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杏仁素抗癌神话的背后
（由“吃与活”译自Irving J. Lerner— Laetrile: A Lesson in Cancer Quackery，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31:91–95, 1981）
译者序：癌症作为一个久攻不下的医学堡垒，属于“疑难杂症”中的“难”症。由于正规的癌症治疗方法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些偏方和骗术就应运而生了。其中很多就象肥皂泡一样吹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破了。有些却一直没有断绝，还不时地被端出来当成灵丹妙药献给不明真相的患者。苦杏仁素疗法就是一个最“杰出”的抗癌骗术，睿智如里根总统都难免受其诱惑。我把这篇发表于34年前的文章翻译给大家，是因为这篇文章对苦杏仁素现象给出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分析，现在读来并不觉得过时。各位如果要更多了解苦杏仁素疗法，我在最后提供了一些资料。网友说只要世上还有不治之症，各种偏方骗术就不可能绝迹。上面的插图表明上当受骗与我们自己也有很大关系。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增加大家的免疫力，因为苦杏仁素之后，各种骗术还会纷至沓来。
正规癌症治疗以外的骗术疗法至少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存在和发展着。在20世纪的初期，Koch抗毒素法，Hoxsey方法，以及Krebiozen疗法，是很多兴盛一时而又迅速曝光破灭的骗术疗法中的几个例子。然而以前所有的抗癌骗术同苦杏仁素（Laetrile）疗法的十字军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苦杏仁素疗法无疑是在医学史上最狡猾，最复杂，也是最有利可图的抗癌骗术。
苦杏仁素的来历
苦杏仁素的成功推销是近15年的事，但这种物质第一次被用作治疗癌症是在50年前。在1920年代，一位晦涩的旧金山市全科医生老克利博 (Dr. Ernst Krebs, Sr.) 在自己家的实验室研究如何改善非法威士忌的味道时，暗示苦杏仁的提取物可以减小老鼠的肿瘤 (1) 。但老克利博在1936年就警告这种提取物 (主要是苦杏仁甙 amygdalin) 太不可靠也太危险，不能给人来用。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小克利博 (Ernst Krebs, Jr.) 声称合成了一种安全的苦杏仁甙的同类物“Laetrile (苦杏仁素)”。从那时起，对苦杏仁素的推销就开始了。实际上当时销售的苦杏仁素是一个混合物，起作用的可能还是苦杏仁甙 （2）。
随后由于加拿大冒险家Andrew McNaughton, Jr.的加入以及墨西哥病理医生Ernesto Contreras开了个典型的“边境诊所”，使苦杏仁素疗法得以发扬光大。但这只限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西海岸。到了1972年，美国医生John Richardson因卖苦杏仁素违反了加州的法律而被捕。由于Richardson是John Birch Society （译者注：一个反共，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组织。）的活跃成员。这激起了极右的复杂政治机器以及新宗教般的极端饮食追风主义者（food faddists）的支持，随后对苦杏仁素的支持风潮横扫全美。
社会原因
“水门事件”后，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美国反传统，反政府，反法规的运动达到了高潮。限制苦杏仁素被认为是违反了个人选择治疗癌症方法的自由，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同情。另外，由于苦杏仁素是从很多有机产品中提取出来的，也吸引了那些崇尚“自然食品”，反对化学添加剂和药物的人。与这些思潮相联系的是在1970年代的社会现象：至少在当时，很多美国人产生了对以往科学信心的逆反，选择相信那些他们知道是根本不可信的东西。这种简单化的寻找奇迹的“魔术思维”可能是星象学，信仰疗法，各种奇异的邪教，电影“驱魔师”，以及苦杏仁的提取物可以治疗所有癌症的想法突然风行起来的原因之一。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即媒体引起的对癌症的关注，人们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关心癌症“受害者”，强烈要求不要剥夺患者的任何希望，无论这种希望是多么的渺茫。
经济原因
