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蛮族勇士 提交日期:2012-07-16 17:24
细说武汉——探寻中部崛起之路（文：蛮族勇士）
（本文原本是我进行2011年年度总结的时候，对武汉这个城市做的分析，原帖地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house/1/353107.shtml 后来问题越讲越深，开始产生中国第二次产业转移这个宏大命题。现在想起来，感觉有必要单独将它列成一个帖子，以供深入的讨论。）
第一章：中部困局
在我前期的文章中，从未系统的解释过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作为全球第一的工业大国，发展工业是中国诸市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北京除外），因此在论述中西部城市的前景时，我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工业的基础要求。一般来说，发展传统制造业依赖两大要素：交通和能源，两者缺一不可。原材料和人力的问题很小，强大的货运和客运能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运输和能源必须依赖于路网和水电煤气生产和输送网络的建设，需要巨大而持续的投入。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的造价达到3500万/公里；电力建设的投入更是惊人，每1千瓦的生产能力，造价平均超过3000元。任何城市要发展工业，都必须解决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现在试图发展工业，从中国手中竞争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非常落后，其各项建设投入的单价必定高于中国。中国用30年时间节衣缩食完成了基本覆盖全国的基础建设，其它亚洲国家到今时今日才开始这些建设，它们需要投入的社会财富将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到目前为止，完全看不出这些国家有完成基础建设的可能性。印度连首都都经常停电，越南更是有一大半的人喝不上自来水。因此这些国家，就算要争抢中国的各项基础制造业，也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近年来在国内蔓延的中国制造业末日论、被东南亚国家超越论，全是奇谈怪论，不值一驳。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的各项产业都只可能在国内进行转移，大规模转移到东南亚等国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中国形成目前东强西弱的经济格局，有其必然性。上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城市凭借其良好的港口运输条件，率先承接了国际产业大分工时期由欧美诸国转移出来的传统制造业，由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中国自此开始了每年固定两次的人口大迁移：超过两亿的民工，春节前夕从东部回归中西部，春节后再从中西部汇聚东部。从1980年代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变化。道理很简单：穷中国之力，也只能满足东部城市的建设需要。钢筋水泥、电力、人才，等等等等，全都优先倾斜于东部。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限时供水供电这种供应短绝的现象。现在的广州或上海人对在家里备一个水缸存水的行为闻所未闻，而中西部城市的居民们至今在装修时都会下意识的在厨厕里预留出水缸的位置。物资短缺在中西部城市的居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淡化。
2000年之后，随着东部的建设逐渐达到饱和，高速公路已经通达到每一个县城，东部城市开始富裕起来，因此它们对资源的吸纳也不再那么酷烈，资源逐渐回流中西部，并带动了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地区的路网，在2000年前几乎只有修修补补的小动作，坑洼崎岖，曲折难行。当时在四川省内开车走一圈，搞自驾游，那得抱着随时为了中国人民的旅游事业奉献生命的决心。2000年之后中西部也开始启动高速路网建设，在这新世纪的10年中，四川建成了近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基本贯通各地级市；而湖北建了2800多公里。
中西部城市的面貌开始改变，产业基础得到了改善。同时，富裕起来的东部城市，也开始从事更高回报的产业门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对回报率很低的、高污染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反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出现产业转移的迹象。东部开始放弃最低端的“三来一补”和代工行业，这些产业开始向西部的人口大省转移，这就是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四川成都和陕西西安因此在05年后踏上了城市崛起之路，GDP几乎可以实现每三年翻一番，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东部绝大多数城市。
