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选课文】
时代屋说：
本文摘自《黑五类忆旧》第一期。所谓黑五类，焦国标有一段话：
十三亿中国人里，起码有一半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黑五类，无论其本人是不是黑五类。为另一半人口计，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四类，合为黑九类。文革中后期，新增的黑四类逐渐淡出，“经典性的”政治贱民仍然是黑五类。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98人未获改正，以表示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政治贱民回复到原先的四类。1984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泽东中国此前几十年制造的所有政治贱民都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国民待遇。
那年春天，我刚满六岁。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蓝色，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离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是外婆带我去，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闻，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好香！”然后再牵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张望，他总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
今天却有点不对头，跟我很熟，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好像都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一排用毛笔书写的大字（后来知道这叫大字报）。虽然还没上学，可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认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划了大叉。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陌生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捡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一下子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我，便停止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抱得我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含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此后我和兄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经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许多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爸爸书柜里大部份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的，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蔑视他们：谅你们也看不懂这些书！
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子里有几棵树，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树。四五月间柚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满院的落叶，一地的碎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我家是父亲随和，母亲严厉。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再也听不到父亲快乐的哼唱京戏的声音，变得死气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带我出门。她拿个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最后到了“宁夏街”。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一个街名。妈妈没告诉我，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只是怕妈妈不高兴，没敢显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高的门口停下。门前有人站岗，手里拿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条小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
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生活的艰辛和每次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与爸爸的“问题”有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种默契，谁都不敢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内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像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
爸爸仍然没有一点消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那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装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离婚是无奈之举，别人岂能相信？妈妈几十年单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4个不到10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捡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补漏，下河捞鱼。上小学时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学会了勤劳简朴的品行，希望用我们的努力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间。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依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该党汉口区分部书记和特党委员，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又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10元困难补助，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他们原打算把我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调查的结果竟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的时候已告别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们只好单独揪斗我妈，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之后，没什么新东西，就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车间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两年后妈妈才脱离“牛棚”。
文革过后，许多受迫害的当事人或家属纷纷奔走于平反昭雪的路上，我们家没一个人动过这个念头。1986 年，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声。某天下午，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让我赶快回家一趟。原来，法院来了两个人，带了一份200多字的文件，声称当年把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现予纠正。
我很不客气地问：“他人呢？”
他们说，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
“那么把骨灰交出来，我要看。”
“这个，恐怕找不到了。再说那是监狱方面的事，不归我们法院管。”
我冷笑一声：“一条人命和我全家几十年的苦难，给张巴掌大纸片就一笔勾销了？”
他们显然见惯不惊，神态自若地说：“纠正通知书交给你们，一方面可以给你们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还要什么政治前途！我将继续背下去，一直到死。至于所谓经济补偿，更不值一提。当初一个妇女带着4个孩子濒临冻饿死亡的边缘，仅靠健康的基因和顽强的性格熬过来，谁考虑过什么补偿？莫说叫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得点恩赐，就算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我会恶心，觉得我在喝父亲的血！”
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存积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泛滥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扫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我想为他筑个衣冠冢，却连照片也没有。我只能在静静的夜里，独自重温那永恒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