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认为，孔子是大宗师，不算儒家。后来的所谓儒家，都是战国之儒家，或汉代之儒家，或宋代之儒家，或明清之儒家，他们不过是借着孔子的名头罢了。
孔子是大宗师，因为孔子继承的是春秋以前中国的文化遗产，因此，不能以儒家局限孔子。从孔子的思想里面，也可以轻易找到后来所论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名家思想，墨家思想，甚至兵家思想。如此之孔子，如何可以单以一个儒家而局限呢？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儒家思想，其实仅仅是宋代以来的儒家思想，不是汉代儒家，更不是先秦儒家，当然也不是孔子思想本身。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只可以说，现在所说的儒家，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
简单而言，现在的所谓儒家，其实仅仅是思孟学派以及在宋代和明清的发扬，是发扬了孔子诸多思想中，仁学的方面的东西。而孔子的思想，明显是仁学与礼学并重的，这在《论语》里面表现的特别充分。后代所谓孔子思想就是仁学思想，或以仁学统摄礼学，都是非常偏颇的。
孔孟并称，其实已经是偏颇了，因为孟子所发扬的，仅仅是孔子的仁学方面，再加上义，所谓仁义而已。而孔子礼学方面的内容，基本被抛弃了。这就是宋儒的方向，也是明清之儒家的方向，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儒家，如四书，如三字经，不过都是其偏颇的简单化教材而已。
就性善性恶而言，孔子是没有性善论或性恶论的。到了战国时代，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论，按说，性善和性恶是如此的不同，差异极大，但是宣传这两种思想的人，恰恰都是儒家，也就是孟子之儒家与荀子之儒家。性善论讲求仁义，性恶论讲求礼法，而仁与礼，恰是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而礼教之极端，就是法，法家不过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极端而已。可以说，性善性恶，都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仁义礼法，也都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孟子和荀子，不过是沿着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或两个极端前行而已，各自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他们都还是所谓的战国的儒家。
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只需要发扬仁学就可以了，良善或良心就可以了，或单单发挥良知就可以内圣外王了，这是宋儒的方向，也是明清儒家的方向。而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就要用礼法加以制约制衡，这是荀子的方向， 也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等法家的方向。
就战国的历史与现实而论，孟子不被重视是必然的，荀子比孟子的际遇要好很多，尤其是荀子还有两个大大有名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法家人物却是儒家荀子的学生，这本身就很有意思。荀子本人也曾经三次作为齐国最高学术圈子的稷下学派的祭酒，后来荀子到楚国任兰陵令。孟子在战国时代不甚出名，后来就靠讲学。在宋代以前，孟子一直默默无闻。
那么汉代呢？很难说，汉儒到底是什么儒家，当然不是宋儒。笔者认为，汉儒还是非常大气和综合性的，包容性的，不似宋儒那样的偏颇。也就是，汉儒的思想里面，包括董仲舒的思想，都非常的复杂的，可以包容很多东西，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的思想都有，这有点孔子的气魄，当然，他们还是遵从孔子的基本思想的，比较平衡。
宋儒的偏颇是有原因的，就是宋儒要对付汉代以后传来的佛教思想，他们力图将佛家思想包容进去，结果就仅仅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一部分，沿着孟子的方向，并用佛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改造了儒家。看来，想包容，自己反而也被包容，呵呵。
荀子的儒家，在汉代以后，有些衰微，尤其是在遭受宋儒的攻击以后。因为在宋儒的眼中，秦帝国就是靠法家，靠霸道取胜的，是不足取的。秦帝国15年覆灭，就是最好的明证。荀子本人似乎也因被韩非子李斯这些学生的拖累，而在儒家一系中，有些抬不起头来了。这好像有些道理，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可是，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因为孟子一系的人，或宋儒取得话语权以后，宋，加上明清的衰落，就是必然，而且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衰落和中国在近代被西方列强的欺辱。
西方思想的核心，就是性恶论，认为人在亚当以后，就堕落了，因此，按奥古斯丁的观点，就是有所谓的原罪。而人性是恶的时候，如何对这恶的人性加以防范和制约，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了，那就是靠法。这样是思路，似乎就是荀子之儒家的思想路径。
如此，在西方文化非常兴盛的当代，中国的新儒家要想重新振作，发挥儒家思想的优势地位，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荀子的思想，也就是复兴荀子之儒家。而最终，荀子之儒家，能否如孟子之儒家在宋代和明清，包容佛家思想一样，其能否最后包容西方文化，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似乎是一条路径，当然也是另外一条偏颇的路径。
在笔者眼中，仁义礼法，都不可或缺，在才是对孔子思想的最全面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