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这天是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农历戊子年八月十一），傍晚，太阳落了，晚霞把西边天幕映成了暗红色，天空东南方高挂着白棉絮色、半透明的弯月，像一只扁食似的。星星这儿一颗，那儿一颗地在怯生生地闪现，好像稍不小心就不让冒头儿似的。蓝缎子般的天空一会比一会儿变暗。济南市长春街祥云里窄窄的石板小街上，行人稀少，老大会儿过来个把人，走得急急忙忙的，好像后边被人撵着一样。跟奶奶和表姑一起住在亲戚家的周恒顺已经吃过晚饭，正在小街上和几个小孩儿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子，表姑出来喊他回家，周恒顺听话地跑回家去，剩下几个孩子也跟着散了，整个小街沉寂下来了，像午台上静场一样。
祥云里街东一座宽大的四合院里，廊灯还没有打开，天井中间，老石榴树旁边，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地窖在斑驳的树影中显得很怪，像一只巨兽匍匐在那里，“巨兽”四周是几大堆挖地窖弄出来的鲜土，像沙盘上的山岭。北屋里，电灯明晃晃地照着，房正中八仙桌东边椅子上坐着的是这家的主人，周恒顺他三姨爷爷陆伯言，五十岁左右年纪，白净面皮，向后梳的，整齐的黑发纹丝不乱，眼睛不很大，但透着和善，睿智，他就是陶阳县榆树村程家三小姐程兆菊的先生，前清秀才，民国后东渡扶桑学习法律、经济，回国后在济南先做律师，后来又办实业，曾做过省参议员。日寇占领济南，欲胁迫他出任伪省主席，他虚与委蛇，深夜逃离省城，避居于老家北边陶山朝阳洞内，直到鬼子投降才出洞返回省城，为时人敬佩。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陆伯言无论是避居于深山，还是出没于闹市，无时不在关注天下风云，这会儿正和弟弟、坐在西边椅子上，穿西服，戴金丝眼镜，学者模样的陆伯川，还有在门西旁坐着，穿白衬衫，年轻，精干，但面带愁色的青年—那是陆伯言的儿子，在德惠医院当大夫的陆国栋，三个人一起在讨论时局，陆伯川的女儿，正在医学院读书的陆星儿坐在旁边静听。
陆伯言语调舒缓地说：“……现在，国共两军激战正酣，共军已经兵临济南城下，依我看，济南是守不住的，不但济南守不住，恐怕民国整个国土全都会失守，这场内战共方胜，国方败，江山易主，是大势已定了。”
陆伯川问：“有那么肯定吗？难道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如此不堪一击吗？”
陆伯言说：“自然不是不堪一击，而是不堪一击再击，国民党坚持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不肯真正实行‘宪政’，凡异党、异军、异已都要赶尽杀绝，连闻一多这样的诗人、学者也不放过，而自己那一党一伙的要员们又不争气，不少人贪腐成性，久而久之，岂不民心动摇，民心既失，丢掉政权不过是迟早的事。”
陆伯川微微颔首，又问：“共产党坐天下后，国家前景如何，大哥考虑过吗？”
陆伯言略作沉吟，说：“当然不敢说很快出现太平盛世，但战乱结束，经济恢复并逐渐振兴，民生复苏并慢慢改善，应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我辈多年所盼望的，也许可以如愿以偿了。”
陆伯川扶扶眼镜，再问：“大哥，你别忘了，共产党是信奉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俄经济有发展，国防也强大了，还打败了德国人，但其政权的专制，残暴，草营人命，比沙皇犹有过之，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共产党在中国掌了权，要是学苏俄那一套，可就苦了。我对去台湾心里也游乎，要是共军再打到台湾，再往哪里去呢？难道要亡命天涯？毕竟故土难离，父母虽然不在世了，但也舍不得兄嫂，不过，我和你弟妹还是十分担心，老是惶恐得很。……现在共军攻城在即，想走也走不了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陆伯言看看神情抑郁的弟弟，心里微微悸动，摆了摆手，说：“伯川，你多虑了，过于悲观了，我有个要好的留日同学，是民盟骨干，抗战后期去过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有过接触，他跟我谈过对共党高层的看法儿，近年来，我也注意观察共产党所言所行，我的看法儿是，他们—特别是领袖人物—是一帮理想主义者，而且十分执着，这些人如果不是另起炉灶，在当今党国中谋事，都不愁荣华富贵，但他们偏偏另辟蹊径，确实是有胆识，有主张，有韬略，他们来自民间，历尽艰辛，深谙国之困，民之苦，统一建国后，会拨乱反正，体念民生，应该不会暴虐贪戾。