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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13日，大年初八，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
午夜时分，安徽固镇卫生科科长张月升带领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位负责人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赶到自己家中。
西屋里烟雾缭绕。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毛泽东诗词手迹等，都被他的妻子、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取下烧掉了。地上只余灰烬。
军代表对准方忠谋的腿弯猛踹一脚，方忠谋顿时跌跪在地上。他顺势把她的双手拧到背后，用带来的麻绳捆绑起来。
“就像捆粽子那样。”当年16岁的张红兵，听到了母亲的肩膀和胳膊被捆紧时关节发出的“咔咔”响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心脏顿时紧缩起来。”
军管组带走了方忠谋的五六本日记和工作笔记，并要求在场的每个家庭成员连夜写出检举揭发材料。
交了检举材料后，张月升拿出一个工作笔记本，让每个人把检举材料凭记忆再写一遍，以留底备查。
在张红兵位于安徽蚌埠五河县城的家中，记者见到了他保存至今的这个笔记本。笔记本呈暗红色，像褪色的血迹，封皮、纸张都开始散落。
张月升写了10页，张红兵则写了21页。在检举材料的最后，他们都写下了相同的建议：枪毙方忠谋。
离婚风波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时，张月升是安徽宿县地区怀远县卫生科科长，方忠谋任县人民医院医疗股副股长，负责门诊部的工作。
县里召开干部会议，动员住在机关宿舍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家属回乡参加劳动，接受改造。
当时，方忠谋的地主成分的母亲方吴氏带着小女儿方佩兰、儿子方梅开，跟着大女儿一起生活。加上自家的三个孩子，夫妻俩的工资，要供8口人吃饭、5个孩子读书，经济负担沉重。因此，张月升向妻子提出，让方吴氏带方佩兰和方梅开一起回老家。
方忠谋坚决不肯，不惜离婚，还提出要把三个孩子都带走，张月升表示同意。
两人是1951年下半年结婚的。当年，24岁、已有11年军龄的正营职转业干部张月升，认识了与他同龄、1949年2月参军的模范护士方忠谋，经组织批准结婚。婚后约半年，方忠谋才告诉张月升，自己的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但她早已跟父亲划清界限。
离婚之事越闹越大。县医院领导和分管副县长先后做张月升的工作，张月升终于同意让姐弟俩留下，但坚持方吴氏必须回老家去，为此两个月都不肯回家吃住。最后，方忠谋退让，将自己的母亲送回了农村老家。
此后，方忠谋每年都给老家寄钱，请队干部按照当地生活标准，帮母亲购买稻米。
1965年，宿县地区设立固镇县。5月，张月升夫妇调到固镇卫生系统工作。
在张月升的同事、邻居凌盛植的印象里，张月升夫妻俩感情很不错。“这些年做邻居，从来没见他们红过脸，家里的事情也一直有商有量。”他告诉记者。
批斗父亲
1966年 12月，张红兵的姐姐、14岁的张芳作为县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家后第4天，她忽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
对大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方忠谋都没有缓过来。“她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起自己的女儿大胖(张芳乳名)，说她多么懂事、优秀。”张红兵回忆。
方梅开记得，大姐方忠谋私下曾和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1967年1月16日，卫生系统造反派在大院内贴出了《紧急呼吁》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升和县医院院长孙毅。
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张红兵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外公的事：“张月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顿时，张红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痛苦中。一直自认为“革命干部子弟”的他，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了黑五类的后代。
张红兵曾经从串联红卫兵撒下的传单上看到，几个少先队员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毛泽东表扬“大字报写得很好!”;刘少奇的子女也贴过揭发父亲的大字报。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他终于在1月底的一天，趁着父母上班，上街买了白纸，调好浆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大院里，揭发张月升给女儿做花衣裳、买雪花膏等，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在作怪。
张月升的同事凌盛植告诉记者，大院里的人都没有见过孩子检举父亲，不少人用异样的眼神看张红兵。
2月3日晚上，张红兵和母亲一起参加了对父亲的批斗会。批斗会就在院内的会议室召开，三四十人参加。父亲戴着高帽子，一直低着头，跪在水泥地上。
母亲上台揭发：“铁夫(张红兵原名张铁夫，文革开始后自己改成现名)写大字报，张月升说：‘什么红卫兵不红卫兵的，就是想把老子搞下台。’这是有思想基础的。”造反派认为这是“避重就轻”，不让她继续发言。
随后张红兵站起来发言，揭发父亲对他参加学习毛著小队不支持、叫姐姐写大字报要留底稿等。
在另一次批斗会上，方忠谋被叫上台陪斗。有人对张月升拳打脚踢，方忠谋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自己的丈夫。