然而，不幸的是，中部省份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产区，对污染型工业有着强大的抵触。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这些拥有全中国最优质农田的中部省份面对 “三来一补”和代工行业的转移大潮束手无策。与在贫瘠的西部艰难求生勉强糊口的农民不同，中部耕种优质农田的农民收入并不比在低端工业的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低多少。因此这些省份的政府官员即使有着无视环境保护法的勇气，它们的人民也会勇敢的站起来，坚决的对低端工业说不。中部省份就此陷入困境。2000年之前中西部一起勒紧裤袋支持东部建设，2000年之后东部开始回馈西部，而中部诸省则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只有付出，却没有回报。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中部诸省似乎即将消失。
这就是中部的困局：它们无法接收最低端的工业，但又没有能力从事高端制造业。它们由此陷入彷徨：怎么办？中部诸省的出路何在？请看下一章：大气武汉。
（本文原本是我进行2011年年度总结的时候，对武汉这个城市做的分析，原帖地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house/1/353107.shtml 后来问题越讲越深，开始产生中国第二次产业转移这个宏大命题。现在想起来，感觉有必要单独将它列成一个帖子，以供深入的讨论。）
第一章：中部困局
在我前期的文章中，从未系统的解释过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作为全球第一的工业大国，发展工业是中国诸市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北京除外），因此在论述中西部城市的前景时，我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工业的基础要求。一般来说，发展传统制造业依赖两大要素：交通和能源，两者缺一不可。原材料和人力的问题很小，强大的货运和客运能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运输和能源必须依赖于路网和水电煤气生产和输送网络的建设，需要巨大而持续的投入。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的造价达到3500万/公里；电力建设的投入更是惊人，每1千瓦的生产能力，造价平均超过3000元。任何城市要发展工业，都必须解决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现在试图发展工业，从中国手中竞争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非常落后，其各项建设投入的单价必定高于中国。中国用30年时间节衣缩食完成了基本覆盖全国的基础建设，其它亚洲国家到今时今日才开始这些建设，它们需要投入的社会财富将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到目前为止，完全看不出这些国家有完成基础建设的可能性。印度连首都都经常停电，越南更是有一大半的人喝不上自来水。因此这些国家，就算要争抢中国的各项基础制造业，也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近年来在国内蔓延的中国制造业末日论、被东南亚国家超越论，全是奇谈怪论，不值一驳。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的各项产业都只可能在国内进行转移，大规模转移到东南亚等国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中国形成目前东强西弱的经济格局，有其必然性。上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城市凭借其良好的港口运输条件，率先承接了国际产业大分工时期由欧美诸国转移出来的传统制造业，由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中国自此开始了每年固定两次的人口大迁移：超过两亿的民工，春节前夕从东部回归中西部，春节后再从中西部汇聚东部。从1980年代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变化。道理很简单：穷中国之力，也只能满足东部城市的建设需要。钢筋水泥、电力、人才，等等等等，全都优先倾斜于东部。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限时供水供电这种供应短绝的现象。现在的广州或上海人对在家里备一个水缸存水的行为闻所未闻，而中西部城市的居民们至今在装修时都会下意识的在厨厕里预留出水缸的位置。物资短缺在中西部城市的居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淡化。
2000年之后，随着东部的建设逐渐达到饱和，高速公路已经通达到每一个县城，东部城市开始富裕起来，因此它们对资源的吸纳也不再那么酷烈，资源逐渐回流中西部，并带动了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地区的路网，在2000年前几乎只有修修补补的小动作，坑洼崎岖，曲折难行。当时在四川省内开车走一圈，搞自驾游，那得抱着随时为了中国人民的旅游事业奉献生命的决心。2000年之后中西部也开始启动高速路网建设，在这新世纪的10年中，四川建成了近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基本贯通各地级市；而湖北建了2800多公里。
