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制茶工艺和饮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我国的茶文化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雅士，继承了唐宋以来注重饮茶的传统，普遍具有浓郁而深沉的嗜茶情结，他们组织茶会，编写茶书，积极参与茶事活动，推动茶文化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并为之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风尚。
《惠山茶会图》
朱权著书论茶
明代以前，饼茶与散茶共存，前者占主流地位，历代宫廷贡茶皆为饼茶。饼茶又称团茶，形状似饼，其制造需要采、蒸、捣、拍、焙、穿、封等七道流程，工序繁琐、造价昂贵，耗费大量民力。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乡闾，关心民众，为避免空耗民力而下诏废除饼茶，改贡散茶，从此散茶成为茶类主流。此举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革，开辟了茶文化的一片新天地。而真正“开千古茗饮之风”的，则是一位失意的王爷——朱权。
朱权（1378—1448）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13岁时被封为宁王，手据重兵，驻守要镇，名声赫然，春风得意。明成祖朱棣称帝之后，将朱权改封于南昌，夺其兵权，派人严加监视，并欲以巫蛊诽谤之罪置他于死地。为避免朱棣的猜忌，朱权开始不问世事，由叱咤一时的亲王变为归匿山间的隐士，转向了隐逸的文人生活。他鼓琴读书，兼攻释老，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在茶饮的世界中寻找寄托。晚年的朱权，将他对茶艺的心得体悟著成《茶谱》一书，成为明代茶书的扛鼎之作。
《茶谱》全书仅2000余字，但包罗了茶具、用水、煎制、品饮等各方面的内容，对茶艺的阐释颇为详备。书中详细描述了朱权自创的茶道仪式：先由一名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再由另一侍童取出茶具，汲取清泉，碾碎茶末，烧沸泉水。当水烧沸，冒出蟹眼一样的气泡时便注入大茶瓯中点茶。待茶叶泡好后，分置于茶盏之中。此时主人起身，向客人举盏献茶：“为君以泻清臆。”客人随即起身接盏：“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落座，开始品饮。饮茗完毕，主客清谈，话久情长，兼以琴棋消遣。
朱权的《茶谱》，对后世茶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书中提出不将茶叶压成茶饼，也不加香料，以此来保存茶的本香，这使叶茶成为主流。茶的饮法也由烹煮发展为瀹泡，并由后世继承，延续至今。书中所载朱权自创的茶道，比日本茶圣千利休所创茶道早百余年，两种茶道形式几近相同，可见朱权茶道对日本茶道有着直接的影响。
文征明丹青绘茶
明代中叶的苏州地区，文人荟萃、名士辈出。这些文人雅士在热衷于挥毫泼墨的同时也醉心于茶事，他们将自己的书画造诣与茶艺相融合，创造出大量空灵清秀的艺术作品。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文征明，当属个中翘楚。
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因祖籍衡山而自号衡山居士。他生长于长洲（今江苏苏州），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又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文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在绘画方面，他一专多能，能丹青，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鱼虫，无一不精。
文征明既是画家，又是茶人，他常与友人一起，在江南的谷雨时节外出采撷新芽，用惠山脚下“天下第二泉”的甘洌泉水煎制汤茶，与友人共饮香茗。兴致所到，便泼洒丹青，将茶会场面绘于画中。
文征明的茶事绘画作品众多，传世的有《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汲泉煮品图》、《松下品茗图》、《煮茗图》、《煎茶图》、《茶事图》、《陆羽烹茶图》、《茶具十咏图》等十数幅，其中以《惠山茶会图》最负盛誉。
《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文征明偕同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品茶赋诗的情景。画中好一个悠闲、清静的所在：挺拔的青松，芒砀的山石，松石之间有一素朴的井亭，井亭旁已经架好茶炉，侍童正在布置茶具、烧火烹茶。主人在亭边揖首待客，有的客人已经在亭中落座，或俯身望水，或展卷观书。有的客人还在远方的山路之上，一边叙谈，一边徐徐走来。
画作描绘了江南的山水美景和明代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体现出文征明对茶的深情厚爱。茂林青松、名泉怪石、茶房亭榭，这些飘逸清幽的景致都是颇具魅力的茶饮意境，最为当时的文人所心醉。
徐渭妙笔书茶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是明代中后期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士。他自幼天才超逸，却考场失意，8次乡试落第，终身未曾中举；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仕途艰涩，只做得他人幕僚；他精通诗书琴画，一派文人风雅，却又胸怀兵甲，屡出奇计，大破倭寇；他学识才智冠绝一时，风光无限，却又一生坎坷，身陷囹圄，数次自杀，晚年落魄。
晚年的徐渭，彻底诀别仕途，他习书作画，终日与茶为伍。由于爱茶，徐渭的书画作品很多以茶为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书法作品《煎茶七类》。
《煎茶七类》的原作者是唐人卢仝，徐渭将原作内容加以改写，融入自己对茶道的理解，写成行书、草书各一卷。文章共分七论：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宜、茶侣、茶勋。全文不足300字，却言简意赅、意境深远，堪称我国古代茶书中最为精悍的短篇。作为茶人，徐渭十分重视人品与茶品的关系，将“人品”置于七类之首，此为历代茶文茶著所少有。古代茶论之作，多从论茶开始，唯独徐渭的《煎茶七类》却开宗论人，这正是此卷作品卓尔不群之处。徐渭对卢仝非常敬佩，对卢仝这篇茶道之论甚为珍视。他将历代传抄引用而产生的种种疏漏、谬误，一一加以裁补、厘正，对文中谈及的煮饮方法，遇不合时尚者，则“稍改定之”。通览全文，徐渭对“烹点”、“尝茶”、“茶勋”诸论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改后的作品，于茶道的表述更臻妥切，文采斐然，美妙绝伦。
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明末文豪袁宏道谓其“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煎茶七类》行书字帖，字体方圆兼济，运笔萧疏爽逸。徐渭将隶书的笔法融入行书，且行中带草，笔墨纵横，既有黄庭坚一波三折的意趣，又有米芾飘逸超迈的气势。清代收藏家王望霖为这部作品加以尾跋，对其赞誉有加：“书法奇逸超迈，纵横流利，无一点尘浊气，非凡笔也！”
这部“非凡笔也”的压卷之作，成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徐渭在去世前一年所写。时年徐渭已经71岁，之后再未有作品面世，《煎茶七类》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之作。但该作犹精神饱满，可以想见徐渭晚年跳掷腾挪的姿态与浑厚雄健的笔力。
明代文人茶事，充满传奇佳话，俯仰皆拾；明代茶艺技法，一改前代的奢华富丽，开始趋于自然简约，走上返璞归真之路；明代茶文化的品质，随着茶人审美追求的提升而愈发精致高雅，更甚于前代。自然率真而又精深雅致，这是明代茶文化的精神之所在，亦是明代文人的精神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