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序
引子
第一章 历史的选择
日本战败投降
共产党武装挺进东北
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
背靠“小沙发”――朝鲜
第二章 中共高级干部赴朝
陈云和肖劲光赴朝
罗荣桓赴朝
李富春赴朝
周保中赴朝
刘亚楼赴朝
江华赴朝
莫文骅赴朝
朱瑞赴朝
伍修权赴朝鲜
王效明赴朝鲜
第三章 驻朝和对朝办事机构
平壤办事处
南浦办事分处
满浦办事分处
新义州办事分处
罗津办事分处
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
图们办事处
第四章 安东战略大转移
金日成将军亲临安东
安东省政府物资转移到朝鲜
安东省政府机关人员撤退到朝鲜
辽南二地委撤退到朝鲜
辽南四地委撤退到朝鲜
《辽东日报》社机关及新闻台撤往朝鲜
《辽东日报》印刷厂和部分干部记者撤到朝鲜
《辽东日报》所属新闻学校借道朝鲜
安东广播电台撤往朝鲜新义州
安东造纸厂借道朝鲜
安东省立联合初级中学借道朝鲜
来自华北的千名干部借道朝鲜
吕其恩率领安东省保安旅借道朝鲜
第五章 通化战略大转移
通化市县政府的物资转移到朝鲜楚山
通化广播电台撤到朝鲜中江
后方司令部直属供给处借道朝鲜
于志敏随同千名八路军部队借道朝鲜
临江县党政机关向朝鲜疏散
辑安县党政机关向朝鲜疏散
辑安兵工厂借道朝鲜向珲春转移
通化航校借道朝鲜转移飞机
第六章 借道朝鲜转运物资
军工部借道朝鲜转运军工物资
晋察冀边区办事军借道朝鲜运军火
瓦房店纺织厂借道朝鲜
民主联军第七师借道朝鲜运送武器弹药
长白县和大连借道朝鲜转运粮食
华润公司海上借道朝鲜转运物资
第七章 军政人员借道朝鲜
香港民主人士借道朝鲜去北满
国民党184师起义部队借道朝鲜向北满转移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借道朝鲜赴北满
大连坦克学校借道朝鲜转移北满
薛雯借道朝鲜千里寻夫冯仲云
香港教授借道朝鲜去大连
民主联军第七师留守家属借道朝鲜去北满
杜平借道朝鲜
李一氓三次借道朝鲜
华北军工考察团借道朝鲜去北满
段子俊借道朝鲜去大连
印刷厂工人借道朝鲜转赴临江
大连进步青年借道朝鲜赴北满
其他单位和人员借道朝鲜
第八章 “四保临江”战役中设在朝鲜境内的战略后方
驻在朝鲜境内的后勤指挥部和后方兵站
驻在朝鲜境内的后方医院
驻在朝鲜境内的后方运输队
第九章 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物资支援
支援武器
支援布匹和军装
支援水袜子
支援纸张和印刷材料
支援电力
互相贸易
第十章 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人力支援
从苏联回到中国东北的抗联朝鲜官兵
挺进东北的朝鲜义勇军
朝鲜人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朝鲜人部队南下参加关内解放战争
朝鲜人部队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
将3个朝鲜师送回朝鲜
在平壤高丽宾馆见到的“高丽八路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朝鲜金日成首相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在与其谈话中曾经说道：“我们两家的关系，总是我们有事你们帮忙，你们有事我们帮忙。这是对中朝关系一个很好的概括。朝鲜已处于危难之际，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毛主席所说的 “我们有事你们帮忙”所指是什么呢？
毛泽东主席在同金日成首相谈话中还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
毛主席所说“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所指是什么？
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平壤，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长期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友谊被我们两国人民誉为鲜血凝成的友谊。过去在中国人民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期间，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都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
周总理所说“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所指是什么呢？
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一连用了四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做排比句来描述传统的中朝友谊，其中第一个排比句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年代里，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同中国革命者一道，抛头颅、洒热血，表现了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刘少奇主席讲话中提到的“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所指是什么呢？
1972年4月14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祝贺金日成主席60寿辰发出的贺电中说：“在中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您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兄弟的朝鲜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中国人民对此是永志不忘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提到的“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所指是什么呢？
1982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为祝贺金日成主席70寿辰发出的贺
