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和大哥在旅馆住下。之前他已向劳改厂去信，请求看望母亲。厂方回信表示欢迎，并说家属探望有助于改造工作的进行。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去劳改厂，先到厂办找到接待员，递交了速中开的介绍信。为了办事方便，我还特地换上了一身军装。接待员给我们倒了两杯水，然后出去找领导。我俩在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墙上全是锦旗和匾额，显然这是个优秀单位。其中不少锦旗是家属送的，感谢劳改厂让自己的亲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在心里琢磨，是不是也该送面锦旗，写上点“旧社会把人变作鬼，新社会把鬼变作人”之类的话，或许更加“有助于”母亲的改造。
接待员带进来一位女领导，向我们引见道：“这是二车间书记，林美云同志。”林书记约莫45岁，中等个儿，体型偏瘦，穿一身灰色列宁装。她态度友好，并没有期待中的居高临下，让我心里感觉温暖。林书记在对面坐下，向我们介绍了厂里的基本情况：“这个厂由两个分厂组成，一分厂是男职工，二分厂是女职工，位于不同的厂区，平时不发生来往，便于管理。我们这里是二分厂，下面有两个车间。一车间搞纺织加工，使用机器设备，职工大都比较年轻；二车间是手工作业，分为制鞋、制袜和编织三个组，职工岁数比较大。”我注意到，林书记在谈话中从来不提“劳改犯”，而一律称为“职工”，仿佛这里与普通工厂没什么区别。
母亲以前在绍兴劳改鞋厂干过，于是分配到了制鞋组。她身体较弱，车间就给她安排点轻活，捡捡棉花布头什么的。林书记说她表现还可以，只不过旧意识比较重，有时爱搬弄点小是非。这次我们能过年来看她，厂里很照顾，给了她一天假，让与家人团聚。我和大哥连连称谢。
接下来林书记带我们去二车间制鞋组。说是车间，其实与解放前的手工作坊没什么分别。一间大平房里，三十多个中老年妇女分作四五堆，手中捏着锥子针线，正在和鞋底子鞋帮子较劲。母亲拿着块抹布，东抹抹，西蹭蹭，确实显得比较轻松。林书记把她叫过来，告诉她今天不用干活了，好好陪陪儿子吧。她鸡啄米似地点头鞠躬，这才转过身来，仿佛第一次看到我，愣怔地说：“啊，六顺，你来啦。你还、还好吗？”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手抓着我的胳膊哆嗦个不停。一屋子大妈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注视着我们。其中有一人冲我们挥挥手，我认出是谢伯母。有林书记在场，我不敢整出太大动静，赶紧和大哥把母亲带离车间。
阔别八年，与母亲这次相见，让我深受震撼。她的相貌已发生极大变化：原先丰满而有弹性的身体，现在变得干瘪萎缩，罩在最小号的蓝色工装里面，仍然感觉像副衣架；原先灵动顾盼的一双眼睛，现在则显得混浊呆滞，好像吃过药的精神病人。脑子也变得有些迟钝：原先说话声音悦耳，语速很快，现在则絮絮叨叨，颠三倒四，完全失去了她那标志性的爽利与自信。我心里非常难过，知道她这些年受了很多苦，否则不会脱胎换骨成这副模样。
在厂区我不敢显露出来，只能揽住她的肩头，让她挨着我一起走，大哥则在另一边默默地抽烟。我参军以后长高了许多，她现在只够得着我的胳肢窝，再也不是先前那个能够呵护我的母亲了！她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来到一棵大树下，终于抑制不住，抱住我痛哭起来。父亲去世那年，她也这样搂着我哭过，只不过那时我在她怀里，现在却是她在我怀里。她的身体变得如此单薄，我都不敢使劲搂她，只能轻轻拍她的后背，哽咽道：“别难过，别难过，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良久她才缓过劲来，抬起头望着我说：“六顺，你都长得这么高、这么大了！在我脑子里，你还那么小、那么小呢！”说着用手在眼前比划了一下。我笑了起来：“哪儿能呢？我参军的时候，个头已经超过你了。你脑子里装的，应该是初中时候的我吧！”她也笑了：“我是老糊涂了。你走得太久，我都记不起你离开时的模样了。越是近的事情，现在忘得越快，越是远的东西，反而忘不掉。”我想起自己看过的心理学教科书，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选择性记忆”——忘掉的都是痛苦，留下的都是欢乐。
母亲哭过一场，平静多了，于是我们边走边聊。她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说谢伯母在工厂外面租有民房，这次特地借给我们用。我感到很诧异，劳改人员还能租房子？她说不是自己住，而是招待客人。原来谢安仕跑去香港，一直下落不明；但谢伯母还有个堂叔，曾在国民政府做高官，到台湾后没多久，便退休移居美国。他属于元老级人物，虽已赋闲当寓公，仍有不少门生在国民党担任要职。统战部想要拉拢他，便通过特殊渠道找上门。那人十分谨慎，没有对中共的橄榄枝直接做出回应，却漫不经心地问及谢伯母的下落。
劳改厂这边得到指令，迅即做出反应，让谢伯母写了一封信给他，说自己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目前衣食无忧，生活有保障，盼望堂叔早日归来相聚。堂叔并未轻信，上月派侄孙从美国经新加坡、香港，辗转来到大陆，请求与谢伯母相见。劳改厂为谢伯母租了房子，布置一新，用以接待来人。谢伯母忠实完成了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向侄子介绍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并带着他参观了劳改工厂（当然是样板车间和样板宿舍），谒拜了祖坟，游览了双龙洞，临别还送他两只上等金华火腿，一只自己享用，一只捎给老人。这次接待工作完成得不错，目前只等对方反应。倘若真有效果，谢伯母脱离苦海已经为时不远了。
这件事的某些细节是若干年以后才知道的，不过母亲当时已确信谢伯母交上了好运，因此艳羡不已：若是九叔能想起自己来，她或许也会有出头之日。大哥马上向她严肃指出：“你这就属于‘落后思想’，厂里要是知道，你日子又好过不了。对劳动改造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要知道自己作为剥削阶级，在旧社会是犯过罪的。如今政府让你自食其力，从寄生者变成劳动者，应该感恩才对，哪儿能想入非非呢？九叔是替反动政府卖命的，我们与他划清界线都来不及，怎么还敢巴望他把自己给捞出来？”我觉得大哥虽然有些严厉，但道理是对的，于是也劝母亲老实改造，她只好收起这个危险的话题。
这时已到那座民房跟前，母亲掏出钥匙，把门打开。里面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地方不大，但是窗明几净，被褥崭新。厕所在门外，用起来也挺方便。由于当初不知美国来人的确切抵达日期，劳改厂便把这房子租下3个月。现在还剩一个月租期，厂里并没有“人一走茶就凉”、把钥匙收回，而允许谢伯母周末到这里来住。对一个“劳改犯”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2013-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