尽管苦杏仁素运动是由很多政治上极右的组织和一些真诚而狂热的反科学的极端饮食追风主义者推动的，我们不能忽视少数核心鼓动者的动机。Contreras 和Richardson 都因为苦杏仁疗法而发了大财。在1973年到1975年的27个月间，其中一个人就在银行存款250万美元（译者注: 相当于2015年的1125万美元）（3）。苦杏仁素生产成本很低，产品也不注意纯度和无菌，但市场价一片要一美元多，一个小瓶注射液要十美元。不仅如此，患者还要被劝说购买一系列花费不菲的“维生素”，“矿物质”，“酶”，“补充剂”，以及特殊的饮食。这种疗法不仅被宣传用来治疗所有种类的癌症，而且被用来治疗“临床前”癌症。所谓的“临床前”癌症的表现包括一长串的症状，如全身乏力，“隐隐作痛”，和“抑郁”；该产品也用于癌症的预防 （4）。一句话，所有人都应该使用（当然也要付费来买）苦杏仁素以及这种“综合”（holistic）治疗的其它产品。
一种“安全维生素”的两个的神话
苦杏仁素的前所未有的成功与两个关于苦杏仁素 的“神话”的出台关系很大。1970年，小克利博宣布他发现了所有癌症的病因 （5）。他下结论说：癌症，就是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与缺乏维生素B12的恶性贫血一模一样。按小克利博的说法，那种癌症缺乏的维生素就是苦杏仁素，他称之为“维生素B17”（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发明”了“维生素B15”）。
这个所谓的“发现”是一石多鸟的。小克利博以前的关于苦杏仁素的理论了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为毫无根据，这样他就再也不用为那个理论来辩护了。更重要的是，苦杏仁素已经是一种“维生素”了，他可能就不用被联邦政府关于药物上市的法规所左右了。最后，小克利博可以利用美国人对维生素的众所周知的热爱来宣传苦杏仁素。尽管苦杏仁素已经被全国营养专组和其他专家鉴定不符合任何维生素的标准 （6），但这丝毫不损害美国人对这种神话的接受。
另一种更为有害的神话如下：与正统的化疗的毒副作用相比，苦杏仁素是完全安全的。按重量算，苦杏仁甙含有6%的氰化物。如果一个500毫克剂量的苦杏仁素的氰化物被释放出来，很可能会致人死命。好在释放氰化物的那种葡萄糖苷酶在体内并不存在，那么注射的苦杏仁素可能会完整地从尿里排出。但吃进去的是否安全则依赖于肠道内那种葡萄糖苷酶是否存在了。而各种食物很可能含有那种葡萄糖苷酶。这样的药物是极其危险的。Schmidt等人用狗做实验证明了口服苦杏仁素的毒性 （7）。最有悲剧性的案例报告是一位11个月的幼儿吞食了不多于五片他爸爸的苦杏仁素片剂而死于氰化物中毒 （8）。为了抵消这种无毒的危险神话，前FDA的Kennedy专员广泛发布苦杏仁素有毒的警告。
数据
与鼓吹者所说的相反，苦杏仁素一定是一个不必通过FDA按联邦食品和药物法案的许可而得到最彻底研究的化合物 （9）。在23个不同的动物肿瘤模型中，苦杏仁素非常一致地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重复的好处来。这是所有的标准动物肿瘤模型，而且很多实验都做得格外认真。所有现有的得到承认的抗癌药物都至少在一些动物模型上显示出效果；其中有一些系统是如此敏感，以致于在这些模型上有效的药物在人体临床实验上并无效果。在1970年苦杏仁素的鼓吹者申请FDA批准人体实验被拒后，他们并不愿意重新申请，这似乎意味着这些鼓吹者也明白苦杏仁素在动物上也没有什么效果。
一个药物可能在所有动物模型上都无效但在人体上却有效。尽管这种情况在医学史上从未出现过，但并非不可能。而苦杏仁素在人体上的数据一般而言质量都是非常低，属于个人叙述，而且记述很差，对癌症治疗效果的衡量非常不可靠。对近200个苦杏仁素治疗病例的独立研究表明，没有一个病例能够毫无疑问地显示苦杏仁素治疗的有效性。
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ancer）在政治压力下，进行了一项对苦杏仁素对人体作用的回顾性研究，以便决定是否有道德和科学意义上的理由来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 （10）。尽管鼓吹者肯定地说有七万美国人接受了苦杏仁素治疗，一封对所有美国医生和苦杏仁素鼓吹者的公开信征求他们成功的结果，只获得了68个可衡量的案例，虽然这封信有45万5千的发行量。在这些案例中，有6个病人癌症有客观的改善而同时接受了苦杏仁素治疗。
尽管这点结果并不能给出苦杏仁素抗癌的任何肯定结论，国立癌症研究所还是建议了一个前瞻性的临床试验。这个试验需要食品和药物法案的特许，因为该法案规定新的药物必须先在动物上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然后才能做人体实验。经过一年的延迟以后，部分地因为没有一个称为“苦杏仁素”的产品可以通过FDA的纯度和无菌度的标准，FDA同意了这个特许。
法律（11）
