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其实比活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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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0 张莉 北青艺评

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血淋淋的生死,《归来》醇而不烈,在一间斗室里用寥寥数语,内敛而不动声色地讲述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留下的伤。对归来的渴望,是属于陆焉识的,也是属于张艺谋的。

对谈:

张艺谋:著名导演。

张莉:文学批评家。


 

 

《归来》想在斗室里表现那个时代

张莉:电影《归来》让我想到《活着》,我认为它应该是继《活着》之后你的另一部代表作。看起来,原来的那个张艺谋又回来了。我很好奇,当初,小说《陆犯焉识》哪一点打动了你,让你有拍摄的冲动?

张艺谋:我记得当时是晓枫(注:《归来》文学策划)给我的《陆犯焉识》的电子版清样,她要我抓紧看,说晚了可能就被人抢走了。我要马上做决定要还是不要。后来听说,如果晚几天回复,就被别人买走了。我读小说,带着未来要怎样拍的角度去看。当时就感到,劳改那一部分,拍轻了没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又觉得他们年轻时候新婚那段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看到最后,我觉得自己比较喜欢陆焉识回家来,就是他回家来那一大堆事儿,他怎么与家人隔阂,他要怎么融汇,我特别喜欢这一段。我当时想的是,拍个《活着》的同类题材,但是,表现形式不同,要通过家庭来折射时代。

张莉:看电影之前,我一直在想你要怎么拍这部小说。当然,电影毕竟不能只是小说的照搬,它有它独特的呈现方式。电影一开始,看到陆焉识逃跑,在火车站他和冯婉瑜在人群中互相寻找的场景时,我就感觉这个电影有了,它的品质出来了——它依托小说,并不简单图解。电影前二十多分钟非常震撼,前二十多分钟非常直接地直面了惨烈的时代。这是非常经典的电影开头。在一般电影里可以算作是一个高潮了,可这个电影才开始。

张艺谋:你说的很对。严格意义上说,前二十八分钟也很像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实际上是什么都有的一个短片。

张莉:我相信,公映后很多人会钟情这二十八分钟。大概跟我的职业有关,我对那些信,写满字的纸特别有感觉。一对普通夫妻,用密密麻麻的字纸和风雨无阻的等待跟失忆进行不屈不挠的搏斗,也跟像怪兽一样的命运搏斗。字纸关乎书写,关乎生存,也关乎一个读书人对于苦难的态度,对于人生的态度。这是有象喻性的。“信”成为《归来》中核心的意象,这些字纸和信是记忆的具象,也是希望和支持本身。

张艺谋:这个还是歌苓原来给的东西,小说里面陆焉识有大量的信,也有他酝酿写信的情绪。我们一开始觉得电影里可能进不来,但在编故事的过程中,慢慢觉得有可能重新把这个信的信息拿回来。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就想出来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讨论、磨合,最终使“信”成为主题。我自己比较高兴的是,信不仅成为关照过去心态和两人关系的一个主要载体,还成为重建未来的主要载体,还成为陪伴的主要行为。

张莉:写信读信的场景里面有尊严感。仔细想,在劳改农场那个环境里,九死一生,这个读书人靠这样的写信行为活下来,全然不顾当时的恶劣生存,拼命维护和建立自己的情感世界,这是很美好的行为。当然,信里写什么也很重要,它本身也构成故事的推动力。

张艺谋:怎么写这些信的内容是很费神的。老邹(《归来》编剧邹静之)给出了一封信的内容,晓枫写了一两封,歌苓写了一两封,我又写了一两封,演员也写,大家都在写信。一开始打算让陆焉识写假信,我们所谓的假信,就是只让他说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后来又想到还是要有真信,小马驹儿那封信我比较喜欢,这是老邹的主意,小马驹儿那封信是,“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还有“丹丹跳舞……你要做个好母亲”,那是周晓枫写的信。很多人出了很多主意,他们把信给了我一个大形儿,然后我再进行删减,进行准确提炼,控制在十句、八句上头,因为电影里念信不能长。一般电影念起信来,是要闪出去的,镜头要出去,要抒情啊、写意啊、抒发啊,念信害怕单调,因为这毕竟不是话剧,毕竟不是诗朗诵。电影有它的语言要求,就这样四五封信,干念干听,不闪回不打镜头不出去,而且还要承担后半段故事主要的推动力,很难,也是有运气吧,我们最后能找到这样一个方式。

