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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
官僚主义小则误国误民，大则害国害民。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主观瞎指挥的官僚主义。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
治官僚主义的办法：接触群众，接触实际。
三自：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禄。
一爱：爱形而上学，爱好资产阶级思想方法。
爱好形而上学，缺乏两分法，这表现在爱讲成绩，不讲缺点，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做全面分析，扶得东来西又倒。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