苦杏仁素的合法性问题曾经充满了全美的法庭和立法机构。法庭的裁决就象沼泽地一样互相矛盾，在1978和1979年，一个趋势终于到来了。1977年在俄克拉何马州的联邦区域法庭的Luther Bohanon法官裁决在“祖父条款”下苦杏仁素可以不受食品和药物法案的制约，因为“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有获得药物的个人权利。在食品和药物法案不适用于“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理由下，这个裁决被美国第十次巡回上诉法庭所肯定。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却不同意这样的概念，即“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就可以比其他公民少享受对消费者利益保护。最高法院将这个案子发回巡回法庭重审。1980年2月，巡回法院裁决苦杏仁素不享受豁免，食品和药物法案的的禁令并不违反任何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些裁决也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
当一个加州低级法庭判决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用药的权利以及医生选择药物和给病人用药权利而使用苦杏仁素治疗癌症，加州最高法庭推翻了这个不符合加州的法律的判决。而美国最高法庭也不受理企图推翻加州最高法庭裁决的请求。尽管一些州级法庭的决定支持父母或监护人有权选择苦杏仁素为其孩子或被监护人治病，麻省最高法院裁决五岁的Chad Green的父母不仅不可以非法阻止孩子接受正规的化疗，他们也不能用苦杏仁素来治疗孩子。(译者注: Chad Green的父母后来带着孩子逃到墨西哥治疗, 无效,孩子不久去世。详情见延伸阅读)。
当苦杏仁素不能满足食品和药物法案所要求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苦杏仁素的支持者们采取了迂回战术，开始在各个州内使苦杏仁素合法化。利用右翼政治机器的游说工具，加上正规医学机构的组织和信息不灵，这个运动很快赢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州的立法者对科学数据的证据和负责任的药物检验程序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决定性地被那些高度充满感情的见证和一群群苦杏仁素的忠实信徒所感动。随着阿拉斯加在1976/1977年度的领头行动，13个州在当年，7个州在一年以后使苦杏仁素合法化。这些法案在实践上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这个药物早已不难得到。但在情感上的冲击却很可观。各州关于苦杏仁素的立法，不管如何对其使用和制造进行限制，都隐含着苦杏仁素有一点作用的意味，并给试图给绕过这个经过75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食品与药物法案创造了一个先例。
结论
对苦杏仁素的推广与以前癌症治疗骗术运动并无不同，实际上它是这类运动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它与以前运动的区别在于取得成功的程度。苦杏仁素十字军利用独特的社会政治气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社会政治气候包括日渐增长的对现有体制的敌意，对一个简单解决方案的企盼，以及对不能破解癌症之谜的挫折感。它的背后有复杂激进的政治机器和靠盈利而得到的巨额经费的支持。不管怎样，虽然评价这个历史现象尚需时间，苦杏仁素运动似乎已经过了顶峰，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退。最近重要的法庭裁决证实了这一点。已有证据表明州级苦杏仁素立法的花车游行已经没落，人们可以怀疑还会有其它的州加入进来。不仅试验数据还在不断地证明苦杏仁素在动物与人的癌症治疗上的无效性，公众也似乎更加了解了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对公众宣传苦杏仁素的毒性的运动取得了一些可以衡量的成绩。在所有的因素中，可能是五岁的Chad Green的不必要和不可原谅的死亡，对敲响了苦杏仁素运动的丧钟起了重要作用。
思考苦杏仁素现象的时候，请考虑最后两个问题：下一代的抗癌骗术的鼓动者能够从苦杏仁素运动中学习到足够的经验并加以改善吗？或者，我们的医疗人员能从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来迅速有效地揭穿下一个骗术吗？
参考文献：
1. Culbert M: Freedom From Cancer: The Amazing Story of Vitamin B17, or Laetrile. Seal Beach, Calif. 1976 Press. 1976. Pp 78,94-96.
