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生前身后，总是是非不断。出于不同的理由，坊间有各种流言。人怕出名猪怕壮，当了一派领袖的他，在历史长河的那一小段，当然要面对各种检验。近来，有心人又翻出了一桩旧案，称陈独秀“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挺耸人听闻的。
当然，凡传话的皆有目的。否则，何来这一出呢？一般来讲，诽谤他人，定居心不良。那名人的事，自然也就编得极为地荒唐。
话说民国期间，北京有“八大胡同”，其实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现在的人一说“北京八大家族”，恨不得每家都沾上一个胡同。多光荣似的。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老北京城的妓院由来已久，还分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的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那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据30年代末民国的一份统计显示，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多达117家，妓女750多。这还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的和“暗娼”的。
老北京的妓女还分为“南班”与“北班”。“南班”的妓女来自江南，档次高些：不仅有色，而且有才。这类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多来自北方，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等妓院、二等妓院。而其它街区的妓院，多为“北班”。当时，在京城为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自然，“八大胡同”就成了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方。
陈独秀的那桩陈年旧事，是否如同蔡锷常去那胡同？袁伟时作过考证，说那是强加给陈独秀的道德判词，经不起推敲。显然，一家之词，你可信可不信。而开店铺、卖百货的，就要许、就要摘百家之长了。
1921年7月31日，“一大”闭幕，陈独秀被选为中共首任的中央局书记。这位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现在的身份变成了革命者的领袖，因此也就一次次地卷入了政治漩涡，而其形象，也就变得扑朔迷离。
这就牵出了：陈独秀“以造假进北大“的史话。
据说陈独秀并不特别稀罕进北大，是蔡元培那个杆子三顾茅庐把他硬请进去的，还委以了重任，请他当了
文科学长。蔡先生不拘一格选人材，历来被史家赞誉有加。那年头，任命文科学长超出了校长的权限，需要报请教育部批准。蔡校长求贤若渴，为达目的，不惜造假，如同现在的干部提拔，领导不帮你编撰，你还真以为以你一人之力，就可以瞒过组织部的“政审”，你要信那只能把你当笑话。他蔡校长替陈独秀编造了履历，上报了文化省。而陈独秀本人，应该是并不知情的，应该是没有参和造假。这和清华那个博士帽，个人和学校合伙造假，应该不是一类性质。
至于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袁伟时认为同样漏洞百出。唐宝林在他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用三页的篇幅力言陈独秀嫖妓是谣言（见该书218——2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北京版）。
不过，按我们这些现代人理解，他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应该是存在的，如同现在的官，贪个污、包个奶应该是常态。只是，街边的描述刻意忽略了陈独秀那些”酸“文人社交的属性：如同现在的精英交流，不都是多到洗足店碰头见面的吗？。1935年，胡适就做了”辟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你看，胡适的意思是：陈独秀嫖妓是事实，不过小报说陈独秀在这一合法的交易中，把人家女方给损伤了，越过了买卖的底线，就纯属不可靠的谣言了。并且，私人行为与政治公行要分开。不要以私人行为来攻击政治人物的理念。当然，公共人物要多当心你的私行为，因为你受到对手的监督。我们都要警惕有人借故兴风作浪，奸计常人。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作为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当然不必有特别高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当时，蔡元培的态度与胡适的态度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学生热心光顾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他担任校长期间，在整顿学风的同时，从来没有因为嫖妓开除那个学生。1919年4月，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民国初年，嫖妓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当时的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废除文科学长、理科学长，设立教务处。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
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还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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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答应，改聘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96、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处原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大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的北大人身份仍然没有改变。---这就和方励之一样：从地球物理所，到科大当副校长，被小平罢了校长之后，到北京天文台，都是科学院的下属单位。是没错，还是科学院的人，但不是校长了也是事实。所以可以说，陈独秀被罢了官，当了个闲附，也是事实。
1919年6月11日，他到游乐场派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监视他的当局趁机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而国史编纂处正好在9月收归国务院领导，陈独秀此时真的离开了北大，因为政治，却不是因为嫖娼。
还有一点，与时贤们想象的不同，那时候陈独秀的声誉并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但却因受政府迫害而进入人生的巅峰。“一个最干净的健将”、“我们的光明”、“救济人类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等等赞誉，乃至溢美之词纷至沓来。--- 如同现在任何一个被打压的对象，都相反地立马成了“正直”的化身一样。
嫖妓事件没有伤害陈独秀的另一证明是：孙文、陈炯明等人领导的广东政府，筹办了岭南大学，盛情邀请陈独秀为筹办主任。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月，他的众多《随感录》和《本志（新青年）宣言》等文章，文思泉涌，思想光芒，.....
1920年1月29日，他离京南下；2月他潜回北京，旋即秘密离开，从11月出狱到2月，只要他在北京，当局都有专人监视，如临大敌，时时准备逮他，那时他的身份，和现在的大V没什么两样。
陈独秀这个人，说穿了，就是南方人政治狂热，非要放到北方人的大气候里，所以混的不幸。他在北大的
最后岁月，可以说是知识人思想人被排挤的历史。那可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史家都在认真探讨。有人非要把它渲染成吸眼球的荒唐，那就太偏狭了：既不严肃，也无以为续。
很明显，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行为标则，刻意渲染，就是不顾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