他们是过来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以反专制独裁起家，应该不会上了台就自己来搞专制独裁吧。我看过朋友捎来的毛氏的大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不只是言成理，头头是道，简直是字字珠玑，诵之如沐春风，那笔力、文采，当今党国要人，罕有可与之比肩者！”陆伯言说得有点儿激动：“伯川，我们这个民族，真的苦够了，我年轻负笈东洋，还不是为了报国，可是，却一直未得其门呀。我的选择是定了，宁可在有理想、讲道德，清廉为政的共产党治下被改造，也不去为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殉葬！伯川，你是搞古典文学的，人文情结重，清高傲世，又喜直言，既然留下来了，就努力顺应时代潮流吧！”伯川有点被哥哥一番话打动了，说：“哥，你说的有道理，心同此理，都希望国家统一、富强，”他略一顿，又说：“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是为人、治学的根本，总不至于也要放弃吧？”陆伯言说：“应该不至于，不至于。”
陆伯川转过头来，看着专心听父亲和叔叔谈论，若有所思的国栋，问：“国栋，你岳父岳母走了些天数了，有消息吗？”国栋说：“前几天他们托人捎信来了，早就到台湾了，也安顿下来了，工作还没着落，他们还算是幸运的。”陆伯川又关切地问：“一兰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吗？”国栋说：“算好一点了吧，叔，看着她痛不欲生的样子，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们两人的决定是否明智，我们两人固然得到了爱情，可是一兰却舍弃了全部亲情，她和父母、弟、妹，也许终生都不能相见了。生离竟如死别，太残酷了。……一兰为我做的牺牲太大了。”陆伯川关切地看着侄儿，不知说么好，陆伯言神黯然，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栋儿，多劝劝一兰，也不要过于悲观。生逢乱世，骨肉分离的事所在多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能往开里想，要看长远些，山不转水转，将来说不定会有转机。慎之（邵一兰之父）兄是法学家，虽然做过几年省院法官，但他为人刚正，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早就去大学教书了，这次本可以不走的呀。但他们既然已经走了，你和一兰也结婚了，还是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路还长着哩。”国栋专注地听着，不住点头。陆伯川说：“栋儿，别光在这里陪我们了，回你房间吧，省得一兰一个人呆着难过。”国栋站起来，说：“叔，你和我爸再聊一会儿，我回房去了。”
邵一兰倒不是一个人在房里呆着。南屋—国栋和一兰的新房，房门上贴着大红双喜字—里，国栋的母亲程兆菊，二姨程兆兰，舅舅家守梅表妹，还有四姨家在济南上学的表弟方学增，表妹方学慧，都坐在一起啦呱儿。程兆兰的孙子端阳也像小大人一样，坐在小板凳上，听大人说话。看得出来，大家有意说些乡村的轶闻趣事，想分散一兰的注意力，减少点儿痛苦。一兰明白大家的心思，也做出没什么事儿样子，和大家接伙着说话。虽然如此，眉宇间忧郁之色毕竟难以完全掩盖得住。