中西部城市的面貌开始改变，产业基础得到了改善。同时，富裕起来的东部城市，也开始从事更高回报的产业门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对回报率很低的、高污染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反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出现产业转移的迹象。东部开始放弃最低端的“三来一补”和代工行业，这些产业开始向西部的人口大省转移，这就是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四川成都和陕西西安因此在05年后踏上了城市崛起之路，GDP几乎可以实现每三年翻一番，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东部绝大多数城市。
然而，不幸的是，中部省份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产区，对污染型工业有着强大的抵触。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这些拥有全中国最优质农田的中部省份面对 “三来一补”和代工行业的转移大潮束手无策。与在贫瘠的西部艰难求生勉强糊口的农民不同，中部耕种优质农田的农民收入并不比在低端工业的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低多少。因此这些省份的政府官员即使有着无视环境保护法的勇气，它们的人民也会勇敢的站起来，坚决的对低端工业说不。中部省份就此陷入困境。2000年之前中西部一起勒紧裤袋支持东部建设，2000年之后东部开始回馈西部，而中部诸省则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只有付出，却没有回报。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中部诸省似乎即将消失。
这就是中部的困局：它们无法接收最低端的工业，但又没有能力从事高端制造业。它们由此陷入彷徨：怎么办？中部诸省的出路何在？请看下一章：大气武汉。
第二章——大气武汉
要说武汉，就必须从楚文化说起。楚地原为蛮荒之地，原始居民多为苗蛮部落，茹毛饮血，桀骜不化。炎黄部落战争后，炎帝部落战败，遂从陕西沿汉江向湖北地区迁移，收拢和教化各苗蛮部落，并相互影响。在这种长期文化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狂放不羁的楚文化，与黄帝部落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周文化区分庭抗礼。
周文化在之后的千年岁月中逐渐演变为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被中原地区奉为文化上的正朔。礼是什么？礼就是上下等级，尊卑有序。不同的等级之间，必须遵循不同的行为模式，譬如从事不同的职业，穿不同的衣服，行不同的叩拜仪式，这就是“礼”。儒家“礼制”最有利于培养顺民和奴隶，并可以轻易扼杀民众的独立精神。在三叩九拜和繁文缛节之中，所有的个性都会被消灭，所有的勇悍都会被驯化，最终养出一批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在中国古代，凡是儒家大盛的时期，对应的一定是国力最为衰弱不堪的王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国破家亡。譬如东晋的中原陆沉、两宋的丧地辱国、明末的满清入关，而所有这些危难时期，都是楚人挺身而出，力抗强虏，为汉王朝输入勇悍的血液。湖北是中原王朝抗击北虏的最终防线，襄阳则是汉王朝能守住天下的最后期望。襄阳失，则天下亡。东晋依靠楚人保住了半壁江山；南宋依靠襄阳楚军苟延残喘；到了满清末年，又是悍勇的楚人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无耻的满清王朝。
中原文化区在两千余年的儒家教义洗刷之下，普遍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懦弱性格。易水河边的潇潇悲歌，被早就习惯了跪拜的中原诸省当成千古笑谈，凡提及必嘲讽不已。而楚人则完整的传承了勇悍的血脉，冲冠一怒，血流五步。抗战期间，是对中国诸省性格的大考验。假装豪爽的东北人不发一枪就丢失家园，此后日军高歌猛进，每战必胜，大半中国传檄而定，北方的民众均自动的驯服于日军铁蹄之下，安心的做亡国奴。一直打到楚地，日军才遭遇到真正的血性抵抗，至此不能再前进一步。武汉打成焦土、常德打成焦土、长沙打成焦土……每战之后，日军都只能退缩回中原休整，绝不敢在楚地长期驻守。勇悍的楚人真正实现了“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西东，均有抗战守土之责”。此前国军伤亡3成即会崩溃，但楚人为军，每每战至全军覆没。两湖战场，以师为单位的全员牺牲，不断出现，楚人对此习以为常，依然前赴后继。8年抗战，日军只用了1年就席卷大半个中国，剩下的7年，就在楚地反复拉锯。楚人悍不畏死，百万楚军血洒战场，才换回了最后的胜利。我以下面这段话作为对楚文化的总结陈词。常德会战，名将余程万以8千人守城，全军覆没，仅83人生还，战至最后，余将军向司令部发出电文，全文如下：“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以报国恩，并祝胜利。第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说回武汉。武汉的兴起，源于明代中期的汉江改道。此前武汉仅是长江航道上一个非常普通的城市。汉江在大溃决后定型，在汉阳地区流入长江，汉江自此连通了长江航道和陕西区域，成为中国在南北方向上重要性仅次于京杭大运河的运输要道。武汉由此兴起，发展成为中部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武汉文化。港口文化讲究的是兼容并蓄四海为家，武汉人因此乡土观念淡薄，处处无家处处家；远途商贸必须精明干练有勇有谋，因此武汉遍地都是人精；同时，武汉人又保持了楚文化勇悍狂放的精神。千年以降，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最为立体的武汉文化：内外有别。武汉人对亲友爽朗仗义，对外人则精明算计。被精明的武汉人当成朋友非常困难，但一旦交上了朋友，将是非常幸运的事，这意味着你将得到一个真正愿为你两肋插刀的兄弟。附带说一句：外表爽朗的山东人或者东北人，全是一肚子的小肚鸡肠，绝无义气一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问：将勇悍与精明融合为一体的武汉人，将怎么应对中部困局？他们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吗？在每个艰难的时刻都能挺身而出的楚人，他们这一次能够力挽狂澜吗？请期待下一章：中部崛起。