批斗会结束后，方忠谋手挽着张月升，结伴而行。以前，张红兵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在公共场合如此亲密。母亲还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付厚厚的护膝。
此后的近两年中，张月升共参加了大小批斗会21场。1968年9月，由支左部队的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他才终于获得“解放”。
母亲被隔离审查
父亲刚解脱，母亲又出事了。
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10月，方忠谋作为“地主分子”“特务嫌疑”，在县医院受到隔离审查。
在一年多时间里，她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打扫厕所、刷瓶子等。直到1969年末，她才被允许回家吃住。
1970年2月，已被下放到岗寺公社的方梅开回大姐家过年。2月9日上午，方忠谋让弟弟陪自己去一趟固镇火车站。
车站里刷着大字标语：“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你不要装洋蒜了!大家说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行李房里贴着“深挖阶级敌人线索30条”，其中一条是：“肢体上刺有奇怪的花纹、字样(如一条龙、外国文字母等)或炎热夏天依旧长衣长裤或惯以手表、手帕等掩遮不敢裸露者。”
在张红兵的记忆中，这天中午回来后，母亲的行为就开始变得怪异。她不停地唠叨解释自己手臂上的黑痣、夏天用手帕裹着戴手表的习惯，还说外公是共产党的特派员，民国18年入的党……
张月升也在检举材料中回忆，自这年春节以来，妻子“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比如，经常睡不着觉、经常哭哭啼啼地提起死去的女儿、总是拿东忘西、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等等。
恐怖之夜
2月13日清晨，方忠谋没有吃饭。张月升担心她的身体，让她请假休息，但她执意要去上班。他先后让两个儿子去医院找母亲回家吃午饭，但她一直工作到傍晚才下班。
张月升的三个同事来家里下棋，张月升夫妇留他们吃晚饭。送走客人后，方忠谋说：“刚才吃饭的那姓梁的我认识。他曾到我家吃过饭，是我的介绍人。”张月升说她“胡扯”：“姓梁的还不是党员，怎么介绍你入党?”方忠谋说：“张月升，你20年来压制我，不让我说，以前我是奴隶主义，今天可不行了!你叫我上东我上西，你叫我打狗我撵鸡!”
在厨房里洗碗的张红兵也大声斥责母亲“装糊涂”“搅混水”。他告诉记者，当时，在电光石火间，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天来，母亲说的那些神神秘秘的话，原来目的都是为她的反革命父亲翻案。
无法确定是什么话引出的，或是母亲当时的精神确实受了刺激，总之，她突然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西屋自己的卧室，坐在藤椅上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多年后，张红兵跟父亲一起回忆，才发现母亲“不合时宜”的思想由来已久。
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一天，怀远县直机关干部去马头城公社参观水稻丰产田，晚上，方忠谋对丈夫说：“把10亩成熟的稻子都移到一块田里栽，还说是‘高产放卫星’，明摆着是搞浮夸的!彭德怀在党的庐山会议上提了意见，怎么不对呢?”
1966年10月，突然传来通知，要各家把挂的刘少奇像取下。午饭时，方忠谋在家里说：“刘主席为了建设新中国立下很大功劳，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得多好啊!刘主席怎么突然变成了坏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那一刻，在这个16岁少年眼里，母亲突然变成了青面獠牙、魔鬼般的阶级敌人。
他立即回击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已被关在大牢里，被枪毙了(注：实际上刘少奇是病逝于开封)，你还在为他翻案!”
母亲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偷梁换柱，嫁祸于人!”
母亲回到堂屋坐下，继续洗孩子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嘴里则不停地说着：“中国共产党变颜色了!”“为什么苏联从前和我们友好，现在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国家那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是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是别人，恰恰是你自己!”“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
其间，张红兵一直端着一盆洗碗水比划着，不断地斥责她：“住口!”“你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你的狗头!”
母亲说：“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张红兵则说：“谁是你的孩子!我们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
母亲被激怒了：“你再说，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
在将近1个小时之内，其他人都没有说话，父亲只斥责了母亲一句：“谁要你洗衣服!马上我统统把它摔到门外!”屋里只听到母子俩在高一句、低一句地批判或反驳。
这时，张月升终于开口了：“方忠谋告诉你!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
方忠谋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卧室中，在藤椅上坐下，仰靠着，点燃了一根香烟。在这之前，张红兵从未见过母亲吸烟。在他看来，母亲当时的样子像极了“纸老虎”。
张红兵和弟弟都表示，坚决和方忠谋划清界限。张月升说：“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写出来!”
方忠谋答：“那还不好写嘛!我5分钟就写好了。我敢想、敢说、敢干!”
