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饭馆出来，已近下午4点。母亲告诉我们，6点前要回劳改厂宿舍。民房只能白天借用，晚上必须准时归队，即便谢伯母那样“立过功”的人，也不能在外留宿。我说时间还早，不如在这小城逛逛，散散步消消食。母亲就领我们走另外一条道，果然风景不同，都是以前的旧街坊、旧建筑。她说这一片还没有改造，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路很熟。
倘佯在一幢幢古老的民居之间，感受早春的清冷气息，一切喧嚣和浮华都抛诸脑后，自己仿佛又蜕变成十几年前的那个孩童，蹦蹦跳跳地跟随母亲左右。她依然年轻漂亮，呵护我、怜爱我，带我一步步走进这个“美丽新世界”……
“嘣！叭！”一只二踢脚飞到半空爆炸，惊醒了我的幻梦。看着眼前的母亲，我不禁想起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的高颧骨，一样的薄嘴唇，只不过杨二嫂那“细脚伶仃的圆规”，比母亲可要迅捷多了。母亲现在走路三摇两晃的，哪里能够拎着个狗气杀，飞也似地跑掉？
来到一座破败的院落前，母亲忽然停下脚步说：“这一家我认识，领你们拜个年。”我和大哥正感诧异，母亲已经扣响了门上的铜环。不多久，出来一个老太太，见到母亲便欣喜地叫起来。说了一会儿话，母亲转身对我俩说：“这位是陈伯母，你们还记得吗？在杭州时去过她家的。”大哥认出来了，赶紧上前打招呼。我没什么印象，不过也跟在后面叫“陈伯母”。
陈伯母的丈夫与我父亲是同乡，有多年交情。陈伯父曾在杭州电信局任科长，解放后作为旧政府人员接受了一年审查，没有发现什么劣迹，于是遣返原籍，杭州的房产则没收充公。所幸他在金华有座老宅，原先租给一个远房亲戚。那人解放前跑到台湾去，就把房子交给仆人李四喜一家居住。李四喜属于城市贫民，现在已然翻身做主人，可是“奴性未改”，不敢僭越去占主人房，只在侧屋居住。陈伯父迁回，居然还能找到栖身之所，已经是上上吉了，为此很感激李四喜，两家人亲如一家。
不料一年之后，李四喜住的那间房突然倒塌，砸断了5岁儿子的一条腿，后来虽然接好，却落下轻微残疾。民政部门调查以后，说这老宅已是危房，与其修缮，不如拆掉，但一时半会又没地方安置陈伯父一家，只能找人把大梁和椽头简单加固一下，让他们接着住在里面，待日后小区改造时再挪窝。李四喜一家则被迁到别处去了。
陈伯父老俩口没有生育，当年从育婴堂抱养了一个儿子，取名陈小齐。解放后，陈小齐进入铁路系统，调动到东北工作，没想到却在肃反运动中自杀了。消息传来，陈伯父登时中风，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后来延医用药，调养了半年，总算能够下地行走，不过右半边轻度麻痹，生活尚能自理，但是干不了什么活，家里家外都靠老伴一个人操持。陈伯母出身平民，没有做过娇小姐，很能吃苦。她把侧屋留下的瓦砾堆清理干净，收拾成一个菜园，种了不少菜，长势旺盛。菜园外边还圈着一些下蛋的母鸡，被一只巨大的公鸡领着踱来踱去，为这破旧的院落平添了几分生气。
陈伯父一家离开杭州时，母亲曾去送行，要了他们的地址。她自己发配到金华以后，按照这个地址顺利地找到他们。有时候劳改厂放假，母亲便蹓跶过来坐坐，这是她在金华唯一能够串门的去处。
我们三人的到来，让老俩口非常高兴。由于事前不曾准备，我和大哥两手空空，没带任何拜年礼物，然而他们却毫不介怀，说年都快过完了，终于等到贵客临门。陈伯母拿出自做的点心招待我们，陈伯父侧坐在床上，口中不住地“嗨、嗨”，兴奋地拍打大腿。由于中风的缘故，他右嘴角老往外淌口水，吐字比较费劲，基本上只说上半句，下半句就由老伴代劳了。他说在杭州见面时我只是个小不点，没想到现在已经这么高大，还当上了解放军，多有出息啊！他重复了几句“多有出息啊！”，忽然喉头一紧，大颗大颗的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老伴知道他又想起了儿子，赶紧拿手帕给他擦眼泪，边把话题岔了开去。
我们在陈家坐了大半个钟头，母亲说必须要走了，否则不能按时回厂。老俩口送我们到院门，母亲叫他们留步。直至我们走到巷子尽头，他们还站在那里冲着我们招手。
回到谢伯母租的民房，母亲换下外衣和皮鞋，仍旧穿上她那身工装。我掏出一百元给她，母亲接过来，抖抖索索地揣到内衣兜里。事前大哥已嘱咐我，不能给母亲太多钱，一则没地儿花，二则容易丢，若让厂方知道了，还要批评家属影响劳动改造。
我把衣服鞋子装到两只袋子里，和大哥一起送母亲回宿舍。天色已晚，路灯有一盏没一盏的，我怕母亲摔跤，便搀着她前行。大哥拎着东西在另一侧走着，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到了厂门口，母亲说不用送了，但我还是坚持要送。分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能拖一分钟就拖一分钟吧！
母亲的集体宿舍其实是间庙屋，古庙的其他建筑已经拆没了，只剩下这一间，摆满了几十张单人床。每张床所占的空间就是她们各自的小房舍，前后左右堆放了许多什物，看起来十分零乱，但母亲很容易找到她所要的东西。大屋四处透风，虽然当间生着炉火，却并不感到暖和。
大概是因为白天已经见过面，一屋子老太太对于我和大哥的到来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只有谢伯母走过来跟我们说说话，其他人仍然忙活自己的事，有的洗衣服，有的缝被子，有的在看家信。她们刚刚吃过晚饭，瞧上去颇为悠闲，并不像是一群“老改犯”。动物园里的动物关久了，也会显出这种悠闲来，让游客们觉得它们生活得很幸福。
母亲取出一个小本子，里面珍藏着子女的照片。这个小本子包含着她所有的眷恋和期盼，闲暇时她会翻开来看看，并借机向工友们展示展示，博得一番夸奖。我这次带给她一张军官照，是升衔加薪那一年拍的，经过手工上色，搞得面如满月，目若朗星，雄姿英发好似周瑜。这样的剧照很合母亲口味，待谢伯母把玩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收到小本子里面，一边叮嘱我要多写信，多寄些照片。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母亲表现得相当克制，并没有像开初那样痛哭，只是用手绢不停地擦拭眼角。我慰勉她好好改造，争取提前释放，取得公民权，我们做子女的自会妥善安排她的晚年生活——其实这话根本就是空头支票。母亲一直承受着新时代对我家的惩罚，艰辛而孤单地打发余生，而我们这些子女却各谋出路，任由母亲自生自灭。她在老改厂的25年，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谜一般的岁月。我能留下的全部记录，就只有今天这几篇文字。】
2013-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