要说武汉，就必须从楚文化说起。楚地原为蛮荒之地，原始居民多为苗蛮部落，茹毛饮血，桀骜不化。炎黄部落战争后，炎帝部落战败，遂从陕西沿汉江向湖北地区迁移，收拢和教化各苗蛮部落，并相互影响。在这种长期文化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狂放不羁的楚文化，与黄帝部落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周文化区分庭抗礼。
周文化在之后的千年岁月中逐渐演变为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被中原地区奉为文化上的正朔。礼是什么？礼就是上下等级，尊卑有序。不同的等级之间，必须遵循不同的行为模式，譬如从事不同的职业，穿不同的衣服，行不同的叩拜仪式，这就是“礼”。儒家“礼制”最有利于培养顺民和奴隶，并可以轻易扼杀民众的独立精神。在三叩九拜和繁文缛节之中，所有的个性都会被消灭，所有的勇悍都会被驯化，最终养出一批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在中国古代，凡是儒家大盛的时期，对应的一定是国力最为衰弱不堪的王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国破家亡。譬如东晋的中原陆沉、两宋的丧地辱国、明末的满清入关，而所有这些危难时期，都是楚人挺身而出，力抗强虏，为汉王朝输入勇悍的血液。湖北是中原王朝抗击北虏的最终防线，襄阳则是汉王朝能守住天下的最后期望。襄阳失，则天下亡。东晋依靠楚人保住了半壁江山；南宋依靠襄阳楚军苟延残喘；到了满清末年，又是悍勇的楚人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无耻的满清王朝。
中原文化区在两千余年的儒家教义洗刷之下，普遍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懦弱性格。易水河边的潇潇悲歌，被早就习惯了跪拜的中原诸省当成千古笑谈，凡提及必嘲讽不已。而楚人则完整的传承了勇悍的血脉，冲冠一怒，血流五步。抗战期间，是对中国诸省性格的大考验。假装豪爽的东北人不发一枪就丢失家园，此后日军高歌猛进，每战必胜，大半中国传檄而定，北方的民众均自动的驯服于日军铁蹄之下，安心的做亡国奴。一直打到楚地，日军才遭遇到真正的血性抵抗，至此不能再前进一步。武汉打成焦土、常德打成焦土、长沙打成焦土……每战之后，日军都只能退缩回中原休整，绝不敢在楚地长期驻守。勇悍的楚人真正实现了“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西东，均有抗战守土之责”。此前国军伤亡3成即会崩溃，但楚人为军，每每战至全军覆没。两湖战场，以师为单位的全员牺牲，不断出现，楚人对此习以为常，依然前赴后继。8年抗战，日军只用了1年就席卷大半个中国，剩下的7年，就在楚地反复拉锯。楚人悍不畏死，百万楚军血洒战场，才换回了最后的胜利。我以下面这段话作为对楚文化的总结陈词。常德会战，名将余程万以8千人守城，全军覆没，仅83人生还，战至最后，余将军向司令部发出电文，全文如下：“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以报国恩，并祝胜利。第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说回武汉。武汉的兴起，源于明代中期的汉江改道。此前武汉仅是长江航道上一个非常普通的城市。汉江在大溃决后定型，在汉阳地区流入长江，汉江自此连通了长江航道和陕西区域，成为中国在南北方向上重要性仅次于京杭大运河的运输要道。武汉由此兴起，发展成为中部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武汉文化。港口文化讲究的是兼容并蓄四海为家，武汉人因此乡土观念淡薄，处处无家处处家；远途商贸必须精明干练有勇有谋，因此武汉遍地都是人精；同时，武汉人又保持了楚文化勇悍狂放的精神。千年以降，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最为立体的武汉文化：内外有别。武汉人对亲友爽朗仗义，对外人则精明算计。被精明的武汉人当成朋友非常困难，但一旦交上了朋友，将是非常幸运的事，这意味着你将得到一个真正愿为你两肋插刀的兄弟。附带说一句：外表爽朗的山东人或者东北人，全是一肚子的小肚鸡肠，绝无义气一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问：将勇悍与精明融合为一体的武汉人，将怎么应对中部困局？他们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吗？在每个艰难的时刻都能挺身而出的楚人，他们这一次能够力挽狂澜吗？请期待下一章：中部崛起。
三、中部崛起