陆国栋和邵一兰是上月初十结婚的，到昨天，才算刚过完“蜜月”，但他们的“蜜月”却是苦涩的，甚至是苦不堪言的。邵一兰的父亲邵慎之是国栋父亲的留日同学，民国初年，曾出任省法院法官，因官场贪腐，辞职后去大学教书，国栋和邵一兰从小在一起玩儿，大人们戏称之为“金童玉女”，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两家大人也乐观其成。今年春节后，邵慎之听省城司法界熟人说，共产党掌权后，民国时期的党、政、军、法、警、宪，全会遭到整肃，为保安全，决定和老同事一起，全家离开大陆。邵一兰说，那陆国栋怎么办？父亲说，我去找你陆伯伯谈，让国栋和我们一起走。邵慎之把此事给陆伯言说了，陆伯言没作正面回答，说得跟夫人和国栋本人商量。陆国栋的态度十分明朗，说：“第一，不论将来什么党掌权，我都不会离开大陆，第二，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不走，我自然不能走，第三，我去邵伯伯家，要求他们让一兰留下，毕竟邵家除了一兰，还有儿子，女儿，可以一起走，我要走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妹妹了。当然，首先得看一兰本人愿不愿留下。”这事让国栋和一兰陷入了被“拉锯”，被撕裂的痛苦之中。邵慎之问女儿：“国栋不能走，你是愿意跟爸妈走，还是留下？我和妈妈尊重你的选择，你即使选择留下，也仍然是我们最好、最爱的女儿。”一兰眼里满含泪水，说：“爸、妈，我跟国栋感情太深了，……我实在舍不得他，可是我也舍不得你们和弟弟、妹妹呀。……”爸妈劝说一兰留下，并和陆家商定，抓紧时间，为他们两人操办婚事，他们要亲眼看着女儿完婚后，再放心地离开。一兰对国栋说；“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爸妈和弟、妹离去的那一刻，你就放开我，忘掉我，另找吧，我反正是不嫁人了。”国栋说：“那绝不可能，你一定要走，我不会拦你，无非是终生不娶罢了。”两人相拥而泣。一兰一会儿同意父母的安排，一会儿又找妈妈，哭着要求，说不嫁人了，跟着爸妈走。妈妈说：“好妮儿，别说小孩子话了，你是大姑娘了，女孩儿家终归是要嫁人的，不能跟爸、妈一辈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个女人都得这样。古时候王昭君远嫁塞北异族，尚能义无返顾，陆家是好人家，国栋是好孩子，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爸妈怎么能让你放弃国栋呢？你跟国栋结婚，留在大陆，只是暂时分别，以后总会有见面的那一天。”妈妈边说边流泪，一兰哭得说不出话，只好点头同意爸妈的安排。
婚礼那天早晨，一兰跪别父母，哭成了一个泪人儿，乐声伴着哭声，一兰嫁到了陆家。婚后第三天，她和国栋去爸妈家“回门”，她一下扑到妈妈身上，泣不成声。爸妈和弟弟妹妹是他们结婚后第八天搭乘国军空军飞机离开济南的，先去南京，再辗转离开大陆。在乱烘烘的机场上，邵一兰眼睁睁地看着爸妈和弟弟妹妹像逃难的人一样，肩上扛着，身上背着，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儿，爸爸面带忧戚，妈妈和弟弟妹妹无声地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步履千斤地走向飞机舷梯，又看着他们争着，抢着，挤着，被当兵的推来搡去，好歹爬上了飞机，她再没看到爸妈和弟弟妹妹的身影儿。邵一兰看着飞机关上舱门儿，看着飞机滑出去好远，渐渐起飞，爬升，越飞越高，飞上高空，朝南飞去，无情地把纷乱的机场，哭叫的人群抛在身后，邵一兰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她知道，这一别，将是天各一方，永难再见的了。爸妈走后这些日子，骨肉分离的伤痛，对亲人的思念，担忧还有愧疚，像烙铁灸烤着她的心，她都不知道，一天天是怎么过来的，她觉得爸妈和弟弟妹妹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程兆菊见儿子回房来了，问：“你叔还没走？”国栋说：“还在跟我爸啦呱儿。”程兆兰说：“天不早了，栋儿和一兰早歇着吧，明儿个咱娘们儿再啦呱儿，我就愿意听一兰说话。”几个人就都起身出屋，一兰和国栋送出门外。学增去了大门里边小门屋，程兆菊回了北屋，兆兰祖孙二人，守梅，学慧回了东屋。程兆兰让端阳睡下，和衣坐在床上，对守梅和学慧说：“一兰爸妈一家人都远走高飞了，人家是有本事的人啊，你继业哥，还有学慧她大大都在了国军，音信无有，活活把人挂死，就这样打啊打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守梅说：“姑，别老犯愁了，好人好报，俺四姑父和继业哥不会有啥事儿的。你说是吧，学慧？”秀气，细瘦，文弱的小女生学慧，目光忧郁，说：“但愿如此吧。”
……
