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学的是ABCD，却成为现代新儒家著名学者；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1988年的今天，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2007年，我们的记者李菁对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进行了深度的访问，写下了这篇万字长文，我们将在今明两天的微信中，为大家完整放送。
口述/梁培宽
记者/李菁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梁家祖籍广西桂林，曾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祖父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做过皇史（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父亲评价祖父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他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建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不主张读经，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到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的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暴”;还有一自谦为“惰”;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 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毕业时留影（摄于1911年）
出世与入世
父亲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父亲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亲眼目睹过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孙炳文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杀，他的儿子孙泱（注:又名孙宁世，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女儿孙维世都死于“文革”。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甚至两次试图自杀。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长文《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从此他进入北大，后来还陆续开授了儒家哲学、唯识学等。
后来在北大教授“新唯识学”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亲推荐的。父亲与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认识，踪迹密切，关系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学术上有重要分歧。父亲肯定熊老某些学术见解“因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同时明确指出儒家的学问“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这是父亲断然不能苟同的。
△ 原位北京积水潭南岸的“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碑，在“文革”中被砸毁，今已不知所踪
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父亲演讲而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父亲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当年冬天，28岁的父亲与同岁的母亲结了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 1921年，梁漱溟和黄靖贤结婚照
父亲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皆是同事，有往来。1927年春，父亲得知李大钊连同一家老小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为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父亲提出“愿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相结合为一”的主张，早已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辞去了北大教职。
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制，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制，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这种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才能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入手。所以父亲开始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并非仅仅解决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中国建国问题。
1927年父亲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河北定县教会实验区之后，恰逢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创办者与主持人是彭禹连、梁仲华，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学院在河南开办时，省主席是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1931年，韩为蒋介石收买，脱离了冯，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建设，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父亲为研究部主任，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 梁漱溟和儿子培宽、培恕合影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父亲在山东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与推动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两次竟通宵达旦。
父亲与毛泽东的结识，最早应源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先生。父亲有位族兄叫梁焕奎，他曾推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他一同东渡日本。1918年，梁焕奎来北京就借住在梁家。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探望梁焕奎时常到梁家。而父亲在北大与杨同在哲学系，所以家里与系里都有机会碰面。那时，毛泽东借住在杨怀中家里，还没有同杨开慧结婚。父亲去找杨怀中家里讨教，开门的往往是毛泽东。
△ 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延安
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随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当时国共为争夺东北，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而当时民盟秘书长一职空缺，人们纷纷劝说父亲应首先参加奔走和平，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在国共高层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大为失望。许多记者蜂拥而来，父亲只是长叹说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经典话语。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总是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现实政治前，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要失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