2. Laetrile: The Commissioner’s Decision. The Federal Register.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ugust 5, 1977. pp 6-8.
3. Laetrile: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a Scientific Failure. Consumer Reports. August, 1977.
4. Richardson JA. Griffin P: Laetrile: Case Historie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7, p 9.
5. Krebs ET Jr: The nitrilosides (Vitamin B17). Their nature, occurrence, and metabolic significance. Antineoplastics Vitamin B17. J Appl Nutr 22:75-86, 1970.
6. Greeberg DM: The vitamin fraud in cancer quackery. West J Med 122:345-348, 1975.
7. Schmidt ES. Newton GW, Sanders SM, et al: Laetrile toxicity studies in dogs. JAMA 239: 943-947, 1978.
8. Braico KT. Humbert JR, Terplan KL, et al: Laetrile intoxication: report of a fatal case. N Engl J Med 238-240. 1979.
9. Dorr RT, Paxinos J: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etrile. Ann Intern Med 89:389-397, 1978.
10. Ellison NM. Byar DP, Newell GR: Special Report on Laetrile: The NCI Laetrile Review.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 retrospective laetrile analysis. N Engl J Med 299: 549-552, 1978.
11. Lerner GM. Weeks JE: The Laetrile power play in drug marketing. Hamline Law Rev 3: 1-50, 1980.
译后记：这篇34年前的文章当然不能提供苦杏仁疗法的全面信息。所以提供下面的文献给愿意继续研究的朋友参考。
相关博文“苦杏仁治疗癌症有效吗？”
关于Chad Green的故事“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Chad Green”
关于苦杏仁素从业人员和行业的巨额盈利和苦杏仁素毒性的深度了解
Herbert V. Laetrile: the cult of cyanide. Promoting poison for profit. Am J Clin Nutr. 1979 May;32(5):1121-58.
美国癌症协会关于苦杏仁素的介绍
纪念斯隆嗯凯特琳医院关于苦杏仁苷的客观评价
Benjamin Wilson, M.D “The Rise and Fall of Laetrile”
各种癌症的替代疗法
正规癌症治疗以外的骗术疗法至少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存在和发展着。在20世纪的初期，Koch抗毒素法，Hoxsey方法，以及Krebiozen疗法，是很多兴盛一时而又迅速曝光破灭的骗术疗法中的几个例子。然而以前所有的抗癌骗术同苦杏仁素（Laetrile）疗法的十字军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苦杏仁素疗法无疑是在医学史上最狡猾，最复杂，也是最有利可图的抗癌骗术。
苦杏仁素的来历
苦杏仁素的成功推销是近15年的事，但这种物质第一次被用作治疗癌症是在50年前。在1920年代，一位晦涩的旧金山市全科医生老克利博 (Dr. Ernst Krebs, Sr.) 在自己家的实验室研究如何改善非法威士忌的味道时，暗示苦杏仁的提取物可以减小老鼠的肿瘤 (1) 。但老克利博在1936年就警告这种提取物 (主要是苦杏仁甙 amygdalin) 太不可靠也太危险，不能给人来用。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小克利博 (Ernst Krebs, Jr.) 声称合成了一种安全的苦杏仁甙的同类物“Laetrile (苦杏仁素)”。从那时起，对苦杏仁素的推销就开始了。实际上当时销售的苦杏仁素是一个混合物，起作用的可能还是苦杏仁甙 （2）。
