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urice Ravel (1875-1937) - Boléro 1928
Conductor: Herbert Von Karajan
Herbert von Karajan - documentary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1988年德国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迎来自己的80大寿。德国唱片公司以其妻爱利特·冯·卡拉扬的画作为封面，发行卡拉扬100杰作系列以示庆祝。此后，卡拉扬还作了对日本最后一次访问。 1989年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在纽约最后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不过此时卡拉扬的健康已明显恶化，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爱乐以及当时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红绿联盟”（即德国的SPD和德国绿党）公开批评卡拉扬责任的不到位：缺席音乐家的应聘试奏，越来越少的巡回演出，整个月整个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扬无法忍受这一系列批评，于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书面递交辞呈，推去了在柏林爱乐的职务，从而结束了这对传奇组合的长期合作。此后，他回到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的制作中去。录音已经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扬的疼痛日益严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Leukerbad）的硫浴也无济于事。在萨尔茨堡一次排练期间，卡拉扬抱怨其胸痛。一天后，即于1989年7月16日，卡拉扬在家中接见来访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总裁大贺典雄，两人谈及飞机及音乐出版的事情。卡拉扬要来一杯水并喝下，说道感觉好了一点，然后就倒在一边。卡拉扬就此心脏病发逝世。他的葬礼简短从速，第二天卡拉扬便在安尼弗的墓园下葬，只有亲朋好友知情，而且并无记者在场。
卡拉扬于1908年4月5日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这里曾经诞生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
卡拉扬的家庭原籍是希腊。自他的祖辈移居到奥地利以后，这个家族就不断地出现著名的人物，由于祖上的功名着著，先后有两名成员被当时的奥皇封为男爵，所以他的家庭一直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卡拉扬全名中的“冯”字，即是一种贵族的标志。卡拉扬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但他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业余音乐家，
经常在莫扎特音乐学校的管弦乐队中演奏单簧管。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庭音乐环境的熏陶，卡拉扬从很小便显露出了极为出众的音乐才华。他从四岁开始学习钢琴，八岁时就已经举行了公开演奏会，由于才华和技艺的出众，他曾被当时的舆论界公认为未来最有前途的钢琴演奏家。卡拉扬早年曾在家乡的莫扎特音乐学校中学习，在这里，他曾受到该校校 长的特殊关怀，这位校长是第一个发现卡拉扬的天才人物，他处处像慈父般地关心着卡拉扬，并且还介绍他去著名的意大利美术馆中去学习绘画和雕塑，自然，这种对姊妹艺术的了解和学习，对于卡拉扬以后的艺术成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卡拉扬日后在指 挥时所表现出的丰富色彩变化和雕塑般的音乐造型艺术，大概都 是受益于此的。到了十几岁以后，卡拉扬便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而来 到了维也纳，他同时在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大学中学习钢琴、指挥和音乐学，起初，卡拉扬一直是将成为钢琴大师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后来，由于他的手指出了毛病，才不得已而转到了指挥系学习。他在这段时间里，用心倾听了维也纳歌剧院所上演的理查·施特劳斯和普契尼的全部歌剧作品以及亨德米特、克申涅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许多现代派歌剧，同时还大量观摩了像富尔特文格勒、克劳斯、托斯卡尼尼和瓦尔特等指挥大师们的排练和演出，从中学到了很多他所渴望学到的东西。
卡拉扬首次登台指挥是在1928年，当时他是在他的教师冯德勒所主办的一次学生音乐会上首次表演的，这一次，他指挥了学校的学生管弦乐队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这次演奏的成功，受到了很多在坐的人们的好评，而20岁的卡拉扬，也终于首 次尝到了作为一名指挥所具有的独特味道。从大学毕业以后，卡拉扬便马上遇到了选择和寻找职业的问题，由于他感到在人才济济的维也纳没有什么指望，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在这里，他有着父母、朋友和熟悉他的人的支持，也有着当年自己作为神童钢琴家时所留下的影响和印迹，他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生涯还是应当从这里起步，于是，当他回到萨尔茨堡之后，便开始精心策划了 一场较有影响的音乐会，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音乐会被确定举行了，卡拉扬将在这里指挥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学生乐队演出，在他的 演出节目单上，赫然地印着这样一些曲目：柴科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音乐会的演出很成功，人们不住地向这位青年指挥家报以掌声。然而这场音乐会的最重要的意义却并不在于此，谁也没有想到在音乐会的观众席上，坐着乌姆市歌剧院的院长，这位院长在听完了卡拉扬指挥的音乐会后，立即跑到后台找到了这个小伙子，同时向他宣布将聘请他担任乌姆市歌剧院的常任指挥，就这样，卡拉扬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个作为指挥的正式职业。
