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国后杭爱省的和林王城附近，有个八世纪写就的阙特勤碑，碑的正面是唐玄宗纪念毗伽可汗亲弟特勤过世的御制宏文，碑文曰“…各修边贡，爰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患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
然而碑的另外三面，却是可汗口述的真实心情，他说：“唐人的话语总是甜蜜，唐人的东西总是精美……但他们不让我们的勇士当任领袖，只想把我们当奴仆…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唐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唐人便萌生恶意。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
阙特勤碑
蒙古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经济语境下的中蒙关系
2009年5月普京到访蒙古时，我正好在乌兰巴托。作为蒙古国事访问的主客，普京在上一站日本耽搁了四个小时，让蒙古国的文武百官在机场苦苦等候。在离蒙的记者会上，普京频频看表，不耐烦之情言溢于表。但蒙古朝野对这位前宗主国的新沙皇来访还是满心欢喜，唯一持异议的是我朋友Boum Yalachi和绿党的伙伴，他们在苏赫巴特广场举牌抗议，要求普京不要指染蒙古的铀矿。
六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排场盛大，细节体贴。相较之下普京的傲慢，习近平与一个人口不过北京朝阳区大小的邻邦元首平起平坐，把盏言欢。习近平在大呼拉尔（国会）致词时说道：“这是一次走亲戚的访问……现在中蒙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路熟了走起来容易，人熟了聊起来容易……中蒙两国将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
绕开这些不热不冷的外交修辞，我总觉得这场套路做足的大戏少了一些核心价值。关心中蒙关系的各方该追问，中国在蒙古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国对蒙的长远目标与现行政策之间有无扞格之处？
中蒙外交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中国在蒙的核心利益是矿产吗？如此说来，智利的铜或澳洲的铁矿砂也该划归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资源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大宗物资持续看涨，但大致还是由供需双方的议价能力决定。然而就经贸而论，蒙古有绝对正当的权利在大国间左右逢源。就在习近平访蒙的同时，日本自民党的经贸代表团也在首府与总理对话。矿产是个大买卖，但绝非中蒙关系的核心。
也有蒙方的评论者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回防后方，突破美日的包围。这个判断局部真实。但从上世纪末中苏勘界确定并共组上合组织后，蒙古作为中俄缓冲国的功能大为降低。蒙古不如突厥诸国（中亚五国）位于内亚（中亚）的战略要地，缺乏出海口更是地缘处境上的软肋。蒙古“第三邻国”的构想在经贸上或有可为，但除非中美回到冷战的对抗，美国不太可能冒北京之大不韪，直接在蒙部署军力。所以虽然习近平高度评价蒙方倡议的乌兰巴托和平对话，但至今仍然看不出蒙古可在区域舞台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倒是习近平的“两车论”，把中方的战略意图说得更为形象具体。习说欢迎周边邻邦，搭中国崛起的“便车与快车”。大白话就是告诉蒙古朝野，若是想分润中国崛起的经济利益，就别做出伤害中国感情的行为（如邀访达赖喇嘛）。双方希望贸易额能在2020年间增加到100亿美金的规模，约为今年贸易额的八成。
