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旧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鼎腹內壁著有銘文「后母戊」三字而得名。「后母戊」是武丁妻妾婦妌（jǐng）的廟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外观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長方形，上豎兩隻直耳（發現時僅剩一耳，另一耳是後來據另一耳複制補上），上有虎噬人图案，下有四根圓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銅容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出土与收藏[编辑]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吴培文家的農地中出土。后母戊鼎發現後被古董商萧寅卿欲以20萬大洋買下；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動困難，其便要求村民鋸斷大鼎然後運出，但僅鋸一耳便鋸不斷，惟有作罷，並重新埋下避免被其他人發現（該耳亦因為歲月而丟失）。
另有说法，大鼎在出土时只有一只立耳，另一只丢失。挖出鼎的村民为了便于运输，决定用钢锯锯鼎，但最后收效甚微，只锯开一个小口，只得作罢。最后是用回填土的办法，用了3个晚上把大鼎挖出地面[1]。大鼎刚出土恰逢闻讯而来的日本人索要，当地村民为了防止大鼎被日本人抢走，村民将大鼎重新掩埋起来。
1946年后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於縣政府處。同年十月底，為慶祝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60壽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用專車把它運抵南京作壽禮，蔣指示撥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并精心复制了一只鼎耳补齐。
1948年5月29日，該鼎在南京首次公開展出，蔣親臨參觀並在鼎前留影。1949年國民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将大批珍贵的铜器运往台湾，由于战事紧急，而后母戊鼎太重需要起重机吊装，当时无法找来起重机，只得留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鼎存於南京博物院，1959年轉交中國歷史博物館至今。
铸造
后母戊鼎的合金成分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相同。后母戊鼎除立耳是先铸成后嵌入鼎范，鼎身是一次浇铸而成，共用28块陶范[2]。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並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鑄成原大后母戊鼎。[3]
為籌備殷墟申請聯合國「世遺」評估行動，中國歷史博物館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運回安陽殷墟博物館一同展覽近四個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當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軍搜掠[4] 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吳培文被增補為安陽市政協委員。[5]
更名
长期以来该鼎一直被称为司母戊鼎。1970年代，学术界经过深入考证，认为“司”字或应为“后”字，原因是甲骨文和金文可以正写亦可以反写，“司”与“后”实际上是同一个字。然而由于长期习惯，加之教科书的宣传，“司母戊鼎”一名的社会认可度远高于“后母戊鼎”。2011年3月的《新闻三十分》中首次将鼎名报为“后母戊鼎”引起一定争议。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将鼎说明牌更换为新名，教科书也正在准备进行相应修改。[6][7] 但在该鼎出土地——殷墟以及中国唯一一个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目前关于“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的争论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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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简介：
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鼎是现存的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铸件，铸造年代约在商代晚期，反映了殷商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水平，是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
年代: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用途:食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流传历史：
村民“探宝”发现大方鼎
1939年3月15日，武官村一村民，名叫吴希增，来到同村吴培文家祖坟地里，以寻找中药材“田七”为名，实际是“探宝”(盗掘) 。在他用探杆(洛阳铲)探到十几米处时，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阳铲也卷了刃。于是吴希增跑到吴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刚才的“探宝”经过。两人商量后，就在当天夜里，找了七八个人，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
众人使用抓钩子刨土，又在坑口处安装辘轳往上吊土。过了两个多小时，当挖至十三四米处时，大鼎鼎身呈现。但此时天色渐明，众人害怕日本人知道，将土回填，返回武官村。
3月16日夜里，参加盗掘的人数增至三四十人，当地区公所也派了两个排，在距离现场50米处设岗。这次，众人将坑扩大至2.5米见方。到了午夜时分，鼎身显露出来， 斜立在泥水之中，口向东北，足向西南，一耳朝上 。村民用旧井绳拴在鼎耳上，想尽各种办法向上拉，但鼎纹丝不动。
3月17日，夜幕刚刚降临，吴培文拿着刚从县城买来的三条新井绳，其他村民抬着早已准备好的大梁等，在坑口搭了一个三角架。 麻绳一头拴在鼎耳处，一头拴在鼎足处。这些村民分成两班，先撬起鼎的一端，用土填实后，再撬起另一端，如此这般重复，直至次日，即3月18日凌晨5时，才将鼎从十几米深的坑中拉出。
这时，村民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另一只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寻觅，不见，又发现断口为旧茬，遂作罢。众人使用一辆三头骡子拉的铁轮车，将大鼎运到吴培文家 ，并将其埋在吴家粪坑之内 。
命运坎坷
掘出大鼎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大鼎掘出后一个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萧寅卿随身带着两个保镖，乘专车来到吴家。表示以 20万大洋购买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为8块。
受20万银元诱惑，村民开始肢解大鼎，村民买来三打新锯条，分别锯刻有铭文一侧的两个鼎足。但36根锯条几乎磨秃，鼎足仅留下轻微的痕迹。村民又用50磅的大油锤猛砸鼎壁，但大鼎仍完好无损。经过四五十锤，鼎耳终于被砸掉了。
后来村民感到肢解大鼎太难，而且，如果萧寅卿变卦，就会落得一场空。众人商议后，将大鼎转移至吴培文家西屋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宝人吴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
日军抢鼎数月之后，驻彰德县(日伪时期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此事，开始抢鼎。
第一次搜查武官村，日本人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
因为汉奸告密失误，日本人一进村就直奔与吴培文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马棚，结果一无所获。经过这次搜查，村民连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转移至吴家平日用以装马草的东屋。又在东屋地下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
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甗，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吴家的空炕里面。
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里面的“青铜甗”。正在此时，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几十年罕见的大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大树几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 ，离开了武官村。
重新掘出
抗战胜利次年，即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四处打听大方鼎的下落。
吴延年日伪时期曾任督学之职，是大方鼎的股东之一。
6月28日，陈子明将其逮捕入狱，案由是吴延年在日伪期间有“附逆” 行为。吴延年为洗刷罪名，说出了大鼎的埋藏地点，并愿将鼎献出，借以“将功补过”。
1946年7月11日深夜，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军的协助下，直扑吴培文家东屋草房，将大鼎从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吴希增家，搜出鼎耳。
后来，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即当时驻新乡县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大方鼎派人押运至南京，作为蒋介石60大寿贺礼。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欲将司母戊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难于搬运而放弃。
再现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司母戊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司母戊鼎复制了另一只鼎耳。1958年，司母戊鼎陈列于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文物陈列》。
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竣工，当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更加广泛地面向观众。自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 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198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开始对司母戊鼎进行科学保护 。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也隆重开展，司母戊鼎傲然矗立其中，恭迎广大观众盛临。
铸造艺术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作用：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文物象征：
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当于锅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祭祀母亲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申遗行动：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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