电中说：“您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您非常珍惜传统的中朝友谊，并
为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您领导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
兄弟的朝鲜人民，发扬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真诚地援助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共中央贺电中提到的“真诚地援助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指是什么呢？
1992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为祝贺金日成主席80寿辰发出的贺电中说：“几十年来，您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您为不断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中央贺电中提到的“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指是什么呢？
亲爱的读者，您能回答上述问题吗？
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上述问题做过诠释。
1950年7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人时指出：“你们见到金日成同志时，首先祝贺朝鲜人民军在劳动党、金首相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还要感谢朝鲜党、朝鲜人民在我们困难时期对我们的帮助。”
周恩来总理接着又说：“至于历史上，朝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你们都清楚，所以说中朝人民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对于朝鲜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柴成文到平壤见到金日成主席时，转达了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过去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表示感谢之意，提到周总理的这段话，金日成主席笑着回答：“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只是因为我们刚刚解放，我们的同志也不会安排，让中国同志吃苦了。”
不应忘记的历史
——《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
时下的年轻人大多知道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支援过朝鲜，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和朝鲜人民也支援过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尤其是支援过东北的解放战争；也很少有反映这一史实的文章，尤其至今没有一部反映这一史实的专著。而摆在读者面前的、由吕明辉同志所写、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就是一本叙述这段历史的专著。
吕明辉同志是吉林省通化市人，曾长期从事文化和新闻工作。他当过兵，退伍后担任过集安县的文化馆长、文化局副局长，通化市的群众艺术馆馆长、报社副总编，还担任过区委的政研室主任、市委的办公室督查室主任等职。他酷爱创作，工作之余，勤于笔耕，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60余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梅娘》、《尴尬一回》；还有数部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海湾危机十年纪实》、《金日成与张蔚华》、《朝鲜纪行》等。《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以下简称《纪实》），是他自2008年开始写的有关朝鲜题材的又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纪实》一书主要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朝鲜劳动党支持下，把北朝鲜作为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的，朝鲜同志又是如何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中国解放战争中与中国同志并肩战斗，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陈云是如何参与制定借重朝鲜坚持南满解放区斗争方针的，又是如何取道朝鲜前往南满解放区领导“四保临江”战役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办事处是如何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正确处理中朝两党两国关系，通过建立与朝鲜同志亲密友谊，完成“四保临江”战役中南满伤病员安置、战略物资转移、过境人员输送、作战物资接运等一系列任务的；朝鲜劳动党及其领袖金日成同志又是如何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想方设法满足办事处提出的各种请求，有时甚至主动帮助中方解决困难的。