随后由于加拿大冒险家Andrew McNaughton, Jr.的加入以及墨西哥病理医生Ernesto Contreras开了个典型的“边境诊所”，使苦杏仁素疗法得以发扬光大。但这只限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西海岸。到了1972年，美国医生John Richardson因卖苦杏仁素违反了加州的法律而被捕。由于Richardson是John Birch Society （译者注：一个反共，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组织。）的活跃成员。这激起了极右的复杂政治机器以及新宗教般的极端饮食追风主义者（food faddists）的支持，随后对苦杏仁素的支持风潮横扫全美。
社会原因
“水门事件”后，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美国反传统，反政府，反法规的运动达到了高潮。限制苦杏仁素被认为是违反了个人选择治疗癌症方法的自由，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同情。另外，由于苦杏仁素是从很多有机产品中提取出来的，也吸引了那些崇尚“自然食品”，反对化学添加剂和药物的人。与这些思潮相联系的是在1970年代的社会现象：至少在当时，很多美国人产生了对以往科学信心的逆反，选择相信那些他们知道是根本不可信的东西。这种简单化的寻找奇迹的“魔术思维”可能是星象学，信仰疗法，各种奇异的邪教，电影“驱魔师”，以及苦杏仁的提取物可以治疗所有癌症的想法突然风行起来的原因之一。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即媒体引起的对癌症的关注，人们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关心癌症“受害者”，强烈要求不要剥夺患者的任何希望，无论这种希望是多么的渺茫。
经济原因
尽管苦杏仁素运动是由很多政治上极右的组织和一些真诚而狂热的反科学的极端饮食追风主义者推动的，我们不能忽视少数核心鼓动者的动机。Contreras 和Richardson 都因为苦杏仁疗法而发了大财。在1973年到1975年的27个月间，其中一个人就在银行存款250万美元（译者注: 相当于2015年的1125万美元）（3）。苦杏仁素生产成本很低，产品也不注意纯度和无菌，但市场价一片要一美元多，一个小瓶注射液要十美元。不仅如此，患者还要被劝说购买一系列花费不菲的“维生素”，“矿物质”，“酶”，“补充剂”，以及特殊的饮食。这种疗法不仅被宣传用来治疗所有种类的癌症，而且被用来治疗“临床前”癌症。所谓的“临床前”癌症的表现包括一长串的症状，如全身乏力，“隐隐作痛”，和“抑郁”；该产品也用于癌症的预防 （4）。一句话，所有人都应该使用（当然也要付费来买）苦杏仁素以及这种“综合”（holistic）治疗的其它产品。
一种“安全维生素”的两个的神话
苦杏仁素的前所未有的成功与两个关于苦杏仁素 的“神话”的出台关系很大。1970年，小克利博宣布他发现了所有癌症的病因 （5）。他下结论说：癌症，就是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与缺乏维生素B12的恶性贫血一模一样。按小克利博的说法，那种癌症缺乏的维生素就是苦杏仁素，他称之为“维生素B17”（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发明”了“维生素B15”）。
这个所谓的“发现”是一石多鸟的。小克利博以前的关于苦杏仁素的理论了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为毫无根据，这样他就再也不用为那个理论来辩护了。更重要的是，苦杏仁素已经是一种“维生素”了，他可能就不用被联邦政府关于药物上市的法规所左右了。最后，小克利博可以利用美国人对维生素的众所周知的热爱来宣传苦杏仁素。尽管苦杏仁素已经被全国营养专组和其他专家鉴定不符合任何维生素的标准 （6），但这丝毫不损害美国人对这种神话的接受。
另一种更为有害的神话如下：与正统的化疗的毒副作用相比，苦杏仁素是完全安全的。按重量算，苦杏仁甙含有6%的氰化物。如果一个500毫克剂量的苦杏仁素的氰化物被释放出来，很可能会致人死命。好在释放氰化物的那种葡萄糖苷酶在体内并不存在，那么注射的苦杏仁素可能会完整地从尿里排出。但吃进去的是否安全则依赖于肠道内那种葡萄糖苷酶是否存在了。而各种食物很可能含有那种葡萄糖苷酶。这样的药物是极其危险的。Schmidt等人用狗做实验证明了口服苦杏仁素的毒性 （7）。最有悲剧性的案例报告是一位11个月的幼儿吞食了不多于五片他爸爸的苦杏仁素片剂而死于氰化物中毒 （8）。为了抵消这种无毒的危险神话，前FDA的Kennedy专员广泛发布苦杏仁素有毒的警告。
数据
与鼓吹者所说的相反，苦杏仁素一定是一个不必通过FDA按联邦食品和药物法案的许可而得到最彻底研究的化合物 （9）。在23个不同的动物肿瘤模型中，苦杏仁素非常一致地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重复的好处来。这是所有的标准动物肿瘤模型，而且很多实验都做得格外认真。所有现有的得到承认的抗癌药物都至少在一些动物模型上显示出效果；其中有一些系统是如此敏感，以致于在这些模型上有效的药物在人体临床实验上并无效果。在1970年苦杏仁素的鼓吹者申请FDA批准人体实验被拒后，他们并不愿意重新申请，这似乎意味着这些鼓吹者也明白苦杏仁素在动物上也没有什么效果。