北屋里，陆伯川说：“怎么没看见国群？”兆菊说：“这个妮子，十来天不着家了，在学校住宿舍，说是参加什么护校队了。”陆伯言笑着对弟弟说：“我们陆家如果能出一个共产分子，就是你这个侄女！”陆伯川说：“那也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惜是个女孩儿。”“女孩儿怎么啦？”随着一声银铃般清脆，还夹着笑声的话语，一个英气焕发的女学生推门进来，又黑又浓的齐耳短发在灯光下闪亮，两只秀美的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爸爸和叔叔，又扭头朝妈妈调皮地挤挤眼儿。这女孩儿进屋来，似乎把屋里凝重的空气给搅动了，使屋里添了活气，电灯也好像比刚才亮了。程兆菊说：“你们看，是不是山东人邪，咱这里一提这个疯妮子的名字，她就冒出来了。”陆伯川说：“好闺女，算你厉害，叔叔轻视女孩儿了，这话说错了，叔叔收回。你参加学校的活动，也没什么不应该，只是天这么晚了，你往家跑，兵慌 马乱的，多危险呀，你不怕爸妈担心？”陆国群接过妈妈递给她的一杯冷开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呛得轻轻咳嗽了两声，这才说：“没事儿，我和长春街好几个同学一道儿回来的。”稍停又问：“爸爸，院子里弄的什么名堂？”陆伯言说：“你都快成革命党了，还明知故问。共军要攻城了，那是挖的防空洞，到时候，全家男女老幼躲里边防炮弹啊。不论是国军，还是共军，炮弹、枪子儿可不长眼睛，它不光打部队，也一样打着老百姓呀。”国群说：“其实用不着这样担心。这一带没有驻军，也没有重要机关，是纯居民区，北边是趵突泉，南边是齐鲁医院，人民解放军是不会向居民区、学校、医院、公园这些地方开枪打炮的。……对了，爸、妈、叔，我跟你们提个醒儿，从现在起，咱们家的人，再也不要张嘴合嘴什么‘国军’、‘共军’的，不要称‘共军’，要称‘人民解放军’，也不 要称国民党的军队是什么‘国军’，‘国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它是国民的军队吗？它是革命军队吗？以后称它‘蒋匪军’！”陆国群站在屋当央，像革命青年在街头演讲，连珠炮一样说了那么一大篇，房里几个大人听了，面面相觑，一时都楞了。陆伯川说：“你这孩子，济南城头旗子还没换哩，你大声大气地说这种话，不怕让宪兵给抓起来？”国群说：“他们那帮人，已经是惊之鸟了，顾不上管一个学生说什么话了。这几天，我们学校里那几个小爪牙都不那么嚣张了，灰溜溜的，大气儿也不敢出，清看着我们搞护校活动。这就叫‘邪不压正’。”陆伯言正色道：“话虽这样说，还是要听你叔的，谨慎些为好，小心行得万年船。忘了你姐前年参加游行，让警察给抓起来，关到局子里，没把你妈吓死。要不是你邵伯伯托人给保出来，还不知受多少日子的罪哩。”陆国群说：“好，谨遵父命，谨慎、谨慎、谨慎，行了吧？”程兆菊说：“这个闺女，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天胆，疯上来，说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就是少个梯子，要不，她敢上天。论脾性，跟她哥换换还差不多，也不知道这个妮子是随谁的，都是让你哥惯的。他向来就是对国栋要求严，对两个闺女，特别是这个小的，凡事依随着，她也就蹬着鼻子上脸。”陆伯言爱怜地看着自己的闺女，笑吟吟地对弟弟说：“听听你嫂子，自己闺女管不了，赖到我头上了。”陆伯川就笑。程兆菊问女儿：“妮儿你饿不饿？饿了，我给你去弄吃的。”陆国群说：“在学校里吃得饱饱的，一点儿也不饿。”转脸又对爸爸说：“前些天，你们不是听说周继章在华东野战军吗？说不定这次参加解放济南哩。”陆伯言转脸对陆伯川说：“她说的是二姐的一个夫家堂侄，抗战时在济南上大学，常常来咱家，后来偷偷去了延安，上了抗大，听说现在在华东野战军。那可真是个人材。现在在共军—我又说错了—在解放军里应该是不小的官儿了。”陆国群笑着说：“爸爸，你又说错了，共产党里不说‘官儿’，说‘干部’，因为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陆伯言赶紧说：“对，不是‘官儿’，是‘干部’。”陆伯川说：“听国群这样说，好像共产党，解放军是上帝派来为老百姓谋利益，送幸福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陆国群沉静但信心满满地说：“差不多是这样，不过不是上帝派来的，而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派来的。”陆伯言说：“如果事情果然像国群说的这样，那可真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福份了。”程兆菊说：“真能那样，那敢情好，咱就好好盼着吧。”陆国群说：“盼着吧，要不了多少时间，济南天就亮了，再过一段时间，全中国就解放了。”陆伯川说：“好，那我们就等着‘解放’吧。”
