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麦田记》 潘沈斌 著
那天看了老板娘介绍后，恰好第二天到图书馆还书借书，一眼就看到摆在推荐架上的这本小说。有一阵子不读小说了，只在莫言获奖的时候，在网上读了他的《生死疲劳》，没读完就放下了。不喜欢读小说，一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当今小说中流行的那种贫嘴似的语言和那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二是现在电视剧拍的都很好看，从娱乐的角度说，看电视剧比读小说要省事和轻松的多；三是年龄大了才知道，以我有限的生命和精力来说，能尽量多读些经、史更有价值，不仅可提升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能力，还会让我自我感觉上没有白活这一世，在思想不会固步自封和固执己见。
潘沈斌的《出麦田记》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和我儿子差不多年龄的80后，竟然有着八十年代的爱情观，而且对八十年代的爱情似乎很熟悉。其文字的风格也与八十年代的作家很类似。行文并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和贫嘴似的絮叨，反倒是具有八十年那种唯美主义的风格。
作者很善于景物描写，在唯美中透着幽默。如在描绘家乡炎热的盛夏时，作者如是写道：“那天中午热得好像地下有人在烧火，阳光也似划着了的火柴，桐叶耷拉着脑袋以示对阳光进攻的投降，树上恶毒蝉也不厌其烦地高声讥笑人们对于炎热的惧怕，黄色恶毒麦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是发出令人眩晕的色彩，在无风的田野上静静地立着。”
当描写水儿绝望的心情时，作者这样描写水儿眼中的景色：“夕阳正死在晚霞的怀抱里，晚霞将要死在村西那片树林里。”我猜潘沈斌一定善于写散文，而且是个古诗词的爱好者。
《出麦田记》写的是一个两代人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悲剧故事。悲剧往往更能打动人，除了悲剧是将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之外，还因为悲剧是人生的常态，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共鸣，而喜剧则是人生的自娱自乐。此书的故事虽然有点离奇，但情节并不复杂。如果平铺直叙，恐怕会缺少引人入胜的效果。作者聪明地将时间顺序打乱，用类似蒙太奇的方法重新组合，因此达到让读者带着悬念一口气读完的效果。
老板娘并没介绍《出麦田记》的故事梗概，我代她补上。
80年代初期，农村才子夏念祥和富商家才女端木钰晴同在一所大学读书。前者读的是中文系，后者读的是艺术系钢琴专业。因为贫穷，夏念祥虽然才华横溢，但内心不免有些自卑。可当他在校报上以笔名发表了自己的诗作后，收到一个化名的女同学的来信。信中充满着一个女孩子找到知己的喜悦和对一个才子的崇拜之情。这点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太理解，可在八十年代这的确是一种流行的爱情模式，至少是文学作品上流行的爱情模式。
两个人书信来往频繁，一个因此而获得自信和写作的动力，益发才华横溢（年轻男人的自信很大程度来自漂亮女性对自己的青睐）；一个因此而堕入情网，不能自拔。两个人鸿雁传书几年却未相见，直到毕业前夕，两人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认了。不像现在的网恋大都是见光死，夏与端木的相见则是才子佳人模式的相见恨晚。
可由于端木钰晴父亲的暗中阻挠和破坏（这情节也比较老套），致使端木钰晴毕业后不得不远赴欧洲求学深造。不幸的是，当端木钰晴到奥地利后不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悲剧就此开始，端木钰晴为了生下这个孩子，背着家里人偷偷地回到国内，本想到夏念祥的家乡悄悄生下这个孩子，可没想到因为钱包被偷，又在傍晚的时候在农村迷了路。冻饿交加的她一下子昏倒在道边的桐树林里。
一个农村老汉发现了这个天仙般的美人，以为是仙女下凡，急忙报告了光棍村长胥先重。胥先重收留了这个不明来路的美丽女人，当作自己的老婆。端木钰晴则装哑巴表面上默认自己是村长的老婆，可实际上并不让胥先重近身。胥先重也是个善良厚道的人，只有一次酒后有非分之想没得逞外，再也没有冒犯过寄居其门下的仙女。
悲催的是，当端木钰晴历经艰辛和战战兢兢的日子，终于生下他们的孩子水儿后，却因大出血撒手人寰。临终前只留下一句话给那个徒有虚名的“丈夫”胥先重----她的女儿名字叫水儿，因为这是她跟爱人夏念祥的约定。
送走这个没留下姓名，也不知道来路还一直装哑巴的“老婆”后，胥先重为了这个可怜的“女儿”，经媒人介绍，娶了邻村夏念祥的堂妹夏桂花为妻。夏桂花脾气暴躁、心胸狭隘，且非常自私。水儿在这个养母的虐待和打骂中渐渐长大。乖巧温顺的水儿出落的比她死去的母亲更漂亮，可水儿内心却被 悲苦充满，她唯一的快乐就是和邻居家的孩子许依桐在一起。他们是一起吃依桐母亲梁爱玲的奶长大的。
作为水儿精神支柱的依桐上学了，可水儿却被夏桂花当作劳动力留在家里而失去上学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感情日深，彼此都视对方为自己的唯一。
依桐进入高考冲刺阶段，成绩不是很突出的依桐肩负着父母和乡亲的期望，倍感压力巨大。一次摸底考试时，依桐意外地与校花夏天前后桌，相互之间传递纸条考试作弊，让俩人相识且成为朋友。夏天就是夏念祥和他家乡的媳妇生的女儿。夏念祥在大学时发表诗歌的笔名叫文天，端木钰晴的化名则较文水。这就是两个女孩名字的由来。
因为父母逼迫自己嫁人，水儿偷偷跑到市里去找他的依桐哥为她拿主意。可她不知道，大人们早就串通一气，连依桐的姐姐和父亲也欺骗他依桐不在学校，让绝望的水儿差点没投水自杀。依桐一直蒙在鼓里，不知道在他准备高考的最后阶段，家里正在发生异常巨大变故，亲人们正给他布置一个巨大阴谋----阻断他和水儿的见面。依桐的家人认为依桐将走出麦田，成为城里人，而水儿则会成为依桐的拖累，甚至会将他重新拖回麦田。
在依桐高考那天，水儿在泪水中出嫁了。在水儿和依桐最后一次见面时，水儿将母亲留下那个装满书信的盒子交给了依桐。水儿和她的养父母都不识字，不知道亲生母亲在那些纸上写了什么。依桐却在高考前几天知道了水儿的身世和她母亲与现在的市委书记夏念祥曲折凄美的爱情故事。依桐决定一旦高考结束，就跑回家去，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水儿。他甚至有了放弃高考立马回家的冲动。