中方的意图是把蒙古从前苏联的附庸国转变成对中资源输出型的依赖国。双边贸易要如此神速超赶，只能靠开发超大型的矿业项目来达到，而各国力争的南戈壁大矿奥云陶勒盖(OyuTolgoi)正是首选。
可是从蒙古的长远利益来说，正因为全球资源稀缺会常态化，丰富的矿藏与其现在开挖不如以后再卖。优质煤是中方从蒙古进口的主力产品，而中国却是全球煤储量的首位国家，集中的地点就在邻近蒙古国的内蒙，山西，东北等省份。中国这种先用邻居资源的心态，蒙古各界岂会不知。无偿援建固然是中方慷慨施恩，但中国工人在失业严重的蒙古乡间包办大小工程，看在当地人眼里未必感激，甚至常发生纠纷。总之，中国在蒙古做了不少事，却得不到相应的肯定。
中国高估了对蒙经贸影响而低估蒙古的内部复杂性
中国目前推动的周边经济安排，可以算是历来朝贡体系中最没有想象力的版本。
和明朝的大胆南向相比，现今的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缺乏海洋与民族的多样性。和清朝经略内亚相比，当前的体制无法调动宗教力量收拢人心。即使和民国及北洋相比，现今中国内地少数民族汉化的速度也令蒙古人怵目惊心，物伤其类。
北京对蒙古的战略盲点在于高估了经贸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蒙古内部的复杂性。施惠式的贸易或可让小国一时顺从，却不会有长期的真诚协作，更买不到对方的尊敬。
以蒙古的政治变化来说，很可能过一阵子政党轮替，矿业的谈判就陷入僵局，达赖更是照例访蒙。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长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发现可以利用宗教领袖来化解以往的旧怨。于是这个曾经枪杀数千名喇嘛的政党幡然悔悟，每逢选举便积极邀请达赖喇嘛访蒙。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可以看成是亲商的政党，对中国也较多务实的考虑，但蒙古的政党轮替已经两上两下，基本上没有言论审查与政治迫害。即使仍有贪腐与透明度不足的问题，但任何台面人物与邻国的暗盘都难逃媒体的追踪。
北京或许会觉得反复是小邦的本性，但蒙古的头面人物却可能觉得玩弄大国而沾沾自喜，要蒙古对大国一面倒的情形基本不可能。若不理解蒙古民心的两面，单面让利的做法极可能事与愿违，而问题的根源却正是北京理解邻邦与世界的方法。
蒙古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其实在经贸与政治之外，蒙古对中国来说，还有个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蒙古应该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蒙古人对中国若能改观，中国的软实力才走得出去。
因为中苏对抗的遗绪与面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蒙古应该是全世界最防华反华的国家，从四代留俄的菁英阶层到一般百姓牧民，中国一词通常对很多蒙古人来说，都是威胁的代称。有位比较了解中国的蒙古朋友曾这样说：“中国人有多恨日本人，我们蒙古人就有多讨厌中国人。”也许中文的读者会感到困惑，中蒙即使有些嫌隙，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侵略蒙古。
但从蒙方的理解来说，满清对喀尔喀蒙古的分化与镇压也算在北京政权的继任者身上。北洋政府曾多次出兵库伦（今乌兰巴托），蒋氏父子与毛泽东都没有放弃向斯大林交涉阻止蒙古独立。中苏对抗时，蒙古国和内蒙古都是重兵部署的前线，而中国文革期间虚构内人党株连与迫害国内蒙古族，更是蒙方负面理解中国的源头之一。
相较于官方的节制，中国民间不时有“回收蒙古”的偏激言论，主张者从网络愤青到民运人士都有，在在都让这个已经建国百年的主权国家感到不解与不快。
然而从中国国内蒙族的处境来看，作为主人民族语言的蒙语，在各级自治体的普及程度远不如粤语在广东，吴语在上海。当今的体制拔擢了许多蒙族的秀异人才，开展了许多民族工程项目，却坐视蒙语持续流失，草原生态严重衰退。
中蒙互为镜像，映射彼此的偏执与焦虑