中部其实不穷。2000年湖北省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2268元，以户均3.6人计，农户平均年收入为8165元。紧邻的湖南，当年度农民的户均年收入为7909元。江西是7686元。在当年这样的收入，已经可以集全家之力，节衣缩食，供养出一个省吃俭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此后大多成长为凡事必定以家族利益为重的凤凰男，并将在10年后祸害广大妇女同胞，演绎出无数的感情悲剧。当然，公平的说一句：也正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户必须竭尽全力，乃至剥夺其他兄弟姐妹的学习机会，才能供养出一个大学生，这些农户的子弟们也因此在学习上异常刻苦，竞争异常激烈，并导致中部省份成为高考分数最高的地区（再顺带自夸一下：作为血统纯正的楚人，本人亲眼见识过刻苦到甚至能把数学课本都从头背到尾的神人，但本人还是轻易的战胜他们并拿到了地区高考状元，啦啦啦啦）。这些刻苦的学生瘦弱的肩上，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殷切期望，因此这些简直称得上背负了国仇家恨的学生们大多养成了少年老成寡淡无趣的性情。毕业后这些个凤凰男们必须留在竞争激烈的城市挣扎求生以奉养双亲偿还亲情债务，这导致他们的眼界更加狭窄，情趣更加单调，并注定将最终进化为一名合格的写字楼民工：思维机械，行为拘谨，言辞无趣。
正如我反复说过的，任何数据都需要对比才有意义。与贫穷的西部进行比较：2000年陕西农民的户均年收入仅为5051元，甘肃为5140元，贵州为4950元，云南为5356元。这种收入水平，普遍比中部的两湖地区低40%！这意味着这些西部省份的农民们，大多在温饱线上挣扎。在整体上，他们的子弟没有摆脱贫穷并成长为凤凰男的机会，因为他们太穷了，即使穷全家之力，也交不起当时一年3000块左右的大学学费。因此他们在面对资本家的盘剥时别无选择，只能低头忍受。这也是低端基础工业在2000年之后纷纷向西部迁移的经济上的原因：每个月千把块钱的收入，对中部的农民来说形同鸡肋，但对西部的农民而言，却是救命稻草，可解苍生之倒悬。
中部诸省因此错过了从2000年开始的中国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浪潮。西部大开发红红火火，可以辐射西部诸省的天府之国成都和千年古都西安因此成为了明星，魅力四射，令中部的武汉和长沙黯然失色。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产业经济必定会向前发展。10年前的经验，10年后绝无可能照搬。近10年来东部诸省的工业水平不断提升，并终于在本世纪00年代中后期，撞到了发展的瓶颈：重工业。在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些工业发展方面的基础知识：低端工业无须复杂的机床，譬如服装鞋袜以及小家电的组装，简单的工业流水线和手工操作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但随着工业的发展，往小了说，我们总是要学会生产越来越精细的集成电路，往大了说，我们也一定要学会生产汽车轮船和航天飞机。这都依赖于重工业的发展。要生产出加工精度为1微米的机床，首先必须造出加工精度为1毫米的机床。即使中国在制造业的科技研发问题上长期持山寨为王的态度，破解任何技术都是手到擒来毫不费劲，但要真正山寨出像模像样的产品，也必须依赖于制造上的精细化，在这一点上绝无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因此，在本世纪00年代中后期，由于东北这个传统的重工业基地长期沉睡，落后的重工业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个节骨眼上，武汉挺身而出，带起了中国第二次产业转移的大潮。
我们必须知道，武汉有着悠久的重工业传统。武昌地区的重工业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后期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开湖北铁路局、枪炮厂和纺织厂，并因此在整个武昌地区培育出第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此后武昌逐渐发展成为中部最强大的工业区，重型机床制造、造船及钢铁冶炼等重工业林立。今天的武汉人在文化上以江为界，江北的汉口地区商风鼎盛，而江南的武昌地区则崇尚实业，便是这种重工业传统影响的结果。
2000年，武汉重工业产值810亿，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57%，比轻工业的成绩强不了多少。作为中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重工业重镇，这一成绩实在是非常落后，清晰的显示出中部在上世纪的衰落。此后数年这一比值维持稳定几乎没有变化。到05年，风云突变。这一年重工业产值达到2095亿，比值突然上升到78.3%！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武汉开始义无反顾的承担起推动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重任。此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武船、武钢、武重，以及不可计数的各类重型机械制造厂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吸引了东部城市的装备制造业汇集，由此引发中国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东部的重工业开始逐渐向中部城市转移，合肥和长沙都因此走上了城市发展之路。2010年武汉的重工业产值达到4931亿，占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为76.8%。这一比值在国内已经处于巅峰数据，与上海的78.4%、沈阳的74%处于同一档次，显著高于广州的68%、苏州的62%、长沙的58%、佛山的52%，重工业因此成为武汉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到30%，远远超过武汉传统的商贸行业（运输+批发零售）16%的比值。2011年，武汉的重工业有着超过20%的产值增速，其中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25%。这意味着武汉的重工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与中国当之无愧的重工业第一城市上海进行数据对比。上海2000年重工业产值4119亿，武汉的810亿相当于上海的19.7%。此后这一比值逐年下降，04年下降到最低值13.3%。05年之后形势逆转，武汉的重工业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上海。到2010年，上海重工业产值24346亿，武汉4931亿，比值恢复为20.2%。
