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趣事
提起2003年春末夏初发生在全国近三分之一地区的那场骇人听闻而又史无前例的非典（Sars），相信很多人至今仍然会“谈非色变”。那时候，我们一家就生活在当时非典施虐的危重灾区北京。
从4月底进入5月初，非典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蔓延让人们的情绪一天天紧张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声势，到了5月中旬，北京已是危难当头、人人自危了。 当时的情境大有首都沦陷的恐慌：人们一窝蜂地涌进超市抢购食品、饮用水，消毒药水、防毒口罩严重脱销，药店门口排长队买板蓝根、维C片，就连最普通的绿豆，据说有益于防非，一夜之间身价几倍；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都被拒纳，人们像防瘟疫一样严防北京人；更有甚者，我就有亲人正战斗在非典一线的手术台上，每天直面非典死亡的威胁……非典情势日趋危机时，学校停课、单位停工、大小餐馆关门大吉、交际应酬一律自动叫停，人们的所有对外交往严格圈定在几个熟知的朋友亲人之间，那一段时间估计是北京历史上交通最为畅通的美好时光。
一天清早，我的时任领导老韩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他严肃地关切道：小YIN啊，看这架势北京TMD情况很不妙。你阿姨准备把我们的小孙子带到远离北京的乡下，也就是阿姨的娘家河北某县，去TMD避避瘟疫，你要是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带走吧。
老韩军人出身，豪爽热情，颇具粗犷文人风格，他常常自我评价说：我TMD就是亦狂亦侠亦斯文。 “阿姨”是他的老伴，善良淳朴、特别喜欢小孩子。我们两家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那一年，老韩的孙子应该是7岁，我的女儿8岁。
在那样恐惧的日子里，听着老韩如此的关切，我差点被感动得涕零了，顿时颇有兵荒马乱之年，设法保全革命火种的神圣之感。我毫不犹豫、满口感激地答应了老韩，就在电话里，我们果断利索地商定了送孩子们出城时间、必要的准备。老韩说得对，我们得趁着月黑风高，乡下人们还没有起床就把孩子们悄悄地送进村里，以免被当地乡亲们发现后遣返回京。放下电话，我就迅速收拾女儿的行装：衣服、日常用药、洗漱用品、儿童读物、带包装的肉奶制品以及各种零食等等，凡是能想到的，一应俱全，满满当当打了两大箱子。一边收拾，我禁不住一边心潮汹涌地澎湃：不知道全民抗击非典的战役何时能取得胜利，孩子这一去何时才能回来，我们绝不能够随意地去看望孩子，这样想着，心里很是舍不得；可北京眼下如此的危险恐怖，能有这么安全的避难去处，我又很是庆幸。想象着万一我们不幸，革命火种幸存，岂不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又想，万一我们真中了彩票，又岂不是骨肉从此离散，天涯不能聚首了吗？哎，真不知硝烟岁月、战乱流离中的一家人分别时是怎样一种心境，我想，他们应该顾不上憧憬重逢吧，危急关头一定是保命要紧。
第二天零晨三点多钟，我们把行李装上车，再把孩子们从睡梦中迷迷糊糊叫醒抱到车上，由老韩的大儿子开车，我们一路使命般地出城直奔阿姨娘家的乡下。按照老韩与乡下亲戚们的事先沟通，车行到离阿姨娘家的村庄约摸一公里处的桥头就停住，不能开过桥，以防被村民们听到汽车动静惹出麻烦。微露的晨曦中，由阿姨领着两个孩子神色匆匆地过桥，直奔安全的大后方，桥的另一头热情的乡下亲戚早已候在那里准备接应。 这一幕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许多书里和电影中出现的情景，很有革命浪漫的震撼味道。顺利接应后，亲戚开着自家的农用三轮车载着北京来的红色后代以及预备久住沙家浜的堆积如山的夸张行李，在天还没有大亮时已经成功偷袭进村。
深更半夜行动，孩子们犯着困劲儿，霜打茄子似的任凭大人摆布。等到觉睡够了，吃饱喝足，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乡下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既陌生又新奇：占据半间屋子的大炕头、碗口粗的白面馍、辘轳水井、此起彼伏的牛羊叫、鸡飞狗跳孩子哭的农家交响乐，最让他们期盼的一件事情是一听到母鸡“咯咯哒”地从鸡窝里出来，两个孩子便争先恐后地钻进鸡窝捡出那枚尚存余温的鸡蛋……这一切都让他们兴奋不已，欢呼雀跃，全然忘记出发前大人们的各种叮嘱，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不能大声说话，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从北京来。可怜的宝贝们，他们哪里晓得曾经有着莫名其妙贵族情怀的北京人，如今是人人避之不及的二等公民呢？
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兴奋地叽叽喳喳，问长问短，一眼没看住就跑出院子，跑进一望无际的麦子地里去了。阿姨紧张得赶紧去追，并连哄带骗把他们往回撵。即便这样，不到三天功夫，他们还是用手里的零食、玩具招来了附近的小朋友们。村里来了北京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碍于阿姨的面子，人们不好强行驱赶，但是，各家的孩子都被家长严厉看管起来，不许再和他们接触了。慢慢地，问题一一来了：乡下洗澡不方便，村里有个公共澡堂，但是不允许他们进，野了几天的孩子浑身酸臭，身上开始起疹子，没有办法，那就只好在院子里洗盆浴；没有别的孩子和他们玩，也不敢招摇到处溜达、串门，走出院子就只能去麦地里撒野、打滚儿；又过了几天，零食所剩无几，香喷喷的农家鸡蛋诱惑逐渐减退，捡鸡蛋也已平淡无奇，乡下生活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很快，孩子们吵吵着要回北京了。