陆伯川回大学了，国群问：“我二姨她们呢？我姐呢？”妈妈说：“你二姨和守梅、端阳回东屋了，你十来天不着家了，也过去看看，说几句话。你姐有点不舒服，歇着去了。记着一会给她倒点水喝。”国群又问：“我哥呢，陪新媳妇儿去啦？邵一兰怎么样了？还哭天抹泪的？真是的，都怪邵伯伯，他们根本就不该走。”妈妈说：“大人的事，你小黄毛丫头懂什么？什么‘邵一兰’？没大没小的，没规矩，叫‘嫂子’，‘嫂子’，记住了吗？”国群伸伸舌头，说：“叫邵一兰—最多叫‘一兰姐’—多少年了，猛然喊她‘嫂子’，她都不知道是喊她，我也不习惯，张不开口。”妈妈说：“一样的，人家你姐就好改口，一口一个‘嫂子’，就你穷毛病多。一定得改！叫外人听见像什么话？”国群说：“好了，老妈，我学你的乖女儿陆国筠，喊邵一兰‘嫂子’，我成串儿地喊，逗她开心，行了吧？好了，我去挨屋拜访他们。”妈妈又嘱咐，到哥哥房里，不许再乱说邵伯父的事。爸爸正色道：“记着妈妈的话，别当耳旁风！”国群调皮地说：“老爸生气了？好，我记住了，记得牢牢的！”说罢，打一个旋儿出屋，去东屋看二姨了。
国群从东屋出来，见哥哥嫂子房里已经熄灯，就回了西屋，见姐姐半躺在床上，在灯下看书。国群问：“姐，妈妈说你不舒服，怎么了？”国筠抬头看着妹妹，说：“没事儿，昨晚上下雨，有点着凉，你这活跃分子，十来天不着家，就不怕爸妈挂你？快打仗了，在外头瞎跑，危险不危险？”国群一边收拾自己床铺，一边说：“丁点儿事也没有，不像你，弱不禁风的大小姐。”姐姐看着周身散射着责春活力，好像有一团火在心头燃烧着的妹妹，疼爱地，宽厚地笑了，说：“好，好，好！我是‘大小姐’，你是革命派。其实，我倒也不是弱不禁风，我也知道青年人应该追求进步，跟上时代潮流。可你知道，咱哥是不问政治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学书。前年我让同学们拽着去参加游行，我跑得慢，让警察给逮住了，没把爸妈急死，亏得邵伯伯给保出来。你看，光一个邵一兰，就把爸妈愁坏了。你愿意在外头闯，爸妈拦不住你，你就闯你的，但是得时时当心。我是不再给爸妈惹事儿了。你做你的革命派，我就当个‘同路人’吧。”国群上了床，倚着墙坐着，说：“玩笑归玩笑，我离‘革命派’，还差十万八千里哩，至多算个‘同路人’，至于你，充其量是个同情者吧。”陆国筠说：“‘同情者’也不错，反正我是不会反对革命的。”陆国群又说：“姐，你还记得周继章吧？他在济南时，你可崇拜他了。听爸爸和二姨说，他现在是解放军的大干部了。这回他很有可能参加解放济南，说不定打开济南就留下来不走了呢。”陆国筠坐了起来，说：“周继章，怎么不记得？”顿了顿，又神往地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最有风度的人，长得也好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还想着咱这个家，还记得咱们吧？”陆国群说：“姐姐，你对他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啊。”陆国筠说：“别胡说了，什么‘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他在济南时，咱还是小孩子哩，他早就把咱们给忘了。”陆国群说：“那倒不一定。再说了，你现在不是大姑娘了吗？爸妈给你介绍男朋友，你一个也看不上，闹了半天，你心里有个偶像啊，等仗打完了，让二姨把你‘说’给他。”陆国筠说：“你胡说什么，你忘了，他没上延安以前，就在老家结婚了，听说都有个男孩儿了，比二姨家端阳还大一岁哩。”陆国群拍一下自己脑袋：“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陆国筠说：“不怪脑袋瓜儿，是你不好好用它，净顾了胡咧咧了。”陆国群说：“好了，我不胡咧咧了，我刚才忘了，妈让我给你倒水，大小姐喝了，咱快睡觉，我睏死了。”
……