全书25万字，史料充实，文笔流畅，既有文学作品的生动、形象，也不失纪实著作的严谨、庄重，字里行间充满对中朝两党两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读者看后自然会明白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会对金日成首相说：“我们两家的关系，总是我们有事你们帮忙，你们有事我们帮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说：“过去在中国人民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都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刘少奇主席为什么会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年代里，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同中国革命者一道，抛头颅、洒热血，表现了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和吕明辉同志素昧平生，他之所以邀请我为他的这部书写序，完全是因为他听说我父亲就是当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的全权代表及办事处主任，我本人还在上世纪80年代又担任过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同志秘书。而我之所以答应为他这部书写序，除了因为我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知道这个题材具有在这一领域填补空白的意义之外，还因为我听说这部书是在他身患癌症并为此切除了右肾的情况下，而且是自己花钱四处收集资料、访问知情人而写成的。我平时很少答应给人写序，主要原因是很难抽出时间看书稿。既然我答应为这部书写序，自然少不了要看书稿，因此也就想到了一些使这部书更加完善的意见。在同他电话交流中才知道，不久前，医生又发现他的左肾有一小块癌变，并做了左肾局部切除手术。因此，他的想法是尽快让这本书付梓，如果命运能给他更多时间，等书再版时他再修改。听了这一席话，我一方面放弃了关于请他进一步修改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更坚定了为这部书写序的决心。面对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选题，面对这样一部有血有肉有骨头的著作，面对这样一位事业心、责任心如此强烈的好同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说到我和这部书的选题，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因缘。我的父亲朱理治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于1945年9月底，率代号为“太阳队”的19位同志步行奔赴东北，其中包括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革命家危拱之，历史学家吕振羽，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等。年底，他们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所在地郑家屯，我父亲被分配到吉江省委领导下的洮南（今吉林省白城子地区）任地委书记。翌年4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大城市撤退回国，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同志调我父亲去哈尔滨做北满分局秘书长。于是，父亲和已怀8个月身孕的我的母亲一起前往哈尔滨。到后不久，因国民党军攻克四平，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均撤到了松花江以北，并做好了进一步向北撤的准备。这时，我母亲已临产，故随其他家属一起，先撤到了当时合江省的首府佳木斯，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我父亲则于同年8月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派遣，同民主联军副司令萧劲光一起利用国共停战之机，秘密到当时仍由苏军占领的大连采购军用物资；然后乘船到北朝鲜的首府平壤，组建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9月，萧劲光同志返回哈尔滨，我父亲则留下，作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的全权代表，负责领导这个办事处。
我们党当时所以要在北朝鲜设立这个办事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已占据了由哈尔滨到沈阳的交通干线，切断了北满解放区与南满（即今辽宁省丹东和吉林省通化、白山一带）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因此需要靠北朝鲜加以沟通；同时，也为了在国民党军进攻南满解放区时，把北朝鲜作为转运伤员、供应物资的后方。朝鲜半岛当时以北纬38度线为界，北部即北朝鲜由苏军控制。原来在中国东北参加过抗日武装斗争，后于1941年同中国抗日联军周保中部转移到苏联境内的金日成将军，率部随苏军一起接受了日军投降，并于1945年10月在平壤宣告成立朝鲜共产党（后改称劳动党），并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由金日成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金日成以及崔庸健等许多北朝鲜的领导人过去都曾在中国参加过革命和抗日斗争，故与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之间有着亲密的战斗友谊。正因为如此，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后，大连地下党、南满解放区和胶东解放区等都在平壤或朝鲜其他一些地方设立临时性办事机构，有事都要找最高领导，使朝方无所适从、穷于应付，也很希望我们党能在朝设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把它们都管起来。因此，东北局组建驻北朝鲜办事处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金日成委员长的亲切关怀下，办事处被设在平壤市大同江西岸沿江大街钗贯里104番地的一座四层大楼里（据说在朝鲜战争中，平壤市的建筑物几乎都被炸没了，唯独剩下一座城门和这座大楼），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这里原来是华侨开的饭店，名叫“东华园”，旁边还有一座二层小楼，作为办事处的招待所，叫做“西华园”。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处，并设有与东北局联系的电台，工作人员近百人，主要领导干部有文士帧、李思敬、周力、李泮明、李景天、倪蔚庭等，各处的负责人有齐光、倪振、黄友年、杨振荣、李文和、黄林、白玉洪等。办事处还在北朝鲜的南浦、满浦、新义州、罗津设立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主要领导干部有宫和轩、王作藩、甘朋文、李长庚、王先成、朱鸿升、吕亮屏等。另外，我父亲还与朝方商量，在朝鲜劳动党中央设立了一个华侨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由朝鲜同志出任主任，中国同志出任秘书长。首任秘书长就是《延安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郑律成同志的夫人丁雪松，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的女大使。
