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当时我家住在马宅巷18号，虽然我觉得自己升学考试考的不错，但是在没有看到录取通知之前，心中总是忐忑不安。记得发榜的那天早上，我早早起床，摸黑赶到学校，想不到学校前面的马路上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迷迷糊糊地看到学校大门左边的粉墙上，已经贴好录取榜。我踮着脚挤在人群中看那写满名字的密麻麻的榜，从头看到尾，那500来个名字中就是找不到我。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不过我还是不灰心，就从头又开始看。这次一班一班看，一个一个名字仔细地看，当看到第三班的时候，一个名字突然跳出来，那是我的名字，在第三班第三名，真的好高兴。我的心一下子蹦出来，又落了地，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高中。
我之所以能考上高中，现在回想起来，得益于党的六中全会。那次会上，党中央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要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团结大多数人搞经济建设，调整了阶级政策。那一年，绝大部分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要成绩好，都考上了学校。
能考上温州一中，对于温州地区的青年人来说，是一件特大的喜讯。这是因为温州一中的升学率非常高，每年都在95%以上，考上一中，等于考上大学，所以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好，我被分配到三班，班主任老师正好是宋老师，是我们高补班的辅导老师。我们班有57名同学，30名男同学，27名女同学，大部分来自温州市区，只有7名同学来自外县。我们班同学当中，出身工农劳动人民家庭的只有11位，后来出身好的全部考上大学，出身不好的同学中，只有家庭成员中有人参加革命是共产党员的人，才考上了大学，也是三流大学。共25人，其余的全部没有考上大学，创造了一中大学录取率最低的记录。
我们班是一个非常温暖友爱的集体，同学们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尤其是那些因为出身不好而挫学一年的同学，更是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上学期的学习生活，是高中时期学习内容最丰富多彩，也是我们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时期。那一年，我们国家第一次提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在校园里，则是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角吹的震天响。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沉醉在学习中，除了书本上的内容外，我们也如饥如渴地学习课外知识。我们学习物理化学，结合课本我们做科学实验，我曾经和学校的工友（我们学校校办工厂的工友，校办工厂为学校修理教具和科研设备的。）一起造了一台插秧机，一个个木齿轮都是我和工友用手工锯出来锉出来的，我现在还记得那台插秧机的样子。那台插秧机虽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它插的秧不均匀，而且还浮秧，但是那是我们进军科学技术的一次尝试。此外，我们班同学还自己制作了一些教学仪器和设备，放在实验室供同学们使用，得到学校的表扬。那时的学校，除了正课学习外，还开展了不少课外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每一年都要举办两次运动会，即春节和秋季运动会。我们班的体育非常好，几乎每次都得到学校集体冠军或者亚军。那时我们班有几位体育大将，他们是王家恩和胡小玲，叶道霞。王家恩的体操，游泳，和短跑，胡小玲的体操和短跑，叶道霞的长跑，，每每在学校的运动会上夺魁，而且，多次打破学校记录，市记录。王家恩的游泳成绩还曾经打破省记录，因此被保送中央体校。他们的行动带动了我们全班。当时我的体育不很好，100米短跑，扔手榴弹，跳箱这几项我老是过不了关，我们班的体育大将们就陪着我练习，尤其是100米短跑，每次练习，王家恩，胡小玲总是陪着我跑到底，叶道霞则是在一旁呐喊，助威。还有跳箱，他们晚上牺牲休息时间，陪我练习到十一，二点钟。在他们的努力和鼓舞下，终于使我通过了体育劳卫制。那时有规定，体育劳卫制不及格，是毕不了业的。也使我们班成了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全体通过劳卫制的班级。
因为我在学校成绩比较好，所以在第一学年我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我在班上办了一个墙报，叫“我们的呼声”和“细流”，自任编辑，排版，还自己画报头。在墙报上，同学们可以讨论学习方法，发表自己的作品，以及对学校和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最吸引同学们的课题是政论文，对某一问题的激烈讨论往往吸引了全班同学，甚至其他班的同学也跑过来观看。我记得当时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黄纪文，洪承畴。他们的文章流畅，博引旁证，很得同学们的欢迎。