张月升把监视方忠谋的任务交给张红兵和方梅开，离家去向县革委会汇报。
激愤中的张红兵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简短的检举信，包上自己的“固镇中学红卫兵”胸章，出去找住在大院里的军代表。
门外冰天雪地，他一步一滑。军代表不在，他只好将检举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张月升和张红兵都出去后，方梅开跑进卧室，哭着劝大姐：“你这样做，我们将来怎么办?”方忠谋叫他不要怕。
方梅开带着小外甥，摸黑去大院南面的西圩生产队，找相熟的队长齐洪川，想请他来家说和一下，但没找到人。“当时很天真，觉得这就是家里人吵架，劝一劝也许就没事了。”方梅开告诉记者。
张月升报案回来时，方忠谋已写完材料。他问：“这是你自己写的吧?没有人逼你写吧?”方忠谋平静地说：“没有。”张月升说：“你要埋葬在固镇了!”方忠谋看着他：“埋葬的不是我。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抛!”张月升把家门锁上，拿着她写好的材料走了。
张红兵和舅舅、弟弟坐在东屋的床上。由于寒冷，且情绪极度紧张，张红兵浑身颤抖，上下牙“得得得”地打颤。他隔着虚掩的门，继续和母亲斗嘴。
突然，方忠谋操起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她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开始撕扯和焚烧这些“圣物”。
张红兵和弟弟疯狂拍打房门。父亲回来了，也边踢门边喊“开门!”
母亲把门打开了。父亲命令：“打反革命分子!”张红兵咬咬牙，用手里的擀面杖对着母亲的背部轻轻打了两下。
张月升命令长子：“找绳子，把反革命分子捆起来!”他自己则第三次出了门。
随后，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二度将母亲送回牢里
2月14日一早，县医院就如同炸了锅一般。
“方忠谋一直为人很好，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政治上的异常来。”方忠谋当年的同事刘英(化名)告诉记者。对于家人的检举行为，她只是略感不平：“有人说他们是上进，我后来觉得像是自保。”
同日，张月升交了检举揭发材料后，征得两个儿子的同意，写了离婚申请和两个孩子与方忠谋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他还请求组织，不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看待两个孩子，“以免孩子心灵受影响”。
“脱离母子关系，我一点都没有不舍得，非常决绝，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解脱。政治包袱终于甩掉了。”张红兵告诉记者。
方忠谋被捕后，张月升带着两个儿子清理了她的物品，烧掉了她的全部照片。张月升还让他们用毛笔蘸着黑墨水，抹去了方忠谋在书籍上的所有签名。
24日清晨6点，方忠谋趁人不备，从固镇县看守所偷跑回家。
张月升立刻让两个儿子看住她，自己出去报告。方忠谋让儿子打开西屋的门，她要进去洗头，被严词拒绝。十几分钟后，她被赶来的解放军带走了。
方梅开得知此事后，心中充满了怨愤：“为什么大姐不来找我们而要回家?!我一定会帮她逃出去的，她就能活下来了!”
方忠谋出事后，方梅开向张家讨要了他之前交给大姐保管的下放人员生活费，便与张家断绝了来往。而张红兵也不再对他们以小姨和舅舅相称，而是直呼其名。
64岁的方梅开坐在蚌埠市火车站站前广场的椅子上，向记者回忆往事时，眼泪就如同打开的水龙头，停不住。“真的，当时我和小姐姐都恨死他们了。他们父子俩就是刽子手!”
断绝一切关系
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县医院的大会议室内，召开了批判大会。五花大绑的方忠谋被带了进来。
张红兵走上台发言，讲了一个小时。事前，他和父亲商量过，认为这是一个公开说明情况和表明态度的机会。
母亲就跪在前面，背对着他。“我没有当她是母亲，她就是一个可恨的、连累了我的命运的阶级敌人!”
在他发言期间，母亲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跪的时间太久，到后来她支持不住了，几乎要歪倒，有人走过去把她扶起来。
发言完后，张红兵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人员跟着他一起呼喊。
散会后，张红兵觉得心情放松下来。“我感觉到自己完成了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看守所派人来家里，替方忠谋要零用钱，取换洗衣服，张月升没有给。他给方忠谋写了一封信，宣布跟她脱离一切关系，不准她再来要钱物，并告诉她，全家人恨不得把她“一口一口咬死才解恨”。
4月5日，方忠谋在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上写了一个“准”字，在离婚申请上写了“同意”二字。
因政治表现不错，张红兵被学校推荐到县“三代会”(贫下中农、工人和红卫兵代表会)的“革命大批判队”。在那里，他看到了对方忠谋反革命案的案情介绍和判刑意见征集表。反馈回来的意见，全都是“死刑”或“枪决”。
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做出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当年任县人保组审判组组长的魏联保，对此事仍然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这个案子几乎不需要审理。“太明显不过了，攻击毛主席，当年肯定是死刑。”
1970年，正是“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死刑布告经常出现在固镇街头。孔繁玉当年在县人民武装部工作，执行死刑时，开着摩托车在行刑队前领路。他对记者回忆，方忠谋是该县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
一审判决下达后，方忠谋不服，上诉到宿县专区公检法军管组。该组维持原判，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
执行
张红兵永远记得，执行死刑的那一天，灰云低垂，冷风袭面。
去，还是不去?他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真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永远不去想‘反革命母亲’这5个字。但是做不到。”
最终，他去了公判大会现场，但坚决不去刑场。他无法直面那血淋淋的一幕。
1970年4月11日上午11点多，在固镇县“五七闸”南侧百米远、固镇至五河公路拐弯处，44岁的方忠谋被执行死刑。
当天傍晚，岗寺公社党委书记安广珠找到方梅开，通知他安葬姐姐的遗体。他答道，他们姐弟俩每人床上只有一条席子，多一条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去安葬呢?