不出我们党所料，办事处刚刚建立，国民党便利用在停战时间集中的十多万兵力，按照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于10月中旬分三路对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重新燃起了东北战场的战火。那时，南满解放区被压缩在只有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今集安）等五个小县不足40万人口的狭小区域里，部队只有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共四万余人。坚持还是放弃南满，成为摆在东北局和南满解放区及部队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陈云同志在东北局讨论南满问题的会议上力主坚持南满，并自告奋勇前往帮助那里的工作。经中央批准，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任命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分局副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已在南满的萧华同志为分局副书记和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1月3日，陈云与萧劲光同志乘火车绕经佳木斯、桦林、东京城（今宁安市）、图门进入朝鲜，在平壤住了七八天，会见了金日成同志，然后前往朝鲜与南满的边界，通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南满解放区。我母亲抱着刚刚出生4个月的我，就是搭乘陈云、萧劲光的这趟专列到平壤，与我父亲会合的。我和母亲留在了平壤，直到1948年9月随父亲回国。在朝鲜期间，我母亲又生下了我的大弟弟。父亲用地名给我们起名字，我因为生于佳木斯，就叫佳木，我这位弟弟自然就叫平壤了。2006年，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身份率团去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我们的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在宴会上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去过朝鲜吗？”我用对方没有察觉的速度迅速思考后回答道：“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去过，记事的时候没去过。”他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是啊，说我去过朝鲜吧，我确实没去访问过；说我没去过朝鲜吧，我确实在那里生活过两年。这可以说是我与《纪实》一书的第一个因缘。
我与《纪实》一书的第二个因缘是，我于上世纪80年代担任陈云同志秘书期间，曾亲耳聆听过他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历史问题的一系列回忆和论述。1983年7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同志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让我把书稿拿给他。当他看到其中作者大部分是部队指挥员，内容也大部分是战斗回忆，而且文章大部分以前都发表过，便就如何看待辽沈决战胜利的原因、如何编好这本书等等问题，对我谈了一席话。我把这些话整理成文字，送给他审阅。他看后又讲了一些新的意见，我接着修改补充。就这样，边谈边改，边改边谈，前前后后一共谈了八次，最后由他逐字审定，形成事后收入《陈云文选》的《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一批解放战争期间曾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了该书的编审领导班子，中央书记处也审阅批准了该书的改编规划。此后，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就该书编辑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应当怎样看待苏联、朝鲜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当谈到为什么我们党抗日战争结束前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却在那里打响并打胜了解放战争第一个大战役的问题时，他讲了六条原因，第一条便是苏联和朝鲜的作用。他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他在同参加《辽沈决战》编审工作的一位老同志谈话时又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帮助我们。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因此，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后来，他为了会见我国“一五”建设时期担任过国务院经济总顾问、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让我起草一个谈话稿，交代其中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此前，他在1981年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也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他指出：“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可见，陈云同志关于撰写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时要如实反映苏联和朝鲜对我们的帮助，不要忘记这些帮助的观点是一贯的。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公正，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受施无忘的传统美德。今天，我在为《纪实》写序的同时重温陈云同志30年前说过的这些话，仿佛就像他在告诉我应当如何看待《纪实》一书的意义，感到格外亲切。