正如陆伯言所预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济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但胜败并无悬念。将士们高喊着“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以破竹之势，激战八个昼夜，最后全歼守敌，真的就活捉了王耀武，一个叫伍化文的军长率领一个军起义，济南城头插上了红旗。程兆兰祖孙两人，还有她娘家侄女儿守梅因为解放军重兵围城滞留于济南，己经不少天了。程兆兰不放心儿媳妇儿和小孙子，还急着回去打听当“国军”的儿子的下落，怎么也待不住了。方学增、方学慧兄妹早己放了暑假，急着回家看望病重的奶奶。但陆伯言说，仗刚果打完，解放军向南开拔，沿途还会有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怕路上不太平，无论如何要过几天再走。程兆兰和守梅他们只好心急火燎地等着。
……
济南解放后十天左右，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祥云里突然来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开到陆家大门口儿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穿半旧军装，三十多岁年纪，高个儿，干练、沉稳而又带点书卷气的部队干部，手里提着两包儿点心，回头吩咐一起下车的两个年轻战士，让他们开车回去，等下午 三点来接他。吉普车开走了，那部队干部轻轻地敲陆家大门，程守梅来开了门，见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当兵的，慌了神，喊道：“三姑，一个当兵的敲咱家门儿，你快来看看。”程兆菊吓了一跳，忙从堂屋里跑过来，那“当兵的”说：“三姨，还认得我吗？”程兆菊转惧为喜，说：“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继章啊，快来家。”一边就喊：“二姐，你时常念叨的侄子来了。”程兆兰忙跑了过来，周继章大步走到程兆兰跟前，紧握着她的手，说：“二婶儿，又见到你了。”说话的声音竟有点发哽，程兆兰两眼噙满了泪水：“我的儿，可算见到你了，你跑了这些年，不见个人影儿，没把你娘，你媳妇儿挂死。小刚都七岁了，还不知道你这个大大长什么样儿哩。”说着把端阳拽过来，说：“端阳，这是你小刚哥的大大，快喊‘大爷’。”端阳看着这个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个子当兵的，有点害怕，声音很低—像蚊子哼哼似的—地叫了一声“大爷”，就赶紧藏到奶奶身后去了。
周继章跟着众人往堂屋走，看见院儿里的防空洞，笑了，问：“三姨，这还挖了防空洞，打仗的时候，有枪子儿打过来吗？”程兆菊说:“哪有什么枪子儿，老百姓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周继章说：“这也难怪”。进了堂屋，程兆菊让周继章坐在大桌子东边椅子上，周继章说什么也不肯坐，坚持让婶子和三姨坐了，自己才在一边坐了。守梅端上茶来，程兆兰指着端茶的守梅，对周继章说：“这是你兆运舅舅跟前的你表妹，叫守梅，国栋娶媳妇儿，跟我一起来的。”周继章站起来，说：“老姥娘、舅舅、妗子都好吧？”守梅羞惭惭地说：“他们都好，谢谢表哥。”周继章眼看着这个文静、俊秀的小姑娘，心想起娘说过，你二婶子娘家是个美人窝。看来下一代也都是俊人儿。程兆兰回头对守梅说：“妮儿，守着表哥拘板得慌，你玩儿去吧。”守梅一溜烟儿跑了。周继章关切地询问三姨家人的情况，都去哪了，程兆菊说：“你姨父去厂里了，你表弟还有他媳妇儿—他们刚结婚—都在齐鲁医院上班，他媳妇，你在济南时见过，是邵教授的女儿，叫一兰。他们两个一个当大夫，一个是护士。你大表妹国筠师范毕业，在育新中学教书，二表妹国群—就是那个调皮小丫头儿，还在师范念书，后年毕业，他们都去各人学校了。—他们爷几个中午都回来吃饭。”周继章又对程兆兰说：“抗战后期我才听说了我父亲的事，我娘和守芝、小刚儿常年在榆树村藏着，婶子担惊受怕还受累，这也是婶子为抗日做的贡献。我十分感激。”程兆兰说：“咱一家人那还不是应该的，是中国人都该那样做。她娘仨儿也不光在我那边，也常在小刚儿他姥娘家。你大大遭了事儿，你不在家，多亏了有守芝，还有小刚儿这个宝贝小子，要不，这些年你娘还能过？”周继章眼圈儿红红的，说：“婶子，日本鬼子要让咱亡国，国没了，家也保不住，我就顾不得了，我确实对不住俺大大、俺娘，还有守芝和孩子。”