高二上学期，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文艺表演比赛，每个班都要至少参加一个节目，为了夺魁，我们班讨论决定自己编演一个能够反映我们学校革命传统的话剧“蔡雄”。蔡雄是我们学校的革命烈士，早年的地下党员，十八岁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杀害在我们学校操场。温州解放后他的事迹被收藏在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当时我们班决定由我执笔编写剧本，吴启勋同学任导演，姜光同学演蔡雄。我领受了这个任务后，通宵达旦地构思，废寝忘食地写作，终于在第三天完成了任务，交给全班同学讨论通过。次后的每个周六和周日，我们全班同学都不休息，集合在教室排练。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我们大家都觉得不错了，班主任宋老师就下令休息一周，养精蓄神地准备演出。一周后，我们班的“蔡雄”在全校文艺表演比赛中终于夺魁。我们班同学那个高兴劲，真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尤其是作为编剧和导演的我和吴启勋，高兴的热泪满眶。我永远记得剧本的最后情景和台词，蔡雄被绑在一棵大树下，对着敌人的刺刀，昂首高呼：“天快亮，更黑暗，跌倒是常事情。同学们，不要悲伤，抬起头来，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随着一声枪响，蔡雄慢慢倒下，背景是一轮红日慢慢升起，伴随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在蓝天，苍松和红日的衬托下，幕布徐徐降落。落幕后，寂静了片刻，就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就在我们埋头学习时，社会上已经掀起一个又一个政治风浪。最后，反右的浪潮终于卷入学校，我们平静的学习生活就此结束。
那是57年春天，反右运动首先在老师中开展，先是学校党委号召老师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学校党委提意见。那时候，老师白天上课，晚上集中学习开会，很是紧张。在我的记忆中，平时讲课不好的老师成了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讲课好的老师倒很安分守己。譬如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教地理的陈缇老师，教历史的李天民老师，还有教美术的莫老师。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平时和蔼可亲，运动中也很安分的老师，在运动后一个个都成了右派。陈老师，李老师，莫老师都教过我，也都是我钦佩的老师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的讲课，使我这个本来只喜欢数理的学生，也培养了对文史的兴趣，使我成了全面发展的人。陈，李两老师，不仅课讲的好，而且为人很正派对学生很热情，很尊重，平时碰到学生，都是他们首先打招呼，没有一点架子。他们的学历（博士）在老师中也最高，因此工资也较高。打成右派后的他们在学校里打杂，哪里有脏，累的活，那里就有他们的劳动。当我后来看到原来精神饱满，衣着整齐的他们后来变成瘦骨伶仃，衣裳褴褛的老头子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我感觉到一种人性的摧残，一种把人变成鬼的可怕。但是那时候运动只在老师中进行，到了57年下半年，运动就渐渐地深入到学生中来了。
有一次，和我很要好的我们班团支书杨国梁同学找我谈话，问我你觉得坐在我后面的温振东同学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动言论。我觉得好奇怪，因为温振东同学家庭出身是工人，亲戚很多是农村贫下中农，又是我们班为数不多的团员。最重要的是他在我们班家庭出身好的同学中，学习是最好的。人品也很正直；而且我认为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尖锐，特别深刻，所以，一直和我很谈得来，我对他也一直很尊重。他怎么会有反动言论呢？！所以，我就坦率地告诉杨，他没有。而且他一直鼓励我上进，鼓励我争取入团，是我不可多得的好朋友。杨严肃地告诉我，你可要认真地考虑，这关系到你的政治前途。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是我们班团组织培养的对象，你的入团问题，取决于你在这场反右斗争中的态度和表现。”我说：“我当然要和组织站在一起，我会努力回忆温的问题。”但是，无论我怎么回忆，我都想不起温有什么反动言论。所以，等杨两天后再问我时，我还是回答说没有。杨就提示我说：“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家庭的情况？”我就想起来了，有一次他从农村他家回学校，告诉过我他们家生活很苦，很多亲戚吃不饱，他为这事很忧心。杨说：“这就是他的反动言论，温曾经在团的组织生活中说过同样的话，他说现在的农村生活比解放前还差。”我说：“他没有和我说比解放前还苦的话。”杨说：“这是一样的。”杨要求我写小字报在我办的墙报上批判‘温’。但是我没有照办。
第二天，我进教室时，发现我们班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温振东的小字报，连我的墙报上，也被小字报贴满。我不解地看这些小字报，很多是情理不通，有些还强词夺理，我实在不能苟同。我又回头看坐在我后面的温振东同学，只见他的眼睛里发射出一股不屈的光。所以，一直到运动结束，我都没有写温的小字报。可能也是唯一没有参加批判温行列的人。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这学期末的老师品德评语中，老师写着，我没有向组织靠拢，品德评分降为“乙”。当然，我也因此没有入团。不过我和温振东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毕业。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回温州探亲访友，温也是接待我最热情的人，他当时是温州变压器厂的工程师。
由于中央的干预，防止反右运动扩大化，‘反右运动’匆匆在中学结束。温振东同学也因为家庭出身好，没有被划为右派，仅仅被开除团籍。他后来考上一般大学。以他的成绩是绝对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反右运动虽然结束，但是，那个团结友爱，和谐温暖的集体没有了，同学之间，变得冷漠，互相猜测，互相嫉妒。一直到第二年，气氛才慢慢改变。随着1958年的到来，我们学校也和全国一样，卷入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平静的校园生活再也没有了，而我们当初考入高中时的粉色春梦也彻底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