同所有文章和著作一样，《纪实》一书也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比如，在材料的选用上，在观点的表述上，在轻重的安排上，在章节的布局上，《纪实》都有可以继续斟酌、推敲、改进之处。但是正如我前面说到的，由于作者身体条件和工作条件所限，书稿能达到如此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更可贵更令人感动的是吕明辉同志的精神。面对癌症，他毫无畏惧，唯一使他焦虑的是命运能留给他多少时间，能否让他看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出版；唯一使他企盼的是命运能留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不仅看到这部作品出版，而且有时间在出版后作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争取今后再版。可以说，他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与死神赛跑。我相信，当读者了解到这些情况时，也会和我一样对《纪实》一书的瑕疵给予更多的谅解。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依靠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给予中国革命以国际主义支援的结果。当我国人民今天的生活已总体达到小康，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所有为了中国的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献出自己精力乃至生命的老一代革命者；同时，也不能忘记所有对于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自由、幸福的斗争给予过帮助的外国党、外国政府、外国友人。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我想，这是《纪实》一书的意义所在。
2013年5月7日深夜于三己斋
这本书能够出版，头功应该归我的朋友刘晨生。
晨生是抗联将领范德林将军的女婿，由于范德林将军是金日成主席的抗联老战友，因此晨生也是“金日成主席原故旧”，是朝鲜的座上宾。
2008年为了庆祝朝鲜建国60周年我应邀访问朝鲜，与当时参加同一活动的晨生同住在平壤高丽宾馆。那时候我已经出版了《金日成与张蔚华》和《金正日时代》（内部出版），与张琪合作主编出版了《走进友情》，完成了《朝鲜纪行》书稿的写作。原计划下一本书写《金日成主席指挥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却不料被人捷足先登了。
题材的碰撞使我陷入了作家常有的困惑，下一步如何写朝鲜？写朝鲜什么题材的？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征求晨生意见。
晨生好像早有考虑，脱口而出：“写朝鲜支援中国。”
朝鲜支援中国？我一时茫然，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大脑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思维定式一直是“中国支援朝鲜”――比如抗美援朝。现在怎么出来了“朝鲜支援中国”？
看我茫然，晨生进一步解释道：“我父亲刘之汉是沈阳军区后勤部的老干部，我家住在沈阳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我家住邻居的我爸爸的战友宫和轩就是当年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南浦分处主任……”接着，晨生又详细地讲述了从宫和轩的儿子宫军那里听来的当年南浦办事处的故事。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已经光复并且建立共产党民主政权的金日成朝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提供武器弹药、帮助建立后方基地、安置伤病员家属、允许我党政军人员和物资借道朝鲜来往与南满和北满之间等方面，都提供了大力支援。
我一下子就被晨生的故事吸引了。
在此之前，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只知道“抗美援朝”中国支援朝鲜，却不知道朝鲜还支援过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我相信，和我一样具有此段“历史盲区”的中国人一定不少。
这也进一步认证了一条真理：友谊永远是双方的互相帮助，否则任何单方的帮助都只能是恩赐。
凭着作家的职业敏感，我感觉“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是一个新鲜的、真实的、感人的、有历史厚重感的、应该予以发掘的重大题
材，成书之后将是一本从崭新的角度反映中朝传统友谊的好书。
那次访问朝鲜期间，我将这个写作思路与朝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当时决定下阶段就写这本书，书名定为《隐蔽的后方――金日成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
由于《隐蔽的后方――金日成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一书是纪实著作，自然要寻找和采访当年曾经与朝鲜有过交往的当事人。