或许蒙古对双边历史的理解还可再议，但中蒙就像一对镜像，可以映射出彼此的偏执与真实的焦虑。中俄夹缝中的蒙古，民主体制与产业配套都还没完全到位，面对中国崛起的确有忧患的理由。而北京在国力渐增的同时，真正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但若中国能真诚对待蒙古，或许在这个“他者”身上，可以找到帝国焦虑的出口。
我在乌兰巴托的华侨小学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蒙华双语学校中，95%是蒙古本地的孩子，有别于蒙古其他昂贵的外语学校，华小学生大部分来自中等甚至贫苦的家庭。其实连一般蒙古百姓也都知道南方大国的再起，也知道汉式的教学可以补强蒙古的不足，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汉语有些联系。可惜中国面向蒙古的教育资源，太过集中在上层家庭，这些学生的首选是欧美日韩，中国提供的机会他们未必感激。
要建立中蒙间的长期信任，关键就在于年轻世代的互相理解。而南北蒙古的深度交流将会带来彼此全新的认识。
如果让中蒙之间有大量的寄宿家庭，在华的蒙方青年或许在感受中国物质充裕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网络审查感到不解与不耐。他们也许会心生疑问，为何中国可以在世界各地撒钱，却没办法像俄罗斯一样，照顾人民如住房与医疗的基本需求。
如果南北蒙古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自由走动，关注公共议题。内蒙将会受益于北蒙的国际网络，成为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窗口，而北蒙各界也可以更为正向地面对中国的投资。
如果北京能走出汉族中心的封闭叙事，让全球的蒙古学者开放地讨论元蒙，满清与近代东亚，双边关系才会在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上”（北京对日本的惯用语）重新开始。而北京的治理者也会从蒙古主导世界史的进程中，得到更多启发。
如果以上都真实发生，蒙古人民对中国固结的偏见或能开始化解。
习近平访蒙与两种截然不同中蒙关系的想象
也许有人会担心泛蒙思想的再起，会冲击中国内部的稳定，但以目前的人口组成与分布来看，蒙古人之间的任何连结都不具备改变地缘秩序的丝毫可能性。开放两蒙交流将会为中国在北境带开一扇窗，带来更多改革的动力。北京对蒙工作的首要工作不是加大援助，而是开放心胸，尊重邻邦，改革自己。
在蒙古国后杭爱省的和林王城附近，有个八世纪写就的阙特勤碑，碑的正面是唐玄宗纪念毗伽可汗亲弟特勤过世的御制宏文，碑文曰“…各修边贡，爰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患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
然而碑的另外三面，却是可汗口述的真实心情，他说：“唐人的话语总是甜蜜，唐人的东西总是精美……但他们不让我们的勇士当任领袖，只想把我们当奴仆…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唐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唐人便萌生恶意。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
阙特勤碑把大国的辞令与小邦的痛切同勒于碑，并陈于世。千载之下，观者犹然能体会草原民族面对中原王朝的焦虑。对照今天的中蒙关系，恐怕更多蒙古的有识者对中国心生警惕。
习主席该细读阙特勤碑，理解蒙古的人心。正反碑文里有两种截然不同中蒙关系的想象，但中国看来还是停留在千年前的王朝心态。
地缘政治的战略战术可能有很多选项，但与邻邦交往的核心的价值不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蒙古无疑是个小国，但要想让这些成吉思汗骄傲的子孙敬重南方的大国，中国自己得加油了。
注：
阙特勤碑:
为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一块石碑，由毗伽可汗建立。1889年，俄罗斯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在蒙古鄂尔浑河旧河道发现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等鄂尔浑碑铭。并翻译出这世界上最早的突厥文字。特勤碑和附近出土的毗伽可汗碑是公元8世纪初期毗伽可汗所立的第二突厥汗国的石碑。以毗伽可汗的口吻叙说了突厥复国的征战和对唐朝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在碑文中突厥称唐朝为Tabgach（桃花石），即中国之意。
公元731年，毗伽可汗之弟，征战一生的突厥族英雄阙特勤于47岁去世，阙特勤碑为毗伽可汗口述的祭文和突厥征战的历史。后由唐朝工匠协助建立。石碑一面为唐玄宗亲自撰写的中文铭文。另三面为突厥文铭文。毗伽可汗与阙特勤死后不久，第二突厥汗国内部瓦解，阿史那突厥对铁勒诸部的统治彻底终结，回鹘部落接替其成为了铁勒诸部的共主。阙特勤碑文很少在中国的历史资料中被提及。只有到元时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提到过阙特勤碑的存在。
汉和突厥文内容不同之处
据突厥文碑文，阙特勤的陵墓及此碑皆为唐玄宗所遣的中国工匠所造。石碑汉文铭文与突厥文铭文内容不相一致。唐玄宗所题碑文诉说了东突厥和唐朝的友好，以及毗伽可汗与唐玄宗的养父子的关系，谓：
而毗伽可汗在突厥文碑文中除缅怀阙特勤、记载其功绩外，还讲述了突厥征战立国的历史和对突厥国民的训诫。其中，特别训诫突厥子民，认为唐朝和九姓乌古斯是突厥南、北两大敌人：
……我（毗伽可汗，716年—734年在位）率领大军征战十二次，向北攻击乌古斯人，向东对付契丹人与地豆于人，向南则与中国人为敌。……我征服了世界四方的所有民族，使之不再为害。他们全部臣服于我，他们始终为我效力。……在（阙特勤）十六岁时（公元700年），为了我叔可汗（默啜可汗，691年—716年在位）的国家，他完成了如下的功业：征伐六胡州（今陕北），中国人的王都督率领五万人马前来，我们交战了。阙特勤徒步出击，他俘获了手执武器的都督内弟，并不解除其武装地向可汗献俘，我们在那里歼灭了这支军队。当他二十一岁（公元705年），我们与沙吒将军（沙吒忠义）的军队交战。……他们（中国人）将一百多枝箭射中他（阙特勤）的甲胄与战袍，但是他未让一箭射中脸部或头部。……我们在那里歼灭了这支（中国）军队。……当阙特勤二十六岁时（公元710年），我们征讨黠戛斯，在一矛深的积雪中开道前进，我们翻过曲漫山，乘黠戛斯人尚在睡梦中时冲杀下去。……在那次进攻中，敌人（黠戛斯）击中（阙特勤的）花公马拔曳古白马，折断了它的大腿，我们杀死了黠戛斯可汗，征服了其国土。当年，我们进军突骑施，越过金山（阿尔泰山），并渡过曳咥河，我们袭击尚在睡梦之中的突骑施人。突骑施可汗（娑葛）犹如烈火狂风般地从博勒济赶来，我们交战了……我们在那里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娑葛），夺取了他们的国土，黑姓突骑施人全部臣服于我们。……在此之后，黑姓突骑施发生反叛，前往投奔康曷里，我们的军马体弱力竭，军队给养也已告罄，我们的人处境很糟……此外，攻击我们的（黑姓突骑施）人十分骁勇，我们召集军队，派遣阙特勤率领少量人马前往，他打了一次硬仗，他骑白马乙毗沙勒支进击，他杀死和降服了黑姓突骑施人。……当阙特勤二十七岁（公元711年）时，葛逻禄人成为敌人，他们开始不受拘束和毫无恐惧地行动。……这次战役进行时，阙特勤三十岁（公元714年），他骑白马乙毗沙勒支突袭，他刺穿两人的大腿，我们杀死葛逻禄人，并降伏之。……当我叔可汗（默啜可汗）之国动荡时（约公元714年—716年），当民众与统治者对立时，我们与思结人交战，……思结人遭败绩。九姓乌古思（铁勒）乃是我们自己的族人，由于天地失序，他们背叛了我们，我们在一年中交战五次。……第五次……敌对的乌古斯人突然袭击汗庭，阙特勤骑上其白色马驹，刺杀了九人，终使汗庭未曾失陷。我母可敦、我的诸庶母、我的姊姊们、我的媳妇们、我的公主们，这么许多人都有可能活着的沦为奴仆，遭杀的弃尸营地和大道，假若没有阙特勤的话，你们都会被杀害，我弟阙特勤弃世而去了，我悲痛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