张莉:你以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好的电影有可能就是一个场景,一个意象,一组照片。写信这些场景暗合了你这个理念,但与以往不同,镜头呈现的不再只是风景或风光,它本身有内容,有人文情怀。

张艺谋:我要的是源远流长的感觉,《归来》和《活着》,其实你可以看做一个故事的两种表达。《活着》是直面,直面大时代,大时代中的生死直接呈现出来,所以《活着》在几个大的历史运动中,直接的生死冲突非常强烈,很震撼。那《归来》呢,完全就是一个斗室当中,一个人念,一个人听,完全是寥寥数语要反映出整个的时代感来。很难的,这个其实比《活着》难。

 

《归来》面对的是重建

张莉:陆焉识这个人,与陈道明气质相近,他塑造得很有说服力。陆焉识被放回来后,其实已经不可能再重建他作为人的完整生活。尽管不可能,但他还是要尽其可能,完成他有尊严的情感生活。我认为,《归来》追求的是生活的日常性,所以,《归来》和我们之前表现“文革”的那些电影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面对的是“归来”,是重建。

张艺谋:对,这一点我们有意为之。我常讲这个问题,在“文革”拍了近四十年以后,同类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所以,也是从这个角度说,我很想跟《活着》不同,换一个方式表达。

张莉:我觉得,《归来》还是属于“伤痕电影”。陆焉识和冯婉瑜以及他们的女儿,和许许多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是有伤痕的人。电影中,陆焉识给冯婉瑜盖被子,冯婉瑜大叫:“方师傅,你不能这样”那个细节,我相信观众看了会非常非常震惊。它是普通人对普通人的作恶,是平庸的恶。我们已经感到很震撼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后面还有,就是陆焉识拿着勺子去找方师傅,却发现,一个施害者也是一个受害者。这时,你给了陆焉识背影一个特写,他悻悻而归。他想报仇,却无仇可报,无冤可伸,他面对的是空无。

张艺谋:那些场景都是有意的,而且讨论很多次,直到最后,找到勺子这样一个外化动作。陆焉识一定要去找方师傅,找方师傅怎么做这一场戏有很多方案,比如,陈道明希望直接跟方师傅面对面,哪怕是给个远景镜头,俩人坐在那儿,无言,都可以。各种方案都有。但最后我自己坚持了这种方案,就是拿着勺子去,再回来。这个是我喜欢的,有一点黑色幽默,也有反讽。我觉着这个镜头有很多的理解方向。比如说,知识分子的“窝囊”,中国式的“窝囊”,也不光是“文革”时代。中国历史几千年,你看大部分知识分子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去了,突然要变成匹夫之勇,要冲了,可是,冲不上去,没有目标。那个背影,就是那个缩写。

张莉:陆焉识给冯婉瑜弹的那首《渔光曲》,它连接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美好生活,而这种美好,在他们的生命中再也没有了。

张艺谋:《渔光曲》是陈道明的贡献。我和陈道明还有作曲陈其钢在一起讨论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要弹什么曲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曲子很重要。当然,如果按照歌苓写的那个陆焉识的过往,应该弹一首西方的,脍炙人口的曲子。我们也找了五十年代西方脍炙人口的曲子,我们都找了,还是觉着不满意。后来陈道明提议说要不弹弹《渔光曲》?陈其钢第一反应说可以,这个旋律还不错。我呢,只是隐约知道,《渔光曲》代表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左翼电影和原作中陆焉识的成长是有联系的,我一听曲子又不错,就定了。

张莉: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掉泪了。当然,掉泪也因为两位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巩俐的表演,她走上阁楼的表情很抓人,电影里巩俐的表演很见功力。

张艺谋:巩俐演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放的是《渔光曲》。巩俐一口气走上来,听着《渔光曲》,是个长镜头,她从一楼一直慢慢上到四楼,她的表演细腻,层次是一点一点过来,就这么走上来,很棒。镜头结束我一回头,后头的这些工作人员全哭了,真的,全掉泪了,在现场更有感染力,更不一样。