天南地北，大海捞针。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始终得到了那些当事人的大力支持：北京的宋纯光（女，当年辑安县政府民政科长兼财粮科长）、集安的张立衡（当年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满浦分处翻译）、兴城的冯振（当年沈阳造币厂科长）、沈阳的汪顺纯（当年沈阳造币厂警卫连排长）、丹东的刘仲文（当年安东联中学生）、丹东的战科（当年辽东新闻学校学生）、沈阳的于飞（当年《辽东日报》工作人员）……他们都热情地接待我，仔细回忆并且认真向我讲述当年的故事，提供文字资料和老照片，尽量满足我的采访要求。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当事人们积极主动为我提供采访线索，使采访产生了连环效应。例如：
――我在沈阳采访当年通化市县公安局指导员于志敏，她曾经随同大连一些干部借道朝鲜到临江。于志敏讲完她的故事之后，领我去见了她大伯哥李鹏飞，李鹏飞当年在辑安县政府任财粮科长期间，曾经随同辑安县政府机关撤退到朝鲜。
――我在沈阳采访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南浦分处主任宫和轩的妻子于文英时，她向我提供了生活在沈阳的、当年曾经在南浦办事分处工作过的安武的线索。
――当我在沈阳采访当年曾经在平壤办事处工作过的金斗荣之后，金老先生亲自打电话帮我联系同生活在沈阳的李凤歧，李凤歧也曾经在平壤办事处工作过。
――我在北京采访宫和轩的儿子宫军，他向我提供了当年在平壤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白景义和肖向前的线索及具体联系方式。
采访过程中也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我借到沈阳采访的机会，代表通化“东北抗联烈士张蔚华研究会”，给辽宁省委党校老教授、沈阳“九一八研究会”会长张一波送顾问聘书，当他得知我沈阳此行目的之后，立即说：“当年我就是从山东借道朝鲜去北满的。”当他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又说，“我楼上的邻居宋亦杰也曾经在通化工作期间撤退到朝鲜”。张一波还帮我找来了当年也曾经撤退到朝鲜的中共辽东分局新闻电台报务员刘桐林。我正在采访刘桐林期间，张一波的学生尚金州来探望他，尚金州明白我来意后立刻说：“我父亲当年跟随曹里怀的部队，也是借道朝鲜到北满的。”仅在张一波家里，我就连环采访到了3个当事人和1个当事人的后代。
这种连环效应说明当年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行动范围之大，参加受益人之多。
由于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60多年前的1946年－1948年期间，那时候年轻的当事人现在都是耄耋老者了，很多长期卧榻，我是在他们的病床前进行采访的。
――我采访白山的隋石秀时，这位当年大连坦克学校的学员已经常年卧床了，躺在床上的他拉着我的手摇着，诚挚地对我说：“我所提供的材料你随便用，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有利于这本书出版就行”。
――我采访丹东的郑竹书时正值中国流行H1N1流感，这位当年起义的国民党184师参谋的老伴谢绝外人进入家门，但郑竹书一听说我的来意之后破例接待了我。当我返回通化后有些情节弄不明白再次给他打电话询问时，老人仍然非常耐心地解释，不厌其烦。
――我采访通化的鲁长福，这位当年的民主联军高位截肢伤员打破了往日午睡习惯，热情认真地接待了我的采访，并且应我要求含着感情的眼泪，带着激动的哽咽，唱起了民主联军当年的歌曲。
――当年的老抗联战士、金日成主席的老战友、沈阳的蒋泽民将军已经93岁高龄了，我是在沈阳军区总医院老红军级疗区病房里对他进行采访的。老将军高大的身躯盖在被子里，蠕动着由于没有牙齿而凹瘪的嘴巴，向我述说着当年在朝鲜见到金日成将军的故事。蒋泽民老将军虽然双目失明了，但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洋溢着回忆朝鲜战友的幸福与怀念。
临床采访当事人让我更加感觉自己写作选题的正确，这是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抢救中朝友谊的一段重要历史，抢救一批非常感人的故事，抢救先辈们留给我们以及留给后人宝贵的遗产。
这种抢救性采访也有失之交臂的遗憾。我2009年8月在采访沈阳的于文英时得知丹东的孙丽兰当年是朝鲜南浦华侨委员会妇女部长，于是我马上用电话与孙丽兰进行联系，说明将在方便的时候去丹东采访她，孙丽兰老人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当我2010年3月来到丹东时，孙丽兰老人已经过世了，深藏在老人大脑中当年的那些非常有价值的故事永远无人所知了。
弥补遗憾的办法也有，就是想方设法找到并采访当事人们的后代以及知情人，例如采访南浦办事分处主任宫和轩的儿子宫军，采访孙丽兰的儿子周井大，采访丹东鸭绿江造纸厂党委宣传部长袁茂仲等，他们不同程度地传递了当年的信息。但是，毕竟这是第二手资料，毕竟不如亲历者的讲述真实、生动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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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文字资料也是获取本书写作素材的重要途径。这些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查找地方档案文献。主要是沿鸭绿江和图们江中朝边境中国一侧的城市（包括县城）：通化、白山、丹东、本溪、集安、宽甸、桓仁、延边、图们、临江、长白、抚松等。地方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地方政协文史委编印的《文史资料》、地方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文件、地方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室、地方志的部门史志、地方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还有各地、各部门、有关部队的展览馆和纪念馆等。
在查找文字资料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国家设立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必要性，感受到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多年来默默工作的辛苦和取得的成绩。
