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首先是被简介吸引了。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言行使其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我知道这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写爱情的，但此时我更关心的是他华贵的自尊是如何凋谢成一地碎片的，我想知道严苛的环境真的会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的人格彻底击溃吗？
看完小说后，我很欣慰，很满足。
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旧时代文人”这几个字。我们新时代的文人已经相比旧时代改变很多了，尤其经历了共产主义的洗礼。当然他们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气质，但时代的烙印也相当鲜明。我对旧时代文人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中国旧时的文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一种吧？当然还有御用文人，及至犬儒．．．我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又没有积极投身革命的文人最具有旧时代文人的特点，他们国学根基深厚，又兼并吸收了西方现代的文化，没有被共产主义洗脑，还保留着较为传统自然的独立人格。 陆焉识显然是个典型， 这个称谓的确适用于他。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人格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三十岁出头，大学教授。大卫，留学时好友，聪明激进，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颇有点不学无术，迫于生计来向他借论文。“借，还是不借给他论文。”他希望能做出这个决定。“他一再劝自己看开些，想开些。人品学品真那么重要？掺不得无耻？回到国内他发现学界到处是文阀们的无耻，他们最起劲的就是笔墨官司，报纸杂志后面都是他们躲在后面的谩骂。哪里没有无耻？帮着大卫无耻一回，还让无耻行了好，施了善。无耻能给大卫的孩子付牛奶帐，那可是积德的无耻。”他最后到了大卫家去扑了空，决定没做出来，带的钱也没周济出去。接着攻击的文章就来了，他被描绘成“汉奸陆焉识”。很快舆论风暴形成的力量让他“第一次看到人群的强大。一个好心者告诉他，得有自己的人群。独立的反击等于不反击，比不反击还遭。必须善于投靠对手的对立面，拉对手的对手做自己的朋友。”但焉识“没有去找对手的对手。他总可以晚一点找他们，总是可以晚一点失去他的清高和独立。”独立的人格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承担歉疚和诽谤。
要保持独立的人格的确很难，尤其在我们近代至当代的中国。原以为民国期间舆论还是蛮自由的，政治空气也相对宽松，因为很多那时候的文人的杂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还是相当敢说话的。我知道这么一说，可能会被质疑：你怎么知道？你凭什么下此结论？但现在我得说我的想法还是不得不转变了。当站在离那个时代并离那个政治中心稍远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不然。我们近一百年来的人文和社会环境总是要求人们选边站队。三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焉识喜欢在图书馆和咖啡馆里泡，“完成了一篇篇学术文章和消闲随笔，但发现刊登文章也不再是乐事。就连最纯粹的学术文章刊登之后也会引起这一派那一派的争执，他总是不知道自己怎样就进了圈套，糊里糊涂已经在一场场文字骂架中越陷越深。上海天天发生文字战争，文人们各有各的报刊杂志做阵地，你不可以在他们之间走自己的路。但焉识还是尽量走自己的路。”但他还是一不小心被人抓了壮丁。虽然是被抓的，他依然感到恶心。他“莫名地讨厌自己:
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他最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种状态。但是捍卫独立的人格你当是容易的事吗？当然后果是很惨痛的，用身败名裂来形容似乎都不过分。
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他最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种状态。但是捍卫独立的人格你当是容易的事吗？当然后果是很惨痛的，用身败名裂来形容似乎都不过分。
日本人就要占领上海了。为了不当亡国奴，焉识跟着学校去了重庆。一路上，有限的运输工具只能携带强势者的“必须”，教授们的教科书就必然被丧失掉了。亏得焉识惊人的记忆力，他的教科书和教授笔记都在脑子里，可以无案授课。另外焉识还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又不把教案送教育部审批，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几个高级特务找他谈了话，要求他把教案送批并且停止鼓吹自由民主；陆焉识很不识相，不但拒绝还写了讽刺的文章发表到左翼小报上。那当然后果很严重，焉识被投进了监狱，两年。读到此，又回想起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国民党时期多么地白色恐怖，很多进步文人受到打击和监禁，等等。这的确是事实。但为什么曾经不相信了呢？这真像一个求知的过程，相信，怀疑，再学习，再验证，再相信。。。
新中国成立了。像无数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焉时亲身感受着新政权新气氛的令人欣喜的不同。什么都那么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他感到了做自己的主人的自豪和快感。我非常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放弃国外自由的生活纷纷回国。是的，在国外是自由，但这也是后来有比较知道的，但是在那里你永远是二等公民，受人歧视另眼相看。现在我们终于在受了那么多年的列强欺凌之后挺起腰杆做人了，他们宁愿回国效力而甘愿舍弃在外的安定生活。可是，政府和国家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我对他们深感惋惜，对我们的国家深感痛惜！
大卫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坚持实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缩影，他又出现在焉识的生活里，他又逼迫焉识选边站队，“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焉识给了他答复：“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答复是回信的形式，本来是个人之间的交流，阶级斗争就有本事让它成为罪证。军代表让焉识反省，说这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这样的申辩只能被看成是“拒不认罪”！焉时知道又到了重新翻报纸找工作的时候了。辞职就能保全你的独立人格和见解了吗？如果说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不识相只够他做两年牢，那现在的顽抗到底就的确值得他做二十年的监狱。
二十年，的确足以使他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他还剩什么？什么样有辱斯文的对待和侮辱他都经历了；但他还坚守着，坚守着人格的独立这一小片最后的阵地。 “犯人里也有一帮一伙的，但老几不入任何伙。在美国，在上海他都不入伙，宁可吃不入伙的亏，兜着不入伙的后果，现在会入这些乌合之众的伙吗？”（注：老几是焉识在狱中的绰号）这种孤独，独立的不能被剥夺的精神自由成全了焉识，让他在外在的华贵尊严被剥离之后依然是他的本我。在他获得自由之后他也没怎么抱怨，外在的痛楚似乎不太重要了，反而好像是“他这二十多年的无期徒刑生活得没有太不如人”。
好像精神的自由与人身的自由总不能协调统一，在社会化的人群中总是有很多孤独的思想者。焉识回到上海，政治斗争已经成为过去，可那种无形的压抑却依然存在于无数受害者的心灵深处。儿子总担心老爷子时不时冒出来的其实只关于学问和个人见解的话又会给他的生活造成伤害；优秀的女儿好不容易在当了多年老小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剩女）之后成家了，但颇有些市侩习气的女婿又容不下焉识。年近九十的焉识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老伴已经去世，他的宿愿也完成了。他又回到曾经使他失去自由的大荒草漠，那里他可以拥有真正自由的独立人格。
结局令人唏嘘吗？从感情上我说，是的。 不过我也很欣慰，回到篇头的主体，我欣慰一生的挫折没有击碎焉识始终要保持的独立的人格，不管有多难，要付出多大代价。
陆焉识，真大丈夫也！“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腾文公下）我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我父辈那一代也没有系统读过，我相信很多人和我是类似的学习经历。这句经典是偶然看到的，但这种意识和精神却似乎早就融入我的生命了，我丝毫不感觉陌生。我想这就是文化，你可以不知道它的出处，可它就存在于你的血液里，是你的一部分。
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归来》就是取材于这部小说，我带着些许担忧期待着。为什么担忧呢？怕张导表现得不是我想象的？可能是吧。这是一部巨著，电影只能选择若干个面着力表现，我理解。希望不管张导表现那个侧面，都能和我的理解不远。这也许就是知音的感觉。
注：以上文中所有引用，除特别标注，均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因为读的是电子版，不好确定页数，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