卡拉扬与乌姆市歌剧院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创业的艰难，乌姆市不同于维也纳和萨尔茨堡，这是一个文化和其它方面都不很发达的小城市，而乌姆市歌剧院则更是一个仅有着十几个人的乐队和二十几个歌唱演员的戏班子，但这一切却并没有阻止住卡拉扬的天才的发挥，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居然在1929年的3月上演了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的确不能不说是卡拉扬所创造的一项奇迹。从这以后，卡拉扬便以自己的坚韧毅力和刻苦精神，苦苦地经营着这个剧院，使其在自己的任期从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他领导这家剧院的五年时间，每年都要上演大约六部歌剧，而在这些歌剧中，竟包括着像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 这样的艰辛而大型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指挥该院乐队举行了为数众多的音乐会，从而使乌姆市的音乐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五年后他突然被乌姆市歌剧院解除了职务，据说这次解职由于剧院经理看中了他身上的天才而不愿意将他埋没在小小的乌姆市的原故，故而善意地将他推向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绝 境，逼迫他到更加广泛的天地中去参与竞争，这个传闻是否可信姑且先不谈，而事实上的卡拉扬却的确是失了业，一夜之间，卡拉扬竟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然而，真金毕竟是不怕火炼的，也许是正中了那个传闻中所讲的原因，卡拉扬在经过多次异常艰苦的奔波和竞争后，终于受聘担任了亚琛歌剧院音乐指导的职务。亚琛歌剧院比起乌姆市歌剧院来说，各方面的条件都要优越得多，这里有着大型的乐队和合唱队，也有着良好的剧场和有修养的听众，卡拉扬在这里得以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亚琛歌剧院任职期间，他有机会指挥了瓦格纳庞大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同时他也开始作为一名小有名气和影响的青年指挥而被邀请到柏林,维也纳和一些其它的欧洲名城中去担任客席指挥了。
1937年，卡拉扬应著名的犹太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的邀请赴维也纳指挥维也纳歌剧院演出了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虽然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但卡拉扬本人却对此行很不愉快，因为实际上在他到达维也纳时，才知道他与乐队的排练计划已被取消，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基本上没有排练的情况下进行演出，而更使他不满的是，那些担任主角的歌唱演员排练时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给排练和演出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演出结束后，维也纳歌剧院曾邀请卡拉扬担任永久性的指挥，然而卡拉扬却拒绝了，他经过比较之后，还是更喜欢在亚琛歌剧院工作。这次维也纳之行使他得出了一个经验，他在自传中说到：“通过这次演出，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今后只有对我来说时机成熟了，我才再来维也纳指挥。” 但是，这次演出的确是一次成功的演出，卡拉扬本人也通过这次演出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了解。就在他赴维也纳演出后的第二年，柏林国家歌剧院由于富尔特文格勒受“亨德米特事件”的影响 被解职而空出了常任指挥的位置，剧院经理铁特金一下想到了卡拉扬，于是便邀请他来指挥拍林歌剧院的演出，在经过一番艺术和权力上的讨价还价以后，卡拉扬终于来到了柏林国家歌剧院，他在这里首先上演了贝多芬的《菲德里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等歌剧，一下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这时的卡拉扬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在亚琛的职务，直到1941年，他才正式辞去了亚琛歌剧院的职务而专心在柏林工作了。到了1953—54年，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合作日益频繁，他们不但录制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共同出席节日周音乐会（Festwochenkonzert）。这些演出得到了当时乐评家的热烈赞赏。
经过这短期的磨合，卡拉扬的继任只是时间问题。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爱乐美国之行的前夕。当时卡拉扬正在罗马一所酒店里。他的秘书给他递上一封来自维也纳发出的匿名电报，上书“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语：老王驾崩，新主万岁。）就在第二天，柏林爱乐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电话给卡拉扬，请后者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韦斯特曼打这个电话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纽约负责乐团访美事务的有关方面致电他道：除非卡拉扬指挥，否则乐队的旅美之行，免谈。
至于卡拉扬方面，这支乐团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拥有的。他曾说：“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因为他的素质让我着迷，而且我也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我将能有什么样成就。我要一份终身合同，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在这支乐团身上花很多时间，以求他能与我最终同心同德。我不能让一个新来的议员说着说着就结束我俩的合作关系。我必须承认，这支乐团通过几十年的成长，正是成长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
不过当时他还有斯卡拉的合约在身。为此卡拉扬与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进行了一次面谈，后者很清楚柏林爱乐的职位对卡拉扬的意义，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扬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也投票通过了对卡拉扬的任命，意味着卡拉扬将带领乐团旅美。不过卡拉扬在这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任命文书要在出发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确认。
