，就素质而言，中学同学最高，北大同学勉强，而这里，我具体说是我们班，素质最差，令人心寒，班里的同学真的都像不能擦亮起火的火柴杆！而“文革”一爆发，他们又如一个个乌眼鸡似的盯着我，如此的怪异可是他们的本性？难道，我这个一年级还得重复上个几次不成？
上面我写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记录，而是很多次交谈后，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我认为他的内心很痛苦，又没有办法发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开过心扉，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会有的。
1967年，农大还算是比较平静。各派之间不断地打派仗，我早习以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对我这样出身的人都避而远之，没找我的麻烦，我就阿弥陀佛了，我只好当一个“逍遥派”，小心谨慎打发日子。这在运动初期很难堪，无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发现“逍遥”的人越来越多，真的成为了一个“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遥派”圈子里的人，不问“政治”，不谈派别观点。有谈恋爱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养公鸡抽鸡血打针的，更有人长期不在学校，也不知逍遥到何处去了。我没有怎么走动，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遗传学方面的书外，我还看小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资修”的小说，我也弄到几本。那时大张旗鼓在宿舍或什么地方看，也没人管，人都忙着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兴趣的在斗嘴，没兴趣的各干各的，这种特别自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东方红总部勒令不得离开北京，随时听候批判，但对他的约束时紧时松，他可以跑回家，我们的交往也没有人管。他曾告诉我，他和原来X事件中一起遭难中的两位取得联系，仍然在探讨一些问题，他说，随着阅历与年龄的增长：“我们理智多了。”经过磨难，我相信，他和他的这几位难友的情谊更为可贵，而如今像他们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我真的很想认识他们，真的很羡慕他们之间的真情。
有那么一天，我正在校园内和同学清理墙上的大字报，郭世英走过来，他帮我把废旧的大字报团起，轻声问我：“你上午有没有时间？”
我说：“有的，啥子事？”
他说：“帮个忙，给我的一个老同学送封信，我自己去不太方便。”
我知道他的朋友不太多，老同学，莫非是他难友中的一位。
“好哇，”我立刻答应，“给谁？哪里见面？”
他听我二话没说应了，就把一封信塞我手中，说：“颐和园东门外铜狮子，中午时分，把信给等在那里的一位叫某某某（名字我忘了）的同学就行了。”
“要得！”看看天日，将近中午了，我说走就走。
我很快乘公共汽车到颐和园东门外，见铜狮子前面有一位精瘦精瘦的年轻人依着铜狮子的石基在张望，显然是在等人。我走向前，问他是否是某某某，他有些吃惊地点头。我说，是郭世英让我来的，就把信交给了他。我们随意聊了几句，我的任务完成，就此告别，他离开时，走得一瘸一拐的，也许是他至今留给我的唯一印象。
当天晚饭，在食堂，我告诉郭世英，见到那人，信给了他。这时我才好奇地问：“他是你们X诗社的？”
他晃着脑袋说：“不是！一个可怜人。”
他告诉我：“X出事，与他的告密不无关系……”
我大惑不解，既然他是那样一个人，为什么郭世英还会和他联系？他见我有些诧异，边吃饭边慢慢给我解释。
他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告密的动机暂且不谈，也没有什么因果报应之说，反正不久他也被打成‘反动学生’了，处境相当凄惨，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现在连走路都费劲。这次他是从外地到北京上访的，见到我，做了很多解释，有什么用？我认为我们的悲剧尽管发生的缘由不同，可都是时代造成的，不应该过多的追究那些细节。我让你送给他的信，其实只有一点粮票和一点钱，他现在一无所有，难道我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不成？
是的，我认识郭世英也有一年多了，尽管我们天南海北、过去现在的聊了许多，但我从来没听他对某个他认识的人，他的同学，甚至现在对他恶狠狠的同班同学说过一个恨字。联想到我最近看到的一篇回忆他的文章，文章说，郭世英高中毕业时曾给同班同学写过一封信，说他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人。”姑且不讨论这句话的立论是否成立，但郭世英高大的外表内蕴藏着一颗柔软的爱心，只要你和他交往一段时间，你就一定能体会到。
我看过冯骥才写的一本书---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一百个人的十年》。我在下面要讲的有关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节和冯骥才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拾纸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详尽叙述的原因是，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郭世英心灵的美。
有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我正在宿舍里看书，一位同学进来告诉我说，有人在楼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还有一个人，是个女孩，也就14、5岁，很疲惫的样子。郭世英见我出来，招呼我跟他们走。
我跟着他们到花圃旁，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指着女孩对我说：“你能不能让她在你那里住一两天。”
我问：“她是谁呀？”
他说：“是从湖南湘潭来的，你叫？”
那孩子说：“我叫罗湘漪。”
郭世英说：“说起来话长，慢慢告诉你。”
我说：“没有问题，我们宿舍有空床”。
郭世英说：“那好。我还要再回趟家，小罗你帮我照顾好，我后天一定回来。”