张莉:冯婉瑜这个人物不仅仅历经磨难,还要面对衰老和失忆。她的际遇是整部电影内在逻辑的发动机。这个角色真是非巩俐莫属。演员表演准确,细节处理好,电影整体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才可以谈。

张艺谋:很多细节都是演员的贡献。坦率地说,编剧也罢,导演也罢,我们往往还是在理论层面上讨论,但是剧本的实现度和完成度,完成的细腻度和准确度要全依赖演员,主要是这两位演员。因为那个上楼的镜头,我才对媒体讲,今日的巩俐已是炉火纯青了。

 

好电影要有多义性

张莉:这个电影不太像我们印象中的张艺谋电影,也不能说它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比如说跳红色娘子军的那段,那一看就是张艺谋的,但是点到为止,镜头并不迷恋,非常决绝地停止了。还有就是“跑”,您意识到了吗?您电影里的“跑”的镜头非常多。

张艺谋:对啊,《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有话好好说》。章子怡就是跑出来的,想想,你说的还真对,那姜文追李保田拿着刀跑了多少条道啊。

张莉:“跑”是促着情节走的,它带动情绪,《归来》里陆焉识的跑和冯婉瑜的跑也一样,火车站里人们的奔跑牵动整部电影发展。

张艺谋:我很遗憾一点,就是在火车站,天没下雨。按我的设计,要下着雨跑,因为下雨跑,人会一跑三跌跤,那个会增加残酷度。我们都知道演员表演需要障碍,当你给他障碍时,他的表演才会有支点。如果那天下雨,哪怕是小雨,地都会打滑的,你再看这个障碍,甚至抓捕的人都会有障碍,跌一次,撞一次,跌跌撞撞,观众心一下就抓住了。所以我很遗憾没等到下雨。你要知道,我们借那个火车站很不容易,我们把下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可全是大晴天,而且刘佩琦档期也到了,总之各种事情,我到最后就妥协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跑”,如果是在雨中会更经典,如果让我拍到那个脚底下“啪叽啪叽”的,那就更不一样了。

张莉:《归来》有缺憾,但长远看,还是值得回头看的电影。我看新闻上说斯皮尔伯格看《归来》哭了一个多小时,我想,他不可能一直哭吧,但有可能一直很难过。

张艺谋:我想,他的意思是,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处在悲伤的氛围中。

张莉:“夫妻对面不相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陆焉识的角度想,会非常难过。《归来》其实有多重解读空间,有人看到爱,有人看到婚姻,有人看到信任,有人看到记忆,有人看到命运的残酷。李安给这电影提炼的“存在”一说也很有意思。怎么理解完全基于观众的年龄,基于观众对世事沧桑的认知程度。好电影的魅力在于它的多义性,它不仅仅能带观众进入具体历史语境,也要有带观众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能力。

张艺谋:对,你说得很对。《归来》有很多种读解的方式,观众未必要了解它所表达的全部的历史。首先,从人和人简单的关系看,观众可以读解成一个爱情故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家庭故事,一个“存在”和“价值”的故事,可以读解出价值缺失和身份确认,身份丢失和身份寻找,都可以去解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初期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撞大运撞上的,全是我们想到的。所以我说这个很难,想到了要做到,把想的和做的搞到一块儿还是挺难的。

张莉:还有那些配角们,闫妮刘佩琦丁嘉丽郭涛祖锋,都挺好,他们都是明星脸,但他们融进了电影中。

张艺谋:去找方师傅那场戏,方师傅的老婆呢,其实是在宣泄,专案组很可能根本没有去过他那儿,她终于看到了个问方师傅的人,所以大声说:“我们老方大好人呐!审查谁也审查不到他头上啊!”这个无助的妇女是在跟邻居表白。丁嘉丽演得特好,丁嘉丽第一遍特别泼,我跟她说:“方师傅的老婆其实是很真情实感的,是真心难过,她一想都过年了,总得给个说法吧。”丁嘉丽说:“导演,别说了,我明白了。”然后,“啪”,门一拉开就开始喊,喊的时候一直有眼泪,最后还哭了,演得很棒。

你知道,《归来》请的这些配戏演员都是腕儿啊,他们都融入我们的现实主义风格了,电影真的是个集体的艺术。

张莉:表面看来,《活着》比《归来》更勇敢,更直面时代,但细想,《归来》比《活着》更复杂。从情节处理到色彩应用,你跟以前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的渲染都远去,久已成型的审美趣味削弱了。感觉你在为自我做减法,进行自我蜕变。你一开始就有这个自我改变的想法吗?