说到这里，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太多阐述的必要性。我曾在书里阐述过，武汉的住宅市场在09年后才进入上涨通道。2010年大武汉的销售均价6500元，一手住宅销售面积1124万平米。2011年武汉一手住宅成交面积约1000万平米（扣除新洲、汉南、蔡甸），较2010年仅9%的下降，而均价则上升到7000元，涨幅近8%。在重回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控背景下，武汉强大的产业经济顽强的支撑起了房地产市场。
我已经反复阐述过，房价的本质，是城市的经营水平在住宅销售价格中的集中体现。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及未来，决定了房价的高低。武汉已经确定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中部重工业发展领头羊的地位。它必将成为中部最为耀眼的中心城市。也正因为此，它的房地产市场，也必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总是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宿命感。悍勇狂放的楚文化总能在任何困境中奋起，并带领懦弱的国人走向辉煌。所谓的中部困局，在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楚人放弃了低端制造业，却拿起了高端的重工业。我相信，楚人也必将带领国人走出重工业的瓶颈。这将是时代赋予楚人的宿命般的历史责任。
我深深的，为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楚文化的热血，而感到骄傲。
中部其实不穷。2000年湖北省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2268元，以户均3.6人计，农户平均年收入为8165元。紧邻的湖南，当年度农民的户均年收入为7909元。江西是7686元。在当年这样的收入，已经可以集全家之力，节衣缩食，供养出一个省吃俭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此后大多成长为凡事必定以家族利益为重的凤凰男，并将在10年后祸害广大妇女同胞，演绎出无数的感情悲剧。当然，公平的说一句：也正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户必须竭尽全力，乃至剥夺其他兄弟姐妹的学习机会，才能供养出一个大学生，这些农户的子弟们也因此在学习上异常刻苦，竞争异常激烈，并导致中部省份成为高考分数最高的地区（再顺带自夸一下：作为血统纯正的楚人，本人亲眼见识过刻苦到甚至能把数学课本都从头背到尾的神人，但本人还是轻易的战胜他们并拿到了地区高考状元，啦啦啦啦）。这些刻苦的学生瘦弱的肩上，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殷切期望，因此这些简直称得上背负了国仇家恨的学生们大多养成了少年老成寡淡无趣的性情。毕业后这些个凤凰男们必须留在竞争激烈的城市挣扎求生以奉养双亲偿还亲情债务，这导致他们的眼界更加狭窄，情趣更加单调，并注定将最终进化为一名合格的写字楼民工：思维机械，行为拘谨，言辞无趣。
正如我反复说过的，任何数据都需要对比才有意义。与贫穷的西部进行比较：2000年陕西农民的户均年收入仅为5051元，甘肃为5140元，贵州为4950元，云南为5356元。这种收入水平，普遍比中部的两湖地区低40%！这意味着这些西部省份的农民们，大多在温饱线上挣扎。在整体上，他们的子弟没有摆脱贫穷并成长为凤凰男的机会，因为他们太穷了，即使穷全家之力，也交不起当时一年3000块左右的大学学费。因此他们在面对资本家的盘剥时别无选择，只能低头忍受。这也是低端基础工业在2000年之后纷纷向西部迁移的经济上的原因：每个月千把块钱的收入，对中部的农民来说形同鸡肋，但对西部的农民而言，却是救命稻草，可解苍生之倒悬。
中部诸省因此错过了从2000年开始的中国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浪潮。西部大开发红红火火，可以辐射西部诸省的天府之国成都和千年古都西安因此成为了明星，魅力四射，令中部的武汉和长沙黯然失色。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产业经济必定会向前发展。10年前的经验，10年后绝无可能照搬。近10年来东部诸省的工业水平不断提升，并终于在本世纪00年代中后期，撞到了发展的瓶颈：重工业。在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些工业发展方面的基础知识：低端工业无须复杂的机床，譬如服装鞋袜以及小家电的组装，简单的工业流水线和手工操作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但随着工业的发展，往小了说，我们总是要学会生产越来越精细的集成电路，往大了说，我们也一定要学会生产汽车轮船和航天飞机。这都依赖于重工业的发展。要生产出加工精度为1微米的机床，首先必须造出加工精度为1毫米的机床。即使中国在制造业的科技研发问题上长期持山寨为王的态度，破解任何技术都是手到擒来毫不费劲，但要真正山寨出像模像样的产品，也必须依赖于制造上的精细化，在这一点上绝无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因此，在本世纪00年代中后期，由于东北这个传统的重工业基地长期沉睡，落后的重工业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个节骨眼上，武汉挺身而出，带起了中国第二次产业转移的大潮。
