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续）评说张学良

评说张学良

张学良是个对他褒贬不一，盖棺尚未论定的历史名人。对张学良的评价，大陆夸他是民族英雄，台湾说他是逆臣贼子。历史名人往往性格复杂，张学良也如此。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张学良是“集花花公子，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以前北大人曾对郭沫若有此评价：“杰出的历史学家，一般的文学家，蹩脚的诗人”。我仿此为张学良评为：“道地的花花公子，幼稚的政治家，一般的军事家”。

说他是道地的花花公子，这恐怕没有争议。张平生嗜好女色和毒品。他曾说：“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他在91岁时自称曾有情人11个，嫖的和买来的都不算。这11个人张学良没有公布名单，有没有宋美龄呢？我认为没有。张学良和宋美龄是一对曾经相爱的朋友，是终生的朋友，彼此间甚至有点柏拉图式感情的味道。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张学良首次进入上海。当他第一次和宋美龄见面时，宋当时未婚，在上海也是知名闺秀，才貌双馨的美女。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宋比张大四岁）。少帅一见面，立刻为她出众的气质倾倒，称她为“美若天仙”，宋美龄也为张学良的风度倾倒，称他为“莱茵河畔的骑士”，此后两人频频约会，宋美龄带着这位关外年轻的“少帅”出入于上海的社交界，而从少年起就在青年基督教会接受过洋派熏陶的张学良也礼仪得体，风度翩翩，跳舞、游泳、高尔夫球，无不精通。两人一时成为十里洋场的最耀眼的明星。据张学良自己说，宋美龄是个“绝顶聪明”且 “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优秀女性。“若不是我已经有了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当时于凤至还拜了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那时蒋介石几乎同时也在追求宋美龄。后来张学良和蒋介石拜了把子，张更有所节制。张学良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护”，“夫人是我的保护神……”，“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张学良曾说：“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张学良逝世后，留存信件有四大箱约500多封，这些信函包括他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蒋经国、陈诚、杨虎城、戴笠、端纳及其他人的往来信札。值得注意的是，500多封信函中，张学良与宋美龄的私人通信最多，总数约在百封以上。信函中，宋美龄一直称呼张学良为“汉卿”，张学良则始终称宋美龄为“夫人”，并且自称“良”。宋美龄的去信多以英文写就。每逢张学良身体不适时，还能细心、周到地以中文去函，为了病中的张学良不至阅读英文时劳神。这种体贴还体现在宋美龄得到友人赠送的新鲜巧克力时，必定转赠一份给张。张学良对宋美龄公开的高度赞赏以及宋美龄对张学良超乎寻常的关心爱护，在性情相投之外，可能还带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上的相恋。张学良对宋美龄如此尊敬，自不会把她列入“11个情人”之列。

张学良93岁时还作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1991年张学良被解除软禁,离台赴美。他把赵四小姐扔在旧金山,一个人去纽约相会旧情人蒋士云(贝祖眙夫人,贝聿铭继母)达三个月之久,并公开宣称“他最挚爱的人住在纽约”。蒋士云说赵四对张限制太多,于是常带张去大西洋城赌博,被记者发现,登在报上,引起赵四小姐不满。可见张学良爱女人之心虽老不改。

张学良的毒瘾究竟深到什么程度，他的部下王卓然曾有过回忆：“他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在热河战役中他只去前线一次，车行每15分钟就得停下让他注射毒品。他与汪精卫交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两人会谈时，他每隔20分钟就要离座注射，使不知内情的汪精卫认为张学良对自己不够尊重，嫌隙顿生。

　　如此之深的毒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张学良回忆说：“我吸上鸦片，是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郑州战事之时”。其时，吸食鸦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时髦，很多达官显贵都有此嗜好。张学良父母、妻子于凤至、好友韩麟春等都好这口，家中更是烟榻横陈，迎亲待客，不是奉茶让坐，而是上床先抽上几口鸦片烟。这种环境中，张学良有此嗜好也就不足为怪。

如果张学良仅限于偶尔抽上两口倒也还好说，但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掌控。 1928年张作霖遇难后，张学良受命于危难之时，内挤外压，毒瘾日渐严重。他决意戒除毒瘾。听人介绍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却含有一种更难戒除的毒品——海洛因。结果在注射一段时间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而且针瘾越来越大，到后来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这一时期的张学良活脱脱一个瘾君子形象。外籍顾问端纳初见他时，就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黄绍竑在北平会见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担忧。

张学良到上海准备出国时，其挚友宋子文劝其戒毒:“汉卿，出国之前，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宋子文的话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宋子文专门给他请来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为他戒毒。张学良亲手写下“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的条幅，以表示决心。经过了近半个月死去活来、脱胎换骨的折磨，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瘾。