他看小女孩有点拘束不安，就又对她说：“你放心好啦，她是好姐姐，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的。”
说完掏出些饭票给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里。
当晚我安排小罗休息，小罗太累了，很快就睡着。第二天，我才有机会听小罗原原本本说事情的由来。
小罗说：“我父亲是湘潭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那个地方砸四旧，破封资修，连手表都不放过。父亲有一块老牌的欧米伽手表，造反派让他交出来，他舍不得，就对学校的造反派头头说，手表又不是封资修的东西，毛主席也有手表。那头头说，你污蔑伟大领袖，你拿出证据出来。父亲就说，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见毛主席没有手表，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来送给了毛主席。那头头一听，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命令喽罗们把父亲抓了起来，说你罪上加罪，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你造谣！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我父亲说，那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没造谣。头头让父亲拿出报来，可他到哪里去找，就这样关着不放。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偷偷扒火车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亲出来。到北京，我还真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里门口站着，想怎么才能进去。恰好，那位大哥从门里出来，我不顾一切，哭着对他说，我要见郭沫若。他让我别哭，问怎么回事？听我说完，他告诉我，手表的事他知道，确有此事。不过要拿出证据，也要给他点时间。于是他带我到外面吃了饭，先送我到你这里安顿下来。”
她问我：“那位大哥是谁呀？这么好。”
我说：“他就是郭老的儿子。”
小罗一听就大哭起来，说她父亲有救了，我安慰小罗说，肯定有救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他见到我们后，拿出两张照片，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我忘了是“新华日报”还是“大公报”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其中一张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另一张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
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
我们仔细看，就是郭沫若送给毛主席手表的报道。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是郭沫若的亲笔。
郭世英说：“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马上冲洗出来。回家后，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我父亲很感慨，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再次确认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
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交给小罗，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事不宜迟，我们不留你了，赶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抬头看郭世英，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
当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罗到北京站，望着小罗乘坐的火车离开我们才走。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郭世英说：“这回你和你父亲可帮小罗大忙了。”
他说：“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但对小罗来说可真是天大的难事。有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总记在心里，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其实这次小罗‘千里救父’才是应该传诵的千古佳话，我被她感动得两天都没有睡好。罗湘漪，多么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沉默地望着外面，望着外面那沉沉的夜，没有再说话。
（勇敢的小姑娘罗湘漪后来给我来了信，她感谢郭老和郭世英，说郭世英给他的照片和郭老的亲笔，帮了大忙，让他父亲得以解脱……）
几天后，郭世英见到我，他还想着小罗的事。
他说：“我估计像小罗爸爸这样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要找什么资料只是举手之劳。不仅能让很多人免于无妄之灾，更能方便我们大众。看来我应该改学图书馆管理专业，这个类似索引的学问太重要了。他又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点事，我想编一本《鲁迅语录》，像编《毛主席语录》那样，每一章专门选录一个题材。还可以编一部《鲁迅著作索引》，如把鲁迅文章中凡是写桑树的，凡是提到嫦娥的，都找出来，分门别类，这样人们要找鲁迅哪篇文章哪句话，不就非常简单了吗？”
他想马上着手这两件事，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我当然愿意。他说：“我还要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可以分头进行，
最后汇总就行了。”