高考在作者的笔下是批判的对象。看作者对高考的描写，可知这是作者最熟悉的生活，估计潘沈斌一定曾被高考折磨的够呛。一般来说，文科特别好的人，往往理科成绩不理想，因为人无完人。文理兼优的学霸毕竟是少数，而且学霸往往成不了文艺人才。张瑞芳演戏没得说，可数学考试却很少能及格。连著名主持人孟非和著名编剧财神也自嘲自己是学渣。
高考对学生的确是一种精神折磨和摧残，尤其是对一些有特殊爱好又不善于考试人来说。文革时北京的高干子女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推崇备至，毛与王海容和毛远新的谈话文革前就在一些高干子女中疯传。除了阶级斗争的政治狂热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分数的压迫深恶痛绝。看来不管什么时候打倒高考都会唤起年青人的革命热情。
对于许依桐来说，高考不仅是一种精神折磨，还是摧毁他美好爱情的最后一击。水儿出嫁被串通一气的大人们安排在依桐高考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不仅是故事的需要，也是作者在暗示，高考是摧残美好爱情的杀手。
作者没有交待市委书记夏念祥获知真相后的表现。这个曾经满腹经纶，诗情画意的才子，如今官场上虚伪自私的政客，当面对曾经自己深爱的人的悲惨命运时，还能良心再现，回到从前的他吗？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
小说作者对夏念祥当官后的着墨不多，但夏念祥的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如今的很多贪官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都是意气风发的书生，有的还曾是反腐斗士和八九学运的积极分子，可经过这些年个人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洗脑，彻底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分子和腐败分子。这样巨大的变化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的。人超脱不了自己的贪欲，堕落就是必然的。
《出麦田记》让我重温了八十年代文学中的爱情。可实际上这样古典的浪漫爱情故事即使在八十年代也不是主流，大概只有古代才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那时最时髦的是出国。为了出国爱情可以没有，家庭可以解体，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八十年代我太太生儿子住院时，我曾碰到一个她的校友，为了能去日本留学，不顾丈夫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将已经六个月大的孩子引了产。为此，我太太唏嘘了好一阵，实在不理解一个女人怎么会忍心将自己的孩子打掉，而仅仅是为了去日本留学。
那个时代，留学曾让很多家庭破碎，爱情变冤情。那是个举国精英齐崇洋的年代。而如今，离婚和劈腿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似乎自由了，可也没了安全感。
作者虽然对八十年代的爱情观似乎很熟悉，但对八十年的社会还是不很了解。书中就有很多破绽。比如：八十年代中国还在辩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连傻子瓜子年广久雇几个工人都要政府批准，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地级市出现端木家那么大的私人企业。那时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商品房，更不可能一家人可以拥有五套独立别墅。作者是把这个世纪的事照搬到八十年代了。
二、《回忆领袖与战友》 吴冷西 著
作者系原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主编。在此书中，作者回忆了解放前后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廖承志、胡乔木、陈克寒、艾思奇、田家英等人一起工作的日子。
吴冷西长期工作在中共的新闻战线，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密切，因此他的回忆都有翔实的记录为依据，读起来虽然文件气息很浓，但也感觉非常可信。让人能够回到当时的那种情景下去了解那时的中共。
吴在文革时曾被关押，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对毛泽东的仇视语言，相反却能看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
据吴冷西回忆。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战争形势和世界局势。东条英机上台后，毛泽东就判断，日本不会北进，很可能还是要南进太平洋。即使美日的谈判达不成妥协，日本也不会贸然北进，而会南进。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亲笔撰写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指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将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这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毛同时预言苏联红军将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攻地点会选在顿河南北敌军最突出的地带两翼展开。毛泽东的这两个判断和预言都被历史所证明是准确的。
毛泽东能在党内获得巨大威望不是偶然的，他的确是有真本事的。从吴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处处透出其对毛的崇敬之情。比如写到延安整风时，吴冷西如是说：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由于国民党要进攻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抢救运动”，即抢救失足沦为“国民党特务”的运动。运动由康生直接指挥，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幸亏毛主席及时察觉和纠正，指出要严禁“逼供信”，不能重犯土地革命时抓“AB团”的错误，并提出所有机关、部队，对一切“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才及时地刹住‘抢救风’。这又一次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果断。”