1955年初，这对新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航班。该次出行赞助人就是西德总理阿登纳。不过就在乐团和卡拉扬到达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前一周，一阵反对的浪潮差一点就扼杀了这一次巡美演出。美国音乐家联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乐家反对纳粹带领的柏林乐团在此举行的音乐会》。其实从2月8日到27日乐团正式在华盛顿拉 开访美帷幕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几乎天天报道反对卡拉扬战时纳粹身份的抗议声音。韦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后一天声明，自己与卡拉扬虽然的确加入过纳粹党，但只是纯粹地为了在当时能继续工作下去。虽然这声明更多的是煽动了反对派的气焰。不过这些反对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资的。
2月25日乐团抵达美国，一切平静。卡拉扬对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简短的声明：“我不谈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位音乐家来到这里。”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以其声音打动了美国听众和乐评界。他们分别在华盛顿，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辛辛那提和巴尔的摩等城市演出。乐评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而抗议的声音则在纽约演出之时到达高潮，卡内基门外有人抗议，还有人放飞带有反对标语的鸽子。但即使这样，演出的进行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试用期。卡拉扬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观众和乐评人，二是柏林爱乐乐团，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艺术方面，卡拉扬还必须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现成熟（例如在美国时言行是否得体，是否会被反对声音打压下去），才能显示自己可胜任柏林爱乐首席一职。卡拉扬不负众望，早在3月5日卡拉扬一行还在匹兹堡逗留时，就已传出乐团大部分成员投票赞成卡拉扬成为他们第四任常任指挥的消息。而等到他和乐团返德之后几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确认。卡拉扬再一次被问道，他是否愿意继承富特文格勒衣钵，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他回答道：“万分欢喜地接受。”于是，柏林爱乐的权杖历经汉斯·冯·彪罗，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终于传到卡拉扬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他先是出任了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指导，历时4年。在1957年，除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问日本之外，他还接受聘任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以一改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颓落之势。在他身上的职称还有：1967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指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之一，1969到1971年继去世的查尔斯·孟许（Charles Munch）担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顾问。
1959年，卡拉扬除了和维也纳爱乐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宾，香港和美国等地演出外，还再次为DG公司录音，和柏林爱乐乐团制作出自己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理查德·施特劳斯的 《英雄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柏林爱乐，卡拉扬和德国唱片公司铁三角长时间的合作的开始。当时的卡拉扬虽然与EMI有录音合约在身，但是柏林爱乐却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过合同。因此合约需要进行修改，使得这对组合能同时为两家品牌录音。在EMI旗下卡拉扬的录音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1984年，并录制了不少歌剧，另外还有一些不曾为DG录制过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响曲全集。
有了柏林爱乐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扬就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录制古典音乐世界里的管弦乐作品。不过，1959到61这三年间，他只是很谨慎地录制了一些管弦乐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东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几首，还有德里布和肖邦的 一些舞曲，不过这些录音一朝制成，即成经典。到了61年末，卡拉扬终于开始有大行动，为DG公司录制乐圣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并在62年完成，即俗称的“红卡”。时至今天，纵然市场上有着难以胜数的贝多芬交响曲全套，但是这套录音依然光彩夺目，饱受赞赏。其实，卡拉扬早在接手柏林爱乐乐团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套录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国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号》他在55到59年上演过三次。到了开录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将其他 交响曲在音乐会上过了最少一遍。