那个时候，除毛主席的著作外，比较容易找到的书就是鲁迅的著作了。郭世英给我布置任务了，他让我把鲁迅论“青年”、论“国防文学”等几个专题的话都找出来，抄在他给我准备的卡片上。他还让我想想，如何编《鲁迅著作索引》，在他看来这是比编语录更大的事。我很认真地编《鲁迅语录》，前前后后我弄了近一个月，抄了厚厚一摞卡片，交给郭世英去汇总。
我告诉郭世英，要编索引，看来非常困难，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他也说，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动手去做，也觉得这事太难。一个鲁迅就这么难，要是想把譬如“鲁迅”这个名字，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里都找出来，按我们现在的做法，根本办不到。也许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有一种办法，我盼着。
编写《鲁迅语录》的事后来不了了之，算是半途而废，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学校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可能再将此事进行下去。
电脑科技的发展，网络工程的问世，现在郭世英的那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了，但他没有盼到。今天，当我把鲁迅的名字输入到Google里、打入“百度”中，不到一秒钟有关“鲁迅”的条目就跃出，分别有3500万条和1亿条之多！这时我感觉他又回到我旁边，惊讶地望着电脑的他，一定会由衷地发出赞叹：“啊！真好，太方便了！”
现在，我就要回忆到郭世英的最后日子了。这是我最痛苦、最不愿意去回忆和触及的。人生最残酷的不过如此，当我以发抖的手敲击键盘时，请原谅我会激动而出现的语无伦次。也不要嫌我啰嗦，因为郭世英的遇难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要让人们从农大这个社会的一角，看到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疯狂的事情。
我们相对的“好时光”随着1968年的到来就不复存在了。学校的形势变得很紧张，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批斗臭老九的声势一日高过一日、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这些“逍遥派”已经不敢再逍遥，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由学校里、系里或班里造反派头头组织的批判斗争大会和小会。曾经喧嚷了一阵子的“复课闹革命”，只剩下“革命”，再听不到“复课”的声音了。打人的事经常发生，在我们学校，不断有什么人被打死或什么人自杀的消息传出。
大概是2月份，学校的工会副主席安铁志，实在不能忍受折磨，从关押他的教室逃出，爬上大烟筒顶部，跳了下来，成为当年我听说的学校第一个殉难者。
我还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一次施暴过程。有一天，我想到学校外面办什么事，刚走到校门，就看见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抡着皮带抽打一位中年人。一面打，一面还大声骂：“打死你这个狗特务！让你跑！让你跑！”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主楼的广场上，浑身是血，不再动弹，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处境一定也非常危险。每次见到他，我都要叮嘱他要特别小心，自己保护好自己。他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免不了一场大难，我们交谈不再轻松。
4月初的一天，他告诉我，他们班的造反派命令他，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呆在学校，准备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他气愤地说：“什么革命群众，就是他们那一帮人，别看他们的年龄比我小，可他们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狠。”
我很担心地问他：“他们不是还想翻你的老账吧？”
他点头说：“那是肯定的，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这次看来他们是想从我的老问题开刀，另有图谋。你没有看大字报说的吗？是谁胆敢把X反革命集团的那些人，特别是我，就这么不痛不痒处理了？要揪出包庇我们的人。”
我问：“哪你怎么办？”
他说：“那个X，到我为止，由他们去弄，冲我来！其它的，别想！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农大是我这场悲剧的落幕。我的意思是说物极必反，我相信悲剧落幕后，我会变成和你们一样的人，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我现在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此。”
我没有想到，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最后和郭世英的见面和交谈，哎！
农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至于1968年4月以前是否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革委会掌管学校的大权，学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事，都是由革委会布置。我听说当时掌管农业口的是姚文元，而他的那几个文革干将亲自抓农大的运动。我现在想，这些人几次接见农大革委会的负责人，是否曾经说起郭世英的事？姚文元他们是否暗示过革委会的头头，要从X这个案子处理入手，深挖、狠挖，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革委会头头们和他们系里的那些人才有恃无恐，拿鸡毛当令箭，猖狂之极。