而北京这边呢，自从阿姨走后，老韩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以维持。大儿子和儿媳妇住的离他很远，一个南城一个北城，儿媳妇又是医生，非常时期救死扶伤不能擅自离岗；小儿子大学正待毕业，因为非典从学校回家来住。这爷儿俩，向来都是被阿姨照顾得妥妥帖帖，厨房活计一概不会，阿姨走前为他们包的饺子、包子早已消耗一空，后面的生活似乎没有着落了。
我从老韩报告孩子们近况的电话中察觉出了这一情况，于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顾他们生活的任务。因为非常时期，我家囤货甚是丰富，于是变着法儿给他们做好食物送去。一开始，我的兴致很高，毕竟十几年的主妇生涯加上“聪明好学”，自认为练就了十八般烹饪绝活，但是，一天、两天、三天，我的烹饪绝技基本表演完了，除了一再感谢我的辛苦照顾， 好像并没有收到他们爷儿俩的惊奇称赞。这样一来，我的主动表演欲望有点小小受挫。我想可能是由于饮食习惯的南北差异，老韩父子勉为其难地吃着我发挥的食物，他们心里一定在盼望着非典尽快过去，阿姨早日回来。
一日，我灵机一动，电话请教一位老同事，她是北方人，其酱肉技术堪称一流，单位尽人皆知。我想：若是学得这门技术，就可以立即酱一锅牛肉、肘子送给老韩，以弥补这些天来他们严重下降的生活质量。理论知识很快掌握，但非典时期，同事不能前来面授机宜，我很自信能够领会精神，并信誓旦旦对她说：放心吧，保证成为合格徒弟！
接下来，我花了两天时间风风火火忙着酱牛肉、肘子。第一天初次实践，忙了整整一天，我的首锅酱肉隆重面世，肘子有点硬邦邦，颜色寡淡，而牛肉似乎已经炖烂，再煮就要散架，感觉离正常的酱肉很有距离。马上电话答疑，请教师傅，师傅几句话直指失败要害：中途反复掀盖加水、火候掌握不好、佐料份量不够等等。 我的所有失败都是没有掌握好一个“度”，可是这个度都被师傅用“适量”“酌情”两个词模糊表述，我应该怎样把握呢？师傅说，你得反复实践，并慢慢悟。我于是再接再厉，第二天重新实践，用心去悟。又是一天的忙活，眼看就要黄昏了，老韩父子一定眼睛都盼酸了等着我给他们送酱肉呢。 非常不幸地，这一锅还不如上一锅，黑不溜秋，锅底还有点焦糊，但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好不好就是它了。 当我端着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酱肘子敲开老韩家的门时，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对自己的厨艺如此地丧失信心。老韩父子眉开眼笑地望着我酱的肘子，满脸的兴奋由期盼而变成惊诧，随后是一丝非常克制的失望，欲言又止。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干掉这一锅肘子的，更不知道，他们在品着这么奇葩的肘子时会聊些什么呢？
终于，阿姨也招架不住孩子们归心似箭的哭闹，于是，我们反复权衡，还是把他们接回来吧。
迎来送往的程序一颠倒，就可以想见再次发生在那座桥头的接应情景，稍有不同的是：孩子们欢天喜地从桥的那头跑向这头，像小雀似的扑进各自妈妈的怀里。 孩子们的天性表现让当初去时那种危难托孤的神圣感瞬间变得很不严肃，甚至有点忍俊不禁和滑稽可笑了。而回来的行囊里，除了孩子们的衣物外，全是亲戚家各种新鲜的农副产品：鸡蛋、白面、小米、玉米碴子、甚至还有刚从地里拔出的青菜……多么淳朴而又温馨的感觉，望着桥那头不曾谋面的亲戚，我的眼眶突然发热。
回到北京的日子一如既往，时间久了，人们对非典的恐惧慢慢变得理性而又从容。 一个半月时间里，电视新闻的画面基本上就是非典疫情报道、防治知识普及、感人事迹宣传等内容，每天的疫情不间断滚动播放：目前感染病例总人数多少，新增病例多少，疑似病例多少，死亡人数多少……这些官方报道，严肃而又正经，时间一长，人们逐渐习惯了这些抽象的恐惧，就像每天晚饭时关注一下财经新闻、股票涨跌一般，毫无趣味性可言。 相反地，民间新闻流通的景象可就大大繁荣了：人们之间关切、调侃、互通情报的短信满天飞，许多凝聚着智慧、幽默的短信段子就是在那时盛产出炉的，这就叫做“怕，并快乐着”；从我自己亲历的情况推理分析，那时从全国各地打进北京千家万户的慰问电话应该不计其数，其中有亲人的担忧、友人的牵挂、同学的问候，统统不分轻重缓急，一律涌进来……亲人担忧是真担忧，友人、同学嘛，一边关心一边打趣，可能还一边好奇着，这电话打过去是否还有人接？只要通了、接了就不急了，证明还活着，证明还没有感染或者疑似，接下来便是轻轻松松的一番嘻嘻哈哈神侃，互相交换着情报，末了习惯性地一句“注意安全”“多保重”之类不痛不痒的嘱咐代替了日常 “再见”用语。
现在想想，那段震惊中外、危险与快乐并存的非典岁月，我们好像并没有真的恐惧过。相反，人们每天悠闲地睡到自然醒，没有堵车之忧，没有应酬之烦，还没有上班之愁，那些日子确是少有的轻松和快乐，也是很多家庭少有的温馨时刻。毕竟，非典只是在我们身边，而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何况身后还有强大的国家、政府呢。
非典过去许多年了，我们和老韩一家以及他们的亲戚在那段特殊时期所结下的温暖友谊至今留在心灵深处，并时时涌起美好而又温馨的回忆。
2014年7月24日
纽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