以同样的精心准备，卡拉扬和乐团在63，64年还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柏林爱乐乐团终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了自己的家—柏林爱乐大厅。这座大厅是应卡拉扬的技术标准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纳为拜鲁伊特节庆剧院在开幕之际所做的一样，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示喜庆。
进入70年代，卡拉扬一方面继续完成他的录音大计，例如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交响曲全集，马勒的交响曲他则录了4，5，6 和9号，而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和瓦格纳的10套拜鲁伊特乐剧则要等到80年代方才完成。另一方面，他则重录了一些经典曲目，例如他个人的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第三版，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和《马太受难曲》等。
70年代的卡拉扬歌剧主要是威尔弟和瓦格纳两人的作品。他和加拿大男高音琼·维克斯联手，录制了《费德里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赛罗》。最后一者，与前面60年代版相比，这一版的演员更佳，特别是两位主角维克斯和弗蕾妮，音乐色彩也更丰富，更具表情。例如杂志《纽约》的评论员阿兰·里奇（Alan Rich）写到：“无与伦比的”，“本年度最佳歌剧录音”。而三大男高音也在70年代与卡拉扬展开过合作。帕瓦罗蒂与卡拉扬的合作可追溯回到60年代，两人曾共同演出过威尔弟的《安魂曲》，而在73和74年，两人和弗蕾妮录制了蝴蝶夫人和波希米亚人。随着卡拉扬1978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多明戈担任了他制作的《游吟诗人》的主角[57]。而三人中最年轻的卡雷拉斯则和卡拉扬录制了威尔弟的两部歌剧《阿依达》和《唐·卡洛斯》（意大利四幕版）。
到了1973年，卡拉扬又创立了萨尔茨堡圣灵降临节音乐会。11月24日，为了表彰卡拉扬对柏林市的贡献，柏林授予了他柏林荣誉市民的称号。而到了1977年79年，卡拉扬更是多项荣誉加身，首先是在慕尼黑获恩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奖，继而在下两年分别获得慕尼黑大学荣誉博士，萨尔茨堡大学哲学博士，牛津大学音乐博士（和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一起），还有东京早稻田大学博士称号。
77年圣灵降临节间一天下午，卡拉扬正与柏林爱乐乐团排练完毕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时一位穿着牛仔裤的小女孩走了进来，卡拉扬从排练的高凳上下来，乐队也将乐谱换成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并将剩下的时光用作欢愉的演练之用。这个小女孩叫作安娜·苏菲·穆特，此时的她，正开始踏入其后成功的小提琴生涯。他们两人首次在1976年卢塞恩音乐节上见面，当时穆特才13岁。她格外得到卡拉扬的赏识。首先陪同他到牛津进行了答谢音乐会的演出。在卡拉扬79年第二次录制贝多芬三重协奏曲之时，她与马友友，马克·泽尔瑟（Mark Zeltser）一同负责了独奏部分。从此之后，一直到80年代卡拉扬逝世，她便一直作为卡拉扬的小提琴搭档出现，并在卡拉扬的指挥伴奏下录制了三大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1978年，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过后，带领柏林爱乐乐团造访当时民主德国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1979年10，（11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北京，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等。
70年代中，卡拉扬的健康出现问题。1975年，卡拉扬背部剧痛。到了该年的圣诞节，他的情况更加恶化，被送到苏黎世接受手术。这才发现，卡拉扬的椎间盘突出并压迫脊髓，非常有可能因此而截瘫。在名医马伊德·萨米（Madjid Samii）施与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后，卡拉扬逃过一劫。不过，卡拉扬似乎对该手术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尝试了解手术的方法，事后他还观看了手术的录像。三年后，卡拉扬在去排练的路上中风，并影响了日后其右手活动。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业就已经进入CD时代。1978年9月，卡拉扬的一场音乐会就已使用该技术被秘密录制。事后卡拉扬被Sony邀请去评估该唱片的质量。卡拉扬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业的前沿，他被该技术所吸引，并戏称CD以前的时代是“煤气灯时代”。很快在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数字CD歌剧录音—《魔笛》，这也是他本人首次录音时选择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为CD数码音频系统的国际主席。其数码录音从此陆续出炉：《卡门》，和被誉为“卡拉扬65年磨一剑”的最后《蔷薇骑士》。另外，他的马勒第9交响曲和瓦格纳的帕西法尔还旋即获得了英国留声机大奖。有了CD这种音频新载体，卡拉扬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经典曲目重录，包括第四次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还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记录他自己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录影的音频部分，遂以“卡拉扬金版”（Karajan Gold）的形式放出。而其录影，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的杰作，其效果大大有别于一般的音乐会转播视频。卡拉扬在其中采用了多种专业的摄影手法，例如对乐器进 行近距离特写，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摄等，增加了观赏性。自卡拉扬真正将视线转回到柏林爱乐身上后，这对组合便以其多产和艺术方面的高品质成为乐坛佳话。1955年接掌柏林爱乐打后，卡拉扬便开始减少了世界性的活动，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结束了与爱乐乐团的合作。