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郭世英就是4月初在我们那次聊天时，提过“郝爸爸”和“郝妈妈”两个人，说他不知道以后再见到“郝爸爸”和“郝妈妈”，说些什么才对得起他们。我没问过他，他指的“郝爸爸”和“郝妈妈”是谁？两个很奇怪的称呼困惑了我多年，我一直认定是两位职位很高的领导，可我又想不起有什么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干部姓郝。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曾把“郝爸爸”和“郝妈妈”分别或单独输入“百度”和Google查询，但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条目。
而我不久前从周国平的《岁月和性情》一书中读到有这样一句：“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内疚的话。”郭世英虽然从来没和我说起过他们家和总理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但现在的各种资料表明，周总理很早就认识郭世英。郭世英他们几人1963年事发后，周总理确实关注过并且参与过处理X这个案件。那么农大的那帮人当年对郭世英下毒手，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针对周总理的呢？郭世英说过的那个“郝爸爸”和“郝妈妈”是否就是指的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呢？希望我的猜测能够得到证实。
4月中旬，我们系的副教授刘书芹被关了起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夜毒打审讯，要他交待问题。打人的事，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坚份子亲手干，不让外人看的。事后，他们把刘书芹送到我们住的5号楼的地下室，把我叫来，命令我给刘老师的伤口上药，给他吃消炎药。还说，这是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能让他死了。每天当我面对遍体鳞伤的刘老师，我难受极了，心里愤怒地咒骂那些混蛋。我更担心郭世英，千万别落到这些人的手里，他们就是法西斯！
一天，我到校医务室，为刘老师拿药，取些处理外伤的纱布药棉。在排队取药的时候，我听前面两个人很小声地说，我们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来，晚一步他就投敌叛国跑了。还说，正在审问，他嘴硬得很…… 我一听，头嗡的一声，眼睛一黑差点摔倒，扶着墙，强作镇静，想继续听他们说。他们似乎发现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就不再说什么。我最怕的最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
我走出医务室，坐在医务室的台基上发呆，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过，我遇事特别没有主意，就这样不知坐了多久，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搞清楚郭世英现在被关在哪里？设法和他见见面。我站起来，在宿舍区，在教学区还有校园到处乱转，希望能发现点关押郭世英的线索。我还跟踪了他们班的人，可是没有结果。看来，这次他们对郭世英采取的行动是有计划安排缜密的，很可能就是校革委会一些人组织的。如果真是那样，郭世英现在的状况就更糟糕了。
那时农大校园的许多建筑物包括家属宿舍，都关押着众多所谓的牛鬼蛇神，和称为反革命分子的无辜群众。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和自杀，看管得相当严，要想从中找到郭世英，谈何容易！我个人看来没有这个能力了，我想起一个老乡，他也姓郭，畜牧系的饲养员，出身好运动积极，被系里三结合到革委会里了。从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还算有良心，看不惯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为。我对老郭说，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抓了，我想见见他，问能不能帮忙。老郭问了问情况，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想办法，我不知道这事，要先打听他被关在哪里。”他让我等他的消息，晚上在食堂门口见。
离开老郭那里，我回到宿舍，心乱如麻。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学校里的扩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声嘶力竭广播，不是说什么斗批改形势一派大好，就是牛鬼蛇神你们听着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天黑了也不停止。我六神无主，什么事都做不了，干脆还是到食堂门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门口，在那里等了好久，总算把老郭盼来了。我焦急地问怎么样？老郭说，他打听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关在教学楼里，今天下午又转移了，具体什么地方他不清楚。原来郭世英已经被他们抓来有两天了，如果不是在校医室偶然听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问老郭，郭世英有没有挨打？老郭说，怎么没有？！他说，虽然我没有见到郭世英，但听他们透露说，怎么打他，他都不说话。老郭这么一说，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老郭说，别哭呀！哭管什么用，我都见不到他，你也别去找他了。你说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你不如去找郭老，没准会有救。听老郭这么，我猛地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罗湘漪。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像小罗那样？我应该去郭老家，把消息告诉他呀！会有救的。我谢过老郭，忙回宿舍取些钱，准备进城。
谁知这时来人，催我去地下室给刘老师换药，我这一天，昏昏沉沉的，只想到郭世英，把刘老师给忘了，我匆忙到地下室。看到刘老师的伤口又多了几处，旧的伤还化了浓。我心里一边骂那帮家伙，一边骂我自己，我没有来及时给刘老师吃药和换药。我这是怎么啦？郭世英和刘老师都是受难者，我不应该顾此失彼。我静下心来，为刘老师处理了伤口。我求监视我们的那个同学，你们就手下留情吧，再这样折磨下去，他可就危险了。那同学看没有别人，就悄悄对我说：“我没有打他，我也恨他们，但他们就是不放过他呀。”