最后，由县看守所组织了几个在押人员，把方忠谋的遗体埋在了刑场附近山芋地的洼沟里。
几天之后，方梅开经多方打听，找到了行刑地点。草地上，还残留着一摊干涸的血迹。他又找到了大姐的坟。那是一个一人多长、与山芋垅齐平的土堆。
他在坟前跪下，磕了头，一直站到天黑。“我在心里一直和大姐说话。我责备自己，我没有能力救她。”
从此，方梅开频繁地做梦。他听到姐姐的声音，就好像从一个涵洞里传来，一直喊他的名字，但他怎么也看不到她。
张家人从没有打听方忠谋的后事，也再未主动谈起她。
1970年10月，张红兵和弟弟作为知青和黑五类子女，下放到该县连站公社劳动，之后招工回城。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张月升与固镇区卫生院一位素不相识的清洁女工结婚。3月，他调到相邻的五河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在这任上干到离休。
平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
一夜之间，张红兵的政治信仰崩溃了。1976年底的一天，他走上刚竣工通车不久的五河县淮河公路大桥，想往河中一跳了之。
1978年春节前，方佩兰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她的一个同学写来的。这个同学在宿县地区检察院当司机，他听检察长说，方忠谋这个案子没有人申诉，复查没法办，遂自告奋勇通知家属。
方梅开去五河找张家，讨要写申诉的材料，没想到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张月升说，现在你去大街上喊‘打倒毛泽东’，如果没有人管你，那你就可以写。”
1979年秋的一天，张月升下班回家，带回了一本名为《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勇事迹》的书，对张红兵说：“方忠谋与张志新非常相似。”张红兵迅速看完后，说了一句：“当年妈妈是对的，是我们错了。”
10月20日，方梅开再次来五河找张家父子，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张红兵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主要是我断送了母亲活生生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我悔恨，我痛心，无地自容……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刷掉母亲脸上的血污;而我犯下的罪过，是一生也洗刷不掉的。”
他开始为母亲写申诉材料，边写边哭，彻夜不眠。11月17日写完，分别邮寄给县、地、省法院。
那一晚，他开始梦见母亲。“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梦见妈妈。她不和我说话，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就消失了。”
1980年春天，孔繁玉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去方忠谋专案组报到。他告诉记者，省里曾希望把这个案子做成“安徽的张志新 ”案，后因县里阻力太大，不了了之。
7月23日，宿县地区中级法院对方忠谋案作出再审刑事判决，认定：“方忠谋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长期被揪斗等，致使造成严重的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原一、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在家属的继续申诉下，1987年10月，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剔除了平反判决中关于方忠谋“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部分。但亲属请求追认其为烈士、中共党员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应。
80年代里，张红兵开始在职学习法律，之后取得了律师资格，目前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每说到一个情节，总会出示日记、检举揭发材料副本等，他对跟记者的交谈甚至饭桌上的聊天，都进行录像、录音。
1993年到2003年，张红兵作为舅舅的申诉代理人，两次自费对外公的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根据他查到的中共党史资料，外公方雪吾曾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方雪吾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
此外，土改时，方全家6口人，只有两间草房、5.3亩佃田，远够不上地主标准。
2003年，张月升去世。方家姐弟专程前来吊唁。“我们早已原谅他们了。但是一想起往事，心里还是不能平静。”方梅开告诉记者。
张月升生前没有说过，对检举之事是否后悔。但1980年6月4日，他曾对两个儿子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认为反对毛主席那还得了!现在看来上当了!”
张红兵从不对媒体公布弟弟的名字。他告诉记者，弟弟对他申请将母亲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努力很支持，对他公开忏悔持有保留的支持，但不希望在媒体上过多曝光，以免给儿孙造成负面影响。
张红兵用“狼孩”来形容自己，用“弑母”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把家里的书房命名为“忏悔居”，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忏悔录》，对外界的评头论足甚至恶毒诅咒安之若素，仿佛捐了一条供千人踏、万人踹的门槛……但是，在梦中，母亲仍然没有和他说话。★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37期 记者/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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