在维也纳受挫以及巴黎管弦乐团（Orchestre de Paris）更改合约两次事件之后，卡拉扬更是下定决心，日后一心一意与柏林爱乐合作，例如在乔治·塞尔去世后，他推辞了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接任邀请。而柏林爱乐在任命卡拉扬成为自己首席指挥之后，虽然与伯姆，约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挥有过不少合作（大指挥伯恩斯坦也只有过惊鸿一瞥，与乐队演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与卡拉扬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卡拉扬的乐团”。卡拉扬与乐团录制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极大地提升了乐团的知名度，使之柏林爱乐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乐团体，同时也为乐团成员带来了大量财富与名誉。乐团成员组合成为多个室内乐团，管乐合奏团，都不忘带上柏林爱乐的衔头。而卡拉扬也并未对此有多大微词。但又正是柏林爱乐的这种自主性，成为80年代，乐队抗拒卡拉扬绝对权威的支柱。
早在1963年，柏林爱乐和卡拉扬曾经在聘任一位瑞典圆号手的问题上有过出入。纵使当时卡拉扬也是用过威吓的手段，不过最后做出妥协的还是他。不过到了1981年，他却对萨宾娜·迈耶（Sabine Meyer）的聘任问题态度强硬，最终导致乐团指挥之间冲突爆发。曾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供职的萨宾娜，时年23岁，参加了柏林爱乐的单簧管试奏，意欲担任乐团的独奏单簧管一职。她在所有候选人里面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随着乐团巡回萨尔茨堡，卢塞恩还有美国。其后一年，卡拉扬意欲聘任萨宾娜，并且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萨宾娜为期一年的试用期免去。不过这时乐队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萨宾娜瘦削光亮的音色与乐队的单簧管组浑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过外界也有意见认为，柏林爱乐的“大男人主义”作祟，因“不愿意为女生再开辟一间厕所”而拒绝了萨宾娜。面对这次拒绝，卡拉扬立刻故技重施，取消（德语：sistieren，卡拉扬胁迫时用语）了预定好的录音和巡回，还将下一年复活节音乐会的预约一笔勾销。另外，他还胁迫道，日后只按合同跟乐团办事，一年六场音乐会，不会再多。
乐队将卡拉扬的威胁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录音与复活节音乐节并不属于柏林爱乐的公职，而这两项活动无疑是乐团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卡拉扬取消的无疑是乐团的财源，估计在百万马克左右。但是卡拉扬在此低估了乐团。次年初，乐团正式明确了自己的决定，萨宾娜将要服一年的试用期（其实萨宾娜的这次留任，是乐团经理彼德·吉特（Peter Girth）的个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乐团成员要求辞职。）。不过萨宾娜也无法在柏林爱乐工作下去：“关键是，我意识到，我在乐团的留任将会在乐团和其艺术指导间引起不可预测的冲突。”所以一到试用期结束，她推却了卡拉扬的多番挽留而自愿离去。值得一提的是，萨宾娜·迈耶现今成为一位极其成功的单簧管独奏家。
冲突在不断升级。乐团经理和文化部长的努力也无补于事，事件向高层推进。当时柏林市市长埃伯哈德·迪皮根（Eberhard Diepgen）在84年圣灵降临节前往萨尔茨堡，其时正值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将柏林爱乐遣走，并自掏腰包用维也纳爱乐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扬保证留任首席一职的承诺。而老经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请出山，以求缓和局面。
柏林爱乐也作出威胁，乐队将不再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不再和DG续约，而转投CBS的阵营，还有最致命的一击，将取消和卡拉扬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约。没有了柏林爱乐，卡拉扬的贝多芬影音录制大计只得搁浅，因为卡拉扬找不到替代的乐团。卡拉扬在此威胁面前，只得再次做出让步，并在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爱乐，希望双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并且能在此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寻求解决办法。卡拉扬这封信成为了双方和解的契机，两者终于再次走到一起。
晚年的卡拉扬，虽然依然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1983年再次因为椎间盘突出而接受手术），却依然醉心于音乐录制事业。84年10月，他获得UNESCO的国际音乐奖。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扬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机会，他受邀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前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弥撒》。该演出还由Telemondial作了录影，并作了全世界转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实况被作了世界直播。
Herbert von Karajan : Documentaire sur ARTE :
指挥特点
卡拉扬力图将托斯卡尼尼的忠于原谱和富特文格勒的即兴发挥融为一体。他的指挥动作洒脱大方，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又细腻精致。在指挥台上他经常闭目深思，使得乐队各声部之间达到了演奏室内乐般的默契。在他的领导下，柏林爱乐乐团展现出了一种有如金属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
卡拉扬最擅长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奥地利作曲家的作品，如：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另外，对于近现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尔、西贝柳斯、尼尔森、肖斯塔科维奇，他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