我坐在刘老师身边，见刘老师双眼紧闭，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
突然，我听刘老师轻轻地问我：“几点钟了？”
我没有手表，看守我们的同学说，12点都过了。
刘老师又问：“今天几号？”
我说：“4月21号，哦，应该是22号了。”
1968年的4月22日，那一早一晚将要发生的两件事，让这个日子铭心刻骨！
刘老师再没有说话，好像睡着了。
我回到宿舍，不知道时间，只知道太晚了，根本没有公共汽车，只好等一早再进城，去郭老家。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起床之后就是一阵疯狂。
天一亮，大喇叭先是高声播放那个神圣的乐曲。随后，全校师生，包括家属在内（专政的对象除外，据说他们在被关押的地点，有一套专为他们设计的，早晚向伟大领袖请请罪的程序），必须列队到指定的地点，面向东方，或面向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的画像做“早请示”，要高呼“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凡三次，要高声念《语录》好几段，还要跳舞，跳那种刚从东北引进不久的“忠字舞”数节。这样的一套程序走完，半个小时过去了。
人们散去，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门口冲。就在这时，我发现许多人往6号楼那边跑，隐隐约约听说，有人跳楼了。我没有随人群拥向6号楼，一则，我有要事进城。再则，这种事从2月份安铁志自杀开始，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不是我麻木，而是不忍，不忍去看，也不忍去听。早上乘车的人多，又是星期一，我在公共汽车站耐心等着。这时就听新到的一位来等车的人说，刚才又有人跳楼自杀了，听说是郭沫若的儿子。
郭沫若的儿子！
我一听顿时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在那里一动不动站着。车来了，大家蜂拥上车。车走了，车站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到学校了，也忘了我是怎么把脚步移到6号楼的。
楼外还有许多人，七嘴八舌低声议论着。从人们的低语中，我知道就是刚才，大约还不到半小时，郭世英遇难了。
郭世英，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不敢走过去，不敢再往前看。我分开人群，走回自己的宿舍。宿舍里空无一人，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里，放声痛哭。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想起我们最后的那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这个愿望不很宏伟，也不浪漫，但很现实。是他从苦难的经历中最终自己选择的，他为什么要放弃？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虽然他最后在农大的日子非常险恶，像是要越过激流。但他见到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就跳上去，见到另一块，再跨上去。他就这样涉足，已经快到彼岸，他为什么要跳到水里去？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他的女友在等他，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等他，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他的朋友包括我，这个不懂事的，他把我当成傻妹妹似的我，也在等他！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弟弟去年的死，给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他的生命对他的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难道他会自己去结束他吗？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面对那帮恶棍和匪徒，他有思想准备，他对我说过，听天由命吧！我想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被他们折磨死，他也要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为人的道德准则。
我在痛哭一场后，揭开被子。我对自己说，不行，我得出去，我要尽可能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要不就晚了。
我走出我住的5号楼，看到还有人围在6号楼周围，有些好像是警车的车辆停在楼前，有人守在那里不让人们走近。我走来走去，打算通过群众的议论，发现目击者。但虽然议论纷纷，我始终没有听到一个有价值的声音。
我又回到宿舍，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在说着对面楼里今天发生的惨剧，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尽管除了我之外，别的同学都和郭世英没有什么交往。
这时一位同学说：“我们楼上畜牧系的一个同学亲眼见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
我马上问：“谁看到的？”
那同学说：“就是那个领我们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学。”
那位同学我知道，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不过不清楚名字。于是我上楼，在四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学，她姓李。
我直截了当问：“听说你看到了郭世英坠楼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她也很爽快，说：“不是我亲眼见到的，我当时不是在领舞吗？刚结束，我们在楼侧怎么能看到？是她。”