程兆菊要去厨房帮孙妈做午饭，让二姐陪继章喝茶，又打发守梅去鸿喜堂定几个菜，端阳一会儿就不认生了，跑到继章大爷跟前，盯着他身上背的盒子枪看不够。周继章问：“俺兄弟、妹妹怎么样？”程兆兰一段儿一段儿地说自已家这些年来的事，说到继业和苦妮儿成亲，周继章高兴地说：“这事好，苦妮儿妹妹是个好姑娘，跟继业兄弟般配。”听说继业替保长的儿子去当了国军，周继章气得直跺脚：“俺继业兄弟太糊涂了，这个保长太坏了。”婶子说：“江家在村里财大势大，咱胳膊拧不过大腿，你继业兄弟也是叫穷逼的，他想长志气，不愿意老依赖亲戚。再说就是那次不去，赶上国民党抓壮丁，说不定也给抓去了。”程兆兰说到继香嫁到牟屯牟家，丈夫叫牟永年，人挺好，他有个堂兄叫牟永平，听说也是“八路”，周继章说，他们俩是同学，他没去延安，留在当地做地下工作了。他人还在山东。程兆兰又说，继香跟她丈夫感情很好，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可没几年，又遭了祸事，土匪来牟家抢劫，绑去了牟永年，她公公、婆婆都不在了，‘晚’婆婆妇道人家见识短，又疼钱，误了土匪定的期限，土匪把人给祸害了。”程兆兰说着，不觉落下泪来，端阳站到奶奶跟前，摇着奶奶的手，说：“奶奶，不哭，不哭。”一边伸出小手给奶奶擦泪，程兆兰掏出手帕擦擦眼泪，对端阳说：“小儿，你到院儿里玩去，我跟你大爷说话。”端阳不情愿地往外走，一边指着奶奶的眼，说：“奶奶，不许再哭了。”程兆兰说：“好，奶奶不哭了。”周继章说：“端阳这孩子，挺让人喜（欢）。”程兆兰叹口气说：“孩子是不孬，就是命太苦了。继章我问你，俺程家门里，还有你四姨家，这些年老出事儿，人家说是那座暗楼盖得不合适，也有的说是得罪了那个混帐龙的事儿，你说是不？”周继章笑了：“哪会有那回事儿，人的境遇、祸福，都是人自身、家庭、社会种种原因造成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又是整个社会大变动形成的，比方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仗刚打完，紧接着国共内战，多少老百姓遭难，能都是命不好？婶子别信这个，也别胡寻思，凡事朝宽处想、好处办就是了。我兄弟和妹妹的事，都是旧社会造成的，无论是江保长，还是土匪，他们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程兆兰慌忙说：“土匪指定是坏透了，该死，就是那江保长，心眼儿歹毒些，处处跟程家作对，在村里名声很臭，可他和你兄弟这事儿，也不全怪他，咱认命，不赖人家。过去就过去了。”周继章见婶子居然很紧张的样子，苦笑一下，不再提此事。
中午，陆伯言和国筠父女俩前脚后脚地回家来了，陆伯言见到继章，十分高兴，周继章谦恭地问候他，见眼前这位清纯、俊秀，两只明亮的略带忧郁的眼晴警喜地看着他的大姑娘，就说：“姨父，这是国筠妹妹吧，长成大人了。”程兆菊恰好进屋来，说：“继章，你都走了多少年了？她都二十四虚岁了，是大姑娘了，早该嫁人了，挑三拣四的，没找着合适的，再不出嫁，成老姑娘了。”陆国筠的脸立时红了，说：“妈，表哥刚来，你看你，说什么呢。”程兆菊说：“你继章哥也不是外人，说说怕什么？”国筠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解放军干部，竟就是前几天晚上妹妹说起的，自己小时候很仰幕的又有学问又英俊潇洒的表哥，这么些年过去了，眉宇间添了些沧桑，但看上去更有魅力了。陆国筠忙过去为他续上茶水，周继章说声“谢谢”，陆国筠一句“表哥客气”没说完，陆国群蹦蹦跳跳地来家了，进了堂屋，见到周继章，就大呼小叫起来：“继章哥，革命成功，胜利凯旋呀。”周继章指着陆国群，说：“小群妹妹也长成大人了，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我也说不上‘胜利凯旋’。”陆国群问：“那你当没当战斗英雄？”周继章微微笑道：“没有，没有，我只是和大家一起干革命就是了。”陆伯言说：“群妮儿，看你一头一脸的汗，快去洗洗。”陆国群不好意思地朝周继章笑笑，脚步轻快地转身出了屋，陆伯言问：“继章，你这次是临时驻防济南，还是常住下来了？”周继章说：“留下不走了，组织上安排我参加军管会，负责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很快就会脱掉军装，转到地方上，可能以后就在文教系统做事了。”周继章说：“姨父，我到了延安以后，改了名字，叫‘周桥’了，那时年轻，理想主义气味儿很浓，表示立志做革命的舟，人民的桥。现在想想挺可笑的。”陆伯言说：“不可笑，不可笑。‘周桥’这名字好。”