我们必须知道，武汉有着悠久的重工业传统。武昌地区的重工业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后期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开湖北铁路局、枪炮厂和纺织厂，并因此在整个武昌地区培育出第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此后武昌逐渐发展成为中部最强大的工业区，重型机床制造、造船及钢铁冶炼等重工业林立。今天的武汉人在文化上以江为界，江北的汉口地区商风鼎盛，而江南的武昌地区则崇尚实业，便是这种重工业传统影响的结果。
2000年，武汉重工业产值810亿，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57%，比轻工业的成绩强不了多少。作为中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重工业重镇，这一成绩实在是非常落后，清晰的显示出中部在上世纪的衰落。此后数年这一比值维持稳定几乎没有变化。到05年，风云突变。这一年重工业产值达到2095亿，比值突然上升到78.3%！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武汉开始义无反顾的承担起推动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重任。此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武船、武钢、武重，以及不可计数的各类重型机械制造厂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吸引了东部城市的装备制造业汇集，由此引发中国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东部的重工业开始逐渐向中部城市转移，合肥和长沙都因此走上了城市发展之路。2010年武汉的重工业产值达到4931亿，占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为76.8%。这一比值在国内已经处于巅峰数据，与上海的78.4%、沈阳的74%处于同一档次，显著高于广州的68%、苏州的62%、长沙的58%、佛山的52%，重工业因此成为武汉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到30%，远远超过武汉传统的商贸行业（运输+批发零售）16%的比值。2011年，武汉的重工业有着超过20%的产值增速，其中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25%。这意味着武汉的重工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与中国当之无愧的重工业第一城市上海进行数据对比。上海2000年重工业产值4119亿，武汉的810亿相当于上海的19.7%。此后这一比值逐年下降，04年下降到最低值13.3%。05年之后形势逆转，武汉的重工业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上海。到2010年，上海重工业产值24346亿，武汉4931亿，比值恢复为20.2%。
说到这里，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太多阐述的必要性。我曾在书里阐述过，武汉的住宅市场在09年后才进入上涨通道。2010年大武汉的销售均价6500元，一手住宅销售面积1124万平米。2011年武汉一手住宅成交面积约1000万平米（扣除新洲、汉南、蔡甸），较2010年仅9%的下降，而均价则上升到7000元，涨幅近8%。在重回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控背景下，武汉强大的产业经济顽强的支撑起了房地产市场。
我已经反复阐述过，房价的本质，是城市的经营水平在住宅销售价格中的集中体现。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及未来，决定了房价的高低。武汉已经确定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中部重工业发展领头羊的地位。它必将成为中部最为耀眼的中心城市。也正因为此，它的房地产市场，也必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总是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宿命感。悍勇狂放的楚文化总能在任何困境中奋起，并带领懦弱的国人走向辉煌。所谓的中部困局，在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楚人放弃了低端制造业，却拿起了高端的重工业。我相信，楚人也必将带领国人走出重工业的瓶颈。这将是时代赋予楚人的宿命般的历史责任。
我深深的，为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楚文化的热血，而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