张艺谋:这是一开始就有的,选一条最难的路。用最内敛的方式,用最不动声色的方式去写那个时代,跟《活着》完全相反。但这个相反的路很难走,特别难。首先要准,要稳准狠,这个很难做到,要跟自己的创作习惯做斗争。想是容易的,但要做下去,一次也不动摇很难。

张莉:如果你没有想着跟以前告别,如果《归来》按你以前那样拍,拍一个《活着》的同类型出来,应该也不错,属于我们熟悉的张艺谋系列。

张艺谋:我按《活着》拍,在国际电影节要比这个反响大,因为它更加直观,老外更加震撼。《活着》他们能看明白,因为它是直接的,让你看到直接的残酷的打击,对吧?现在的这种方法,坦率地说,老外得品那味儿。现在这个,中国人更容易理解。所以,我要跟自己做斗争,必须扛得住大诱惑。

张莉:一个导演在已经完全成名,按以往风格那样拍会很安全的情况下,他一定要自我更生,一定要自我重生,这需要勇气。

张艺谋:你说得很对,很多人看完电影都有感受,但没有一个人说“自我更生”这个词,你是第一个对我说出这个词的,其实我真的是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所以我很高兴还有你这样一个人能看出来。一个人想自我更新、自我重生很难很难,一辈子只能走那一小步。

张莉:包括您在内的第五代导演,当年都是新锐,是引领电影风潮的那批人,现在都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来到另一个黄金时期。那和现在那些新锐的年轻导演相比,你们的优势是什么?是扮酷,找乐吗?当然不是。看《归来》的时候,我认为你是在努力找自己属于自己的路。现在,应该是这代导演对人心、对历史、对过往理解最为深入的时期,所以,导演们拍电影,内心还是要有守持、有追求,中国电影应该有回到艺术品质的能力。

张艺谋:《归来》这个电影所谓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内敛克制,全是有意做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是在所有环节上稳准狠地坚定自己才可以做下去。拍《归来》,我只是想跟自己唱反调。我希望有一个新类型、新角度,进行自我挑战,就像你说的,更生也罢,重生也罢,就是来自自己内心的那份冲动。如果别人看了也说这个电影恰逢其时,自己追求的那份冲动和现在大趋势的需求合上了,是最好的。

张莉: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火爆,票房动不动以亿计,但艺术品质委实是在下降,许多电影根本没有追求。有时很想买票看部新片吧,四周环顾,真没几个电影可选。你知道,如果看一个烂电影浪费时间不说,还会影响心情。有追求的艺术电影在中国是稀缺的,非常少,非常可惜。

张艺谋:你刚才说的电影院遭遇其实就是现实,电影娱乐化在全世界是个普遍现象,艺术电影就是比较稀缺。这是全球化倾向。电影院里光是《归来》能行吗,肯定不行。都把商业大片放弃,可那儿的占有率是85%,甚至90%啊,精英导演、大导演就不管?不行。你知道,我接下来想干一个大爆米花电影。为什么?借水行船,我们不能把那块阵地给扔了。我要在他们那儿分一块儿蛋糕吃,当然,我努力改变滋味。我接下来要拍的类型类似于李安的《绿巨人》,面向年轻人,全英文,对我来说是个大片儿。一定要拍爆米花电影,而且一定要拍好爆米花电影。虽然爆米花电影能承担的人文内涵可能有限,但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多增加一些内涵,也算是提高吧。只有这样,你的电影在赢得年轻观众的同时,也才能影响他们。我自己有这样一份冲动。

 

文/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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