小李指着旁边另一位女生继续说：“她是我中学同学，现在在航空学院（或化工学院，我记不很清了），昨天来的，晚上就住这里了，她看到的。”
我就请那位外校的同学谈谈经过。肯定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说过，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她说：“今天一早，你们都去早请示，我是校外的，没下楼。广播那么响，我也睡不了啦，起来望着窗外的树荫，伸着懒腰，面对的就是那座楼。”
她用手指了指，知道她指的就是6号楼，和这座5号楼外形结构都一样。
她继续:“我摇晃着身体，突然看见对面楼靠左边一点有个人往下掉，肯定是人，头朝下，一下子就砸在地上，发出很沉闷的响声，因为中间有树挡着，我没有看见砸在地上的样子。我吓坏了，下意识往上找，就看四楼窗子开着。”
她让我看那个窗口，那窗口和我们现在的位置一样高，稍斜向我们，还是敞开着的。她说：“别的楼层没有开窗的，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两个人影，那么一晃就没了。”
我急忙问：“确实有人影？”
她说；“没错！本来我以为人是从楼顶上掉下来的，我眼睛那么一扫上去，就看那扇开着的窗里人影一晃，一晃就没了。肯定那人就是从那窗口掉下来的。是里面的人给他推下来的，还是他跳下来的，我没看到。整个过程也就二、三秒钟的样子，吓死我了。”
旁边小李这时说话了：“我当时随着人群往出事的地点跑，还没到那里，有同学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拉着我就走，说太惨了，太惨了，别去看了。我问她，谁呀？掉下来的？她用手捂着嘴说不知道，不知道，手还被反绑着，后脑着地的，不说了，不说了。”
我又问了一些情况，走下楼，回到自己的寝室，零零碎碎的画面在我的脑子里晃动，让我欲哭无泪。
一般来说，女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男生差，我就是这样，我无法冷静地把同学们说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联系起来，对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判断。多是从郭世英的个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杀，而是被害，但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这一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脑子里忽闪忽现外，就记得我还要给刘老师上药，别忘了。
我一天哪儿都没去，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地下室。可今天很异常，有人把守下去的门，让我回去。我争辩说，是你们让我来给刘老师上药的，怎么变了。他不听我解释，说让你回，你就回，哪有那么多话！
我只好回宿舍，心里想着刘老师，要是今天不换药，他伤口肯定会恶化。我这一天身心俱疲，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也不知何时，就听耳边有人说，又死人了，刘老师自杀了！我以为是做梦，一下坐了起来。睁眼看，是同学在床边。
我急忙问：“谁？刘老师，刘书芹？”
她点点头。
1968年4月22日，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
我不能再写了。
2006年10月
后记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沉默了这么多年。这几年，关于郭世英的回忆文章又多了起来，我想原因之一是，人们在新的时代发现了郭世英生命闪光的价值。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看到的有关文章，也很关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发的官司。
郭世英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我现在回想一下，郭世英对于我来说，不算是重要得影响了我一生的人，但他是我一生中最为怀念的人。我们有过近两年的交往，那么多年过去，他的音容宛在，他那瞳仁微微发黄的眼睛从未在我心中泯灭，他那嘴角翘起来时从内心发出的微笑魅力永恒，他不紧不慢、磁力十足、逻辑缜密的语调让我永远回味。我后来从事了遗传学的科研，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响。而他对我说过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也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郭世英的死，他死得蹊跷。说他是自杀的，我认为根本不可能。面对强加于他的“自绝于人民”的结论，我愤怒，但我当时只能以沉默来面对那颗“霸道和强权的钢印”。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多年的科研实践，我的逻辑思考能力比以前强了许多。我冷静地思考，把那天听到、看到的一切综合起来，我敢肯定，郭世英的死，是谋杀而不是自杀。
我是这样推断的：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学看到郭世英坠楼瞬间，四楼窗口有两个人影一晃就消失，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郭世英是自杀，当时的屋内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无人，郭世英跳了下来，这样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如果有人影，也是事情发生后，看守者发现，跑到窗口，往下观察，而这个过程再快，也要几秒钟，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间。二是有人，郭世英往下跳，看守的人会立刻跑到窗口，去拉他，但没有拉住，郭世英跳下去了。他们会很惊慌地站在窗前，往楼下张望。这个过程怎么说，同样也会持续几秒钟，然后他们才会掉头往楼下跑，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这不符合常理。这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没有出现，那么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杀。逻辑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简单了，郭世英是他杀，是窗口后的人，起码两个人，他们把郭世英抬上窗口，然后把他推下去。为什么两个人一晃即消失，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怕人看见，因为他们是杀人犯！