一个药物可能在所有动物模型上都无效但在人体上却有效。尽管这种情况在医学史上从未出现过，但并非不可能。而苦杏仁素在人体上的数据一般而言质量都是非常低，属于个人叙述，而且记述很差，对癌症治疗效果的衡量非常不可靠。对近200个苦杏仁素治疗病例的独立研究表明，没有一个病例能够毫无疑问地显示苦杏仁素治疗的有效性。
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ancer）在政治压力下，进行了一项对苦杏仁素对人体作用的回顾性研究，以便决定是否有道德和科学意义上的理由来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 （10）。尽管鼓吹者肯定地说有七万美国人接受了苦杏仁素治疗，一封对所有美国医生和苦杏仁素鼓吹者的公开信征求他们成功的结果，只获得了68个可衡量的案例，虽然这封信有45万5千的发行量。在这些案例中，有6个病人癌症有客观的改善而同时接受了苦杏仁素治疗。
尽管这点结果并不能给出苦杏仁素抗癌的任何肯定结论，国立癌症研究所还是建议了一个前瞻性的临床试验。这个试验需要食品和药物法案的特许，因为该法案规定新的药物必须先在动物上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然后才能做人体实验。经过一年的延迟以后，部分地因为没有一个称为“苦杏仁素”的产品可以通过FDA的纯度和无菌度的标准，FDA同意了这个特许。
法律（11）
苦杏仁素的合法性问题曾经充满了全美的法庭和立法机构。法庭的裁决就象沼泽地一样互相矛盾，在1978和1979年，一个趋势终于到来了。1977年在俄克拉何马州的联邦区域法庭的Luther Bohanon法官裁决在“祖父条款”下苦杏仁素可以不受食品和药物法案的制约，因为“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有获得药物的个人权利。在食品和药物法案不适用于“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理由下，这个裁决被美国第十次巡回上诉法庭所肯定。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却不同意这样的概念，即“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就可以比其他公民少享受对消费者利益保护。最高法院将这个案子发回巡回法庭重审。1980年2月，巡回法院裁决苦杏仁素不享受豁免，食品和药物法案的的禁令并不违反任何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些裁决也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
当一个加州低级法庭判决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用药的权利以及医生选择药物和给病人用药权利而使用苦杏仁素治疗癌症，加州最高法庭推翻了这个不符合加州的法律的判决。而美国最高法庭也不受理企图推翻加州最高法庭裁决的请求。尽管一些州级法庭的决定支持父母或监护人有权选择苦杏仁素为其孩子或被监护人治病，麻省最高法院裁决五岁的Chad Green的父母不仅不可以非法阻止孩子接受正规的化疗，他们也不能用苦杏仁素来治疗孩子。(译者注: Chad Green的父母后来带着孩子逃到墨西哥治疗, 无效,孩子不久去世。详情见延伸阅读)。
当苦杏仁素不能满足食品和药物法案所要求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苦杏仁素的支持者们采取了迂回战术，开始在各个州内使苦杏仁素合法化。利用右翼政治机器的游说工具，加上正规医学机构的组织和信息不灵，这个运动很快赢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州的立法者对科学数据的证据和负责任的药物检验程序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决定性地被那些高度充满感情的见证和一群群苦杏仁素的忠实信徒所感动。随着阿拉斯加在1976/1977年度的领头行动，13个州在当年，7个州在一年以后使苦杏仁素合法化。这些法案在实践上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这个药物早已不难得到。但在情感上的冲击却很可观。各州关于苦杏仁素的立法，不管如何对其使用和制造进行限制，都隐含着苦杏仁素有一点作用的意味，并给试图给绕过这个经过75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食品与药物法案创造了一个先例。
结论