这时陆国群己经回堂屋来，刚洗过脸，更显英气、俊俏，听了周继章改名字的话，一脸神往，说：“周桥大哥，我也想参加革命，当人民的桥，你给我介绍，好吗？”周桥说：“我听三姨说，你师范还没毕业，不忙嘛，还是要完成学业，毕业后，参军参干都可以嘛。”陆国群脸红红的，说：“我有点等不及了，恨不得立即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周继章说：“你的进取心、积极性是好的。但不必太心急，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还愁干不上革命工作呀？”程兆菊走过来，说：“我们这个丫头，我和你姨父管不了她，继章，你好好开导开导她。”周继章就开始和国筠、国群说些道理，无非是估计用不了太长时间，全国就都解放了，国家就转入和平建设，就跟原先不一样了，无论是在部队，党政机关，还是教书、当大夫，那怕在工厂里做工，都是革命工作。不是革命战争年代，只有参军，上前线，才是干革命。国筠、国群听了，连连点头。
陆伯言打电话，让陆伯川夫妇过来陪周继章吃饭，又打电话让国栋和一兰也来家。陆伯言跟周继章说了邵教授出走的事，周继章说，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听反动派的宣传多了，走了些人，这对新中国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但是也难免。其实，像邵先生这种情况，完全不用担心，抗战前在省法院工作，这不算什么嘛，那年代，整个社会机器不也得运转，你还能不让人供职生存，历史是分阶段的呀。陆伯言说，要是邵教授早听到这些话，也许就走不了了。
陆伯川夫妇、陆国栋两口儿来家，周继章跟他们见礼，寒喧。吃午饭了，堂屋里摆了两大桌，大家给周继章祝酒，表示欢迎，接风，洗尘。周继章给长辈敬酒，给平辈儿祝酒，大家都很高兴，唯邵一兰还有些闷闷不乐。饭后，陆伯言、陆伯川，陆国栋夫妇，国筠、国群姐妹跟周继章围坐在一起，边喝茶，边叙谈。程兆兰、程兆菊跟守梅坐在旁边，听他们说那些很新鲜，半懂不懂的事情。周继章像在答问，又家讲时事课，讲共产党对俘虏、对敌对营垒人员的政策，对知识分子，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让在座的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心里敞亮了许多。周继章又说起农村一定要搞土地改革，他说：“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存在几千年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生活困苦，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倡‘耕者有其田’，共产党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己任，更要搞土改了。不过，土改也会讲政策，地主家的地要拿出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也会给一份儿，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不再以剥削为生。这是大好事，咱的老家，亲戚财主多，都应该主动把土地、财产拿出来，要顺应潮流。我二婶儿这种情况，不会划地主，还会分给土地，因为土改按土改前三年各家的土地财产情况，不往上找，不会查三代，其他几个亲戚，恐怕都会受到冲击，当然，只要没有劣迹，没有民愤，人身是安全的，中央坚决反对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过‘左’做法儿。他告诉二婶和守梅表妹，不必担心，可以放心大胆地回家。
周继章—周桥的到来，对祥云里陆家意想不到的高兴事儿，大家觉得心里亮堂了不少。下午三点，车来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他出门儿，看他上了车，看着车开走了，看着车从小街口拐了弯儿，看不见了，才回家来。有邻居看见解放军大干部的车到陆家来，都很羡幕，眼热的样子。
……
这天晚饭后，程兆兰和妹妹、妹夫商量，三、五天内就回陶阳。正巧儿陆伯言工厂里有工人请假回陶阳，让他捎信儿，让程家来辆大车，接程兆兰和守梅、端阳回榆树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