再来谈谈张学良的“军事家”形象。张指挥过的战役有这几个：1.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虽以张作霖失败告终，但第三混成旅却打过两次胜仗，是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2.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奉系由此一战顺利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戍卫总司令。3.中东路事件。1929年8月，张学良意图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打了一仗。东北军大败，被消灭2个旅。东北军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張学良所部三艘海军军艦全部被苏联海軍击沉。11月张学良要求停战。4. 中原大战。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对蒋，双方激烈战斗，死伤惨重。双方都试图争取奉系支持。最终由于蒋开的条件优厚，张选择站在蒋一边。但张学良一开始按兵不动，等到蒋军已占优势，乃于9月20日率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联军腹背受敌，溃败。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并入主北平，进军华北，势力大增。5.九一八事变及随后的锦州战役，热河战役，张学良均实行不抵抗政策，大家都知道，不再详述。6. 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刚刚实现会师的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发动了直罗镇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当时前来围剿红军的是东北军的四个师，被消灭了两个师。这个战役由东北军王以哲指挥，但张学良也应参与策划。

综合上述情况，说张学良是个一般的军事家也说得过去。

最后谈谈张学良作为“政治家”的形象。这个评价最不好下。说是“杰出的”，好像不够格。说是“爱国的”,则把九一八事件置于何地？我脑海中忽然闪出“幼稚的”这个形容词。这意味着政治上的不成熟，任性，冲动，鲁莽，天真。。。。张学良接他父亲班后不过半年，就把他父亲的老臣，奉系将领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起杀掉，令东北军人人自危，实在是鲁莽之举；中东路事件，他要收回中长铁路，当然是爱国的表现。但这种外交问题岂能这么简单地解决？贸然提出“强硬对抗苏俄”，宣佈从苏联手中接管”中东铁路”(中长路),解除路局管理层苏方人员的职务并遣送出境，逮捕苏方200余人，同时关闭了苏联驻哈尔滨的一切外交和商务机构。苏联外交部随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并取消一切不当行为等,遭到拒绝后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交。最后变成一场大战，损兵折将，还丢掉黑瞎子岛。西安事变中也处处可看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冲动，鲁莽，天真，已如前述。张学良还说过：“如果当时宋美龄在西安，就不会有西安事变”，这难道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语言吗？

但不管怎样，张学良出于爱国之心发动西安事变，促使了国共早日合作，对全民抗战是立了功的，他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在历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这一点是怎么也否定不了的。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病逝，享年101岁。10月19日，台湾总统府（总统陈水扁）明令褒扬，全文为：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授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遽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　陈水扁”

文中未提西安事变，只提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两件事。“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西安事变过了65年，尘埃落定。对台湾来说，这篇对其褒扬的文字也算难能可贵了！

关于张学良和唐德刚会面写回忆录的经过

郭冠英（曾任《聯合報》專欄組記者，1984年入行政院新聞局）同时是唐德刚和张学良的朋友。郭常向张学良介绍唐德刚在口述历史上的成就，给他看唐著的《李宗仁回忆录》，并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对张学良多有肯定，格局甚高。（这篇文章原题目是《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这是唐德刚应邀为他的学生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论文《张学良将军的政治生涯》一书所写的一个序文）。1990年初的一天，张学良在台湾《中国时报》上读到了这篇一个整版的长篇文章，题目已改为《吃喝嫖赌的张学良将军》。他是用了20倍的放大镜才看完通篇的。读罢此文，张学良不但不气不恼，反而大为欣赏，大有“知我者，唐德刚也”之感，觉得这唐某人倒不失为一位“知音”。用郭冠英的话说，可能是唐德刚的文章搔中了张学良的痒处。

张学良即提出，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1990年唐德刚到台，即由王一方（张学良的朋友，国民党军统局王新衡之子，王新衡私下与张学良交情不薄。到台湾后，两家经常走动，张学良亦十分喜爱王新衡之子王一方）出面约见张学良。所以，见唐德刚是张学良主动的。一共见了六次，都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所以不在张学良家是因为怕赵四小姐干扰）。张学良兴致很高，常谈得欲罢不能。每次谈完了，张学良都潇洒地抛下一句话：“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张学良此时刚释放不久，所以聚会都极保密。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在1990年中，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另一次在复活节，张学良在王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蒋介石“失败” 、“无雄才” 、“喜用特务” 、“量窄” 、“抓权不放” 、“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郭冠英还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最重要的是，张学良终于开口说，是蒋介石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唐德刚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学良说：“当然，他亲自。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后来，郭冠英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学良的消息、评论全剪贴送给他，结果坏事了。原来是张学良看了剪贴薄上《中国时报》的报道，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已在为张学良写传。张学良一看消息外漏，大为不悦，加上国民党的秦孝仪、张祖诒都问他：“汉公，你要写自传了啊？”张学良乃电王一方，说了他一顿，并要他告唐德刚写声明，说没有写传这回事。唐德刚和郭冠英只得写了声明，载于1990年6月12日的《中国时报》。唐德刚曾说，这个口述历史要去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10万美元的经费，并成立一个研究组。张学良听了也不高兴，认为唐德刚要借机弄钱。从此张学良就对唐和郭由信转疑，再不复往日之亲，口述也停了。郭冠英说：张学良没常性，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要他随兴“吹牛”可以，但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好好回忆交代其历史难。他的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会难过，但他又常会激动地讲，没问他也自个儿讲。唐德刚则说：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不太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所以没法搞。那时张学良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小姐始终消极，生怕他再出事，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这几次会面留下11卷录音带，后来唐德刚应手下一位安徽大学访问学者的请求，在大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