二是查找有关著述。主要是当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工作人员、曾经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特别是在大连、丹东、通化一带参加过战略转移的老干部，在临江、长白一带参加过“四保临江”战役的老干部，他们写作出版的回忆录或有关他们的传记近百部（详见参考书目）。在如今图书市场商品化的情况下，这些书由于读者群较少的原因被挤出了图书市场，显得格外凤毛麟角。只好在网上“淘宝”，高价寻购，每获一部，我都如获至宝，认真翻阅之后便从内心里涌出一阵阵的感激：感谢这些老干部，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及时地将他们那段传奇经历形成文字，那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价之宝。
还有一些学者和作家，他们及时记录、整理和保存了当年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且写成文章和著作。在引用他们提供的资料之时，我真的想打电话与他们沟通一下，由于没法获得他们的联络方式，只好在此一并感谢！
三是网络查询。
虽然这三张搜寻的大网撒向历史的海洋，感觉却是大海捞针――没有一本“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专著，极少有专论文章，有的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回忆录涉及本书的内容只有几句，有的文史和党史研究资料一笔代过，有的干脆回避。如此稀少的文字记载与当年轰轰烈烈的支援友谊场面不成比例。
遗憾！
造成遗憾的原因很明显：当年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保密观念根深蒂固，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老干部在写回忆录过程中省略了这部分内容，以至于有些研究者在采访过程中忽视了这部分内容，以至于有关部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删除了这些内容。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按照国际惯例早就解密了――事实上已经解密了。但是，由于尘封网罩的时间太长，对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仍然鲜为人知。
我所作的工作，就是努力将这些零散在历史字里行间中的记忆发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
既然本书所写的是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那么，朝鲜方面提供的资料应当占相当的份量。
朝鲜的有关部门在为我提供资料上，做出了让我感动的努力：为我提供金日成主席有关著作翻译文本，召开曾经在中国东北民主联军中战斗过的“高丽八路军”老战士座谈会，提供宝贵的朝鲜内阁资料，提供当事人各种回忆录和回忆文章翻译文本，安排我参观朝鲜革命博物馆有关馆室等等。
朝鲜有关学者为我写作本书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例如：朝鲜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朴日英先生，将自己研究的成果无私奉献给我。
如果没有朝鲜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本重大历史题材的书的内容将不是完整的。
我感谢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以及朝鲜学者对我写作本书的支持。在感谢的同时，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大量的历史资料已经证明，朝鲜确实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对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帮助，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朝鲜一直不宣传曾经支援过中国东北解放战争？
因为保密？
因为感觉天经地义？
因为岁月太久有些遗忘？
还是因为某种目前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
最终，我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话：施恩不图报。
从1945年至1948年，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行动持续了大约3年。在这3年中，无以数计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朝鲜兄弟党、兄弟军队和兄弟人民，共同在朝鲜境内经历了无以数计的事件，留下了无以数计的故事。写入本书中的只是一小部分，可谓那段特殊历史的沧海一粟。
从2008年开始，随着采访和查找资料工作的展开，新线索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我当初的想象。于是，我陷入了亦喜亦忧的尴尬境地。
喜，是因为线索越多，写作本书的素材就会越来越多，这是让所有作家都会感到高兴的事情。
忧，是因为需要采访的当事人们生活在中国的天南地北，找到他们、联系他们并且能够实现采访，需要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需要阅读的资料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资料室、研究室、书市、书摊、个人藏书，乃至网络的淘宝站里，要把这些文字资料找到并且弄到手，亦需要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写作本书完全是我个人行为，而我个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我认识到，《隐蔽的后方――金日成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一书的素材收集工作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我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这项工程。
