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从生活的不能忍受，感觉到制度的不能忍受。胡兰成的这句话，现在好像能用在香港的“雨伞革命”上了。但是，社会不是一个整体，同一制度各阶层感觉不一样哦。
对面香港的“雨伞革命”当局不免紧张万分，生怕“八九民运过了二十年又来一次”。虽然说凡事不宜类比，以免牵强附会。但是这次的事，无可否认是北非、中东方兴未艾的“茉莉花革命”流风所致。细看之下，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外国的茉莉花田，园丁是劳苦大众；中国的爱花主体则是知识阶层。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民众若不起来改朝换代就无可能。通常，黎民百姓吃饱喝足略有结余，就不会着急上火，天下基本太平。而目前的中国，捞钱挣钱机会门路之多、吃喝玩乐自由度之大、史上空前。商场驰骋、职场施展如鱼得水，只恨没有三头六臂。至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那是什么？关我屁事！
中共经过几十年治国实践，逐渐明白社会阶层分而治之的道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让你们纵情声色犬马，现实社会制度就成了大家的依靠，就能在笑骂中长存。至于消弥不掉的批判舆情，不过出自少许感时伤世的愤青。只有他们才会觉得压抑、与制度不和。当局则简单处置，“抓、关、管”三着搞定。这样的人任何时代、任何体制都有，既非社会主体，又多问题人物。倒是不时被政治势力利用，不是城头易帜当云梯，就是权力移交做桥梁，论功行赏往往没份。因为他们多半只会指手画脚，不具操作运营国计民生之力。
制度批评家之“杯具”恰好在于，社会不能没有一批人像他们那样：积极传播理念、严格监督政府、热心教育民众……他们自己却在不满任何制度的同时，不为任何制度所喜。这又未尝不是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