对苦杏仁素的推广与以前癌症治疗骗术运动并无不同，实际上它是这类运动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它与以前运动的区别在于取得成功的程度。苦杏仁素十字军利用独特的社会政治气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社会政治气候包括日渐增长的对现有体制的敌意，对一个简单解决方案的企盼，以及对不能破解癌症之谜的挫折感。它的背后有复杂激进的政治机器和靠盈利而得到的巨额经费的支持。不管怎样，虽然评价这个历史现象尚需时间，苦杏仁素运动似乎已经过了顶峰，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退。最近重要的法庭裁决证实了这一点。已有证据表明州级苦杏仁素立法的花车游行已经没落，人们可以怀疑还会有其它的州加入进来。不仅试验数据还在不断地证明苦杏仁素在动物与人的癌症治疗上的无效性，公众也似乎更加了解了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对公众宣传苦杏仁素的毒性的运动取得了一些可以衡量的成绩。在所有的因素中，可能是五岁的Chad Green的不必要和不可原谅的死亡，对敲响了苦杏仁素运动的丧钟起了重要作用。
思考苦杏仁素现象的时候，请考虑最后两个问题：下一代的抗癌骗术的鼓动者能够从苦杏仁素运动中学习到足够的经验并加以改善吗？或者，我们的医疗人员能从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来迅速有效地揭穿下一个骗术吗？
参考文献：
1. Culbert M: Freedom From Cancer: The Amazing Story of Vitamin B17, or Laetrile. Seal Beach, Calif. 1976 Press. 1976. Pp 78,94-96.
2. Laetrile: The Commissioner’s Decision. The Federal Register.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ugust 5, 1977. pp 6-8.
3. Laetrile: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a Scientific Failure. Consumer Reports. August, 1977.
4. Richardson JA. Griffin P: Laetrile: Case Historie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7, p 9.
5. Krebs ET Jr: The nitrilosides (Vitamin B17). Their nature, occurrence, and metabolic significance. Antineoplastics Vitamin B17. J Appl Nutr 22:75-86, 1970.
6. Greeberg DM: The vitamin fraud in cancer quackery. West J Med 122:345-348, 1975.
7. Schmidt ES. Newton GW, Sanders SM, et al: Laetrile toxicity studies in dogs. JAMA 239: 943-947, 1978.
8. Braico KT. Humbert JR, Terplan KL, et al: Laetrile intoxication: report of a fatal case. N Engl J Med 238-240. 1979.
9. Dorr RT, Paxinos J: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etrile. Ann Intern Med 89:389-397, 1978.
10. Ellison NM. Byar DP, Newell GR: Special Report on Laetrile: The NCI Laetrile Review.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 retrospective laetrile analysis. N Engl J Med 299: 549-552, 1978.
11. Lerner GM. Weeks JE: The Laetrile power play in drug marketing. Hamline Law Rev 3: 1-50, 1980.
译后记：这篇34年前的文章当然不能提供苦杏仁疗法的全面信息。所以提供下面的文献给愿意继续研究的朋友参考。
相关博文“苦杏仁治疗癌症有效吗？”
关于Chad Green的故事“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Chad Green”
关于苦杏仁素从业人员和行业的巨额盈利和苦杏仁素毒性的深度了解
Herbert V. Laetrile: the cult of cyanide. Promoting poison for profit. Am J Clin Nutr. 1979 May;32(5):1121-58.
美国癌症协会关于苦杏仁素的介绍
纪念斯隆嗯凯特琳医院关于苦杏仁苷的客观评价
Benjamin Wilson, M.D “The Rise and Fall of Laetrile”
各种癌症的替代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