再来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跳下去的。我同样认为根本不可能。郭世英的手被反绑着，这不仅小李的同学亲眼看到的，也是许多回忆文章都提到了的。被反绑着的人，就算他身体很强健，在没有别人的帮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升起来”，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处，还能再用反绑的手拔开插销。试想，这时他身体的位置在何处？虽然我没有去那个房间，不过这几座楼的结构都一样，那窗台只有几厘米宽，他能在上面稳住吗？更何况郭世英浑身是伤，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经让他奄奄一息，也正如一些文章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完成几个高难动作才有可能从窗口载下去。他又不是超人，可能吗？而我更以为那天早晨，他们又对郭世英毒打，或者把他打死了，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们到底还是心虚，就把他从窗口推了出去，造成自杀的样子，逃避罪责。
最后来看那些暴徒绑架郭世英的目的，说他是想投敌叛国，这是抓他的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撬开郭世英的嘴，得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抓幕后“包庇者”的不可告人的阴谋。如果目的达到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满天飞，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方面的什么新闻出现。可见郭世英在他们面前不屑开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从校医室偶然听到两人对话，他们说郭世英嘴硬得很，什么都不说，就是证明），或者他根本就不谈他们所想要的，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最终，恼羞成怒将他害死。放到现在看，是不可思议的，而在那个年代，尤其在农大，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个角落，草菅人命，太常见了，怎么他们就不会对郭世英下毒呢？！
最后我想对残害郭世英的那几个人说几句话：
你们现在在哪里？或许你们可能已经退休，在儿孙的身边颐养天年；或许你们还在发挥余热，在田边、还在实验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观察你们培育的新的作物。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们活得心安理得，是吗？你们生活过得很有滋味，是吧？你们难道从来不做恶梦吗？你们的良知（如果有的话）从来没有被咒语唤醒过吗？你们可以说，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够了，我已经听够了！一切想逃脱自己罪责的诬陷者、打手、刽子手等等，如你们那样的卑鄙小人，现在无不用这同一说辞为自己解脱和申辩，没有用的！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你们毕竟是“一小撮”。你们这“一小撮”，传承着的是文明的负一万次方的卑劣。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看到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时，那台下晃动着的特务的影子，看到了将刀子对着自己的同袍，那些汉奸狗腿子的影子。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争论有价值。但你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你们都是要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北岛说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正因为你们是卑鄙者，你们在那个时代才获得了一张张让卑鄙横行的通行证，别人无此“特权”。
那么“我们就死定了？”你们也许会这样说。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你们曾经对人吼过的：“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时代了。你们还是有获得宽恕可能的。具体说，要是你们真正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所忏悔，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来，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说出来，尽管我已经认定郭世英就是你们杀死的。
现在再没有“大师傅”来做调查组的组长（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依于立群女士的要求，农大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想调查郭世英死的真相。组长是位政治上可靠而专业上一窍不通的食堂大师傅，可以想象会调查出什么结果。），你们的罪行也已经不会再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道德的法庭对你们的灵魂进行审判。而那句早已经不合时宜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道德法庭来说还是适用的。怎么样，你们有胆量吗？
我等着，我会一直等着。
郭世英走了，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在我心中，他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