“从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这段时间，毛主席作为伟大中国革命的掌舵人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气质，给我终生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我那时因为没有接触中央领导核心，对毛主席在国共和平谈判中灵活策略了解很少，但我社且体会到，他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从抗日战争转变到解放战争的过渡时期，在国共两党对立的复杂多变中，始终站稳阶级立场，高度警惕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准备打仗上，放在从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充分准备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基点上，这是我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胜利完成转变的关键所在。”
回忆录中，吴冷西回忆了炮轰金门时期，《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批评的往事。这一段历史比较吸引我，当时毛主席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想法判断的十分准确，分析的一清二楚，而且地制定了巧妙的炮轰计划和应对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足见毛泽东那代领导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
大跃进时期，基层领导和群众的热情和急躁情绪比中央领导和毛泽东要严重的多。相比较而言，中央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毛泽东一直担心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所以纠偏太迟，最后酿成大错。后来的历史证明，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极左”机会主义害死人啊。
据吴冷西回忆，早在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的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告诫全党要保持头脑冷静，并且组织大家学习两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澄清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提醒全党要注意不能冒进，不能浮夸，更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找田家英和吴冷西谈话，主要谈了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并特别提醒吴冷西，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本来是想将八月份在北戴河制定的年产3000万吨钢的指标降到1800万吨，可是各组组长却力图说服毛主席接受他们提出的指标。毛主席对吴冷西说，他们想打通我的思想，可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的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修2万公里铁路，他胯下海口要一年完成，这怎么得了？如果真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预计练出的1000万吨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爱打乱，明年再翻一番和几番怎么得了？
当时的中共从上倒下对什么是共产主义认识不清，有很多非常幼稚的认识，以为大锅饭就是共产主义。很多地区比着尽早进入共产主义，学苏联成立大食堂，吃饭管够。从来都为吃饭发愁的农民，现在可以敞开吃了，当然高兴。但这样的吃法和产出能力不相称，自然造成粮荒。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批评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了。我们有些同志现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都不能少，缺一个都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动情的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和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能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一直认为对毛泽东的过度丑化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毛泽东是有错误，也很专权，尤其是文革引发了一场内战和非人道的政治迫害，但将毛泽东类比于希特勒还是很不靠谱。希特勒最大的罪是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这是犯了反人类罪。毛时代虽然因大跃进而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但那是毛和中共好心办了坏事，不是刻意屠杀中国人。这和希特勒杀犹太人完全是两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