结果，我只用了2年时间结束了本书初稿。
并不是我提前完成了对当事人的采访和文字资料的收集，而是面对“系统工程的庞大”和“个人能力的微小”这个现实的差距，我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我实在无法以个人的能力完成全部当事人的采访和全部文字资料的收集工作，我只能量力而行，就近采访（北京及东北），就便收集（网购），标准是达到出版一部书25万字的基本要求。
而且，这时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肾癌在2010年9月光顾了我。
只好如此了。因为我实在是想让广大中国读者早日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至于没有完成的系统工程我将继续下去，尽管书已经出版了，尽管我的身体欠佳，我还是要利用各种机会，继续按照已经掌握的线索对分散在天南地北的当事人进行采访，对散落在各地的文字资料进行收集，积累起来，以便有机会补充到再版的书里去，使“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这一题材逐步完善，尽量还原那段历史之真实、宏大之场面。
在本书杀青收笔之际，做为作者我思考的最多的问题是：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何在？
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在特殊的地域里发生的特殊历史现象。
正因为“特殊”，所以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状态时，中朝两国一直对此缄口不提。即使在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之后，即使按照国际惯例已经过了30年的保密期，但由于朝鲜半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特殊性，朝鲜曾经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这一特殊历史现象仍然被尘封网罩。世人知之甚少。
如今，距离发生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已经过去了60余年了，被尘封网罩的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特殊历史片段，正在通过中国党政机关的党史研究、军史研究和地方史研究，通过各级政协和高等院校的文史研究，通过很多当年的老干部著书立说，通过现代传媒网络，逐渐披露于世；特别是笔者经过长时期研究，通过本书较为客观、系统和完整地介绍这一特殊历史现象之后，世人应该如何评价“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回答是肯定的：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辨正唯物主义观点，即站在历史的高度，又不脱离历史的实际，充分肯定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意义。
从中国方面看，朝鲜的支援加速了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推动了华东、华北乃至整个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从朝鲜方面看，由于东北解放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应邀将3个整装朝鲜师送回朝鲜，壮大了朝鲜人民军的力量。
从中朝双方看，延续和增强了传统的中朝友谊，建立了相互安全稳定的边境和后方，为两国最早建交奠定了基础。
历史，一旦形成了就无法改变；一旦出现了就不能忘记；
所以，忠实地记录历史和适时地传扬历史，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则和追求。
这部书的出版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为，她是很多相关人员的合力所成，为此，我也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谢意――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同志为本书作相当精彩的序和提供部分老照片，并且就本书再版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本书起到了画龙点睛和锦上添花的作用；同时，也感谢朱佳木院长的两位秘书王杰同志和常旭同志，为本书出版提供的热情及时的帮助。
感谢沈阳朝鲜经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晨生为本书的创意策划和出版运作。
感谢辽宁省辽阳仁诚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富先生，他在以积极对朝鲜贸易的实际行动增强传统的中朝友谊的同时，还为本书的出版提供资助，在中朝友谊的文化领域进行有益的努力。
感谢延边天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咸光吉先生为本书的宣传工作所做出的贡献。
感谢沈阳军区联勤部部史馆徐文涛馆长为本书的采访提供的帮助。
感谢包括李景田家属在内的众多朋友为本书提供历史照片。
感谢中国军事科学院彭训厚研究院为本书提供的指导。
感谢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的领导和有关编辑人员，他们在编辑和送审工作中始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当然，最终我还应该感谢那些当年参与中朝两国这段特殊历史的亲历者们，是他们造就了中朝友谊的这段特殊的历史，因而也是他们造就了本书。
重要启事：鉴于很多网友需要本书，本人代销《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定价38元，邮递费：挂号印刷品6元（大约一周到书），特快专递30元（大约3天到书），二者请选其一。如有需要本书者，请将书款和邮递费寄至“吉林省通化市秀泉路702号市文联吕明辉收”，邮编134001；同时，在汇款单上写明您的收信地址，并电话通知吕明辉本人1594350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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