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向何处去？
特有理2015-3-27
一个大国的走向看似复杂，既有国内各种势力的纠缠，也有国际风云的变换莫测。但是如果超脱出局部以及短期的混乱，从系统总趋势的层次进行分析，大国、乃至世界的走向又显得格外清晰。
首先，要确定人类现代社会形态的边界。也就是不管是左是右，它们的边界在哪里？可以说，当今世界皇权时代已经彻底过去，最“左”也就是如北朝鲜那样的独裁集权统治；往右，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已经完成，最“右”也右不过是中国这样的集权独裁资本的模式。而所谓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民主政治的平衡作用，现在反倒是处于相对中间的形态，这点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就可以明确地展示出来。形象地来说：最左的国家是以民众利益分配的小差异来形成与极个别人政治权利的巨大差异；最右的国家则是民众之间分配的巨大差异再叠加上政治权利的巨大差异；而中间国家就是以民众政治权利的小差异来平衡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分配差异。
有了这样的边界认识，中国的走向就不难预测。从本质上看，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右的国家，向右已经触碰到边界。此时即使有再强大的推动力，中国也右不到哪去。右的动力就是贪婪，现在的中国堪称贪婪的极致，再贪就会玉石俱焚。更细致点说，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润空间已经开始收缩，国际资本的风暴已经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寒冬，中国的利益集团再也无法从民众的生产价值中轻松地榨取利益，现在反而进入到利益集团相互榨取的阶段。因此不管利益集团再如何贪婪，向右的空间已经不存在。因此，所谓进一步私有化就相当于上吊自杀，因此从上至下必噤若寒蝉。个别不过大脑的幻想无异于痴人说梦。
社会系统的运行不可能是线性的。因此，中国未来的趋势必然向左调整，这是国内乃至国际的大趋势。国际上，猛烈的金融风暴强烈地震撼了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自由经济模式，未来的演变必然会引进提高经济稳定性的变量。不管那些极右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如何歇斯底里地鼓吹经济的复苏，但是大量资本泡沫不但没有清除，新的资金泡沫却在加速制造。局部的繁荣和经济膨胀最终将掩盖不了穷奢极欲的深层次溃烂。因此，已经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中国社会就面临着对外缺乏利益交换空间，对内由贫富悬殊引起的动荡不断、大厦将倾的危局。
至于向左调整的幅度，我看不会再到个人独裁的另一极端。因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治阻尼，必然从思想和物质上阻止中国滑向极左。而且从历史的时变表现来看，中国在极左和极右之间的振动周期已经基本完成。新的波动幅值，一种情况：进入收敛区间，社会利益分配差异收窄，社会稳定性加强。另一种情况：一旦进入不到收敛状态，左、右倾过度，则中国就会彻底崩溃。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
虽然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向左转，但核心问题是缺乏一个系统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转基因成功，源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契合。“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为中国式革命的初始原动力。但是随着暴力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以及低文明层次的农耕生产模式向工业化、科学化的演进，加之社会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的大幅调整，更是由于现代信息网络所带来的民主、人权意识的普及，社会整体智力能量对野蛮平均思潮的抑制力，已经足以防止新的“共产式”极左革命。但是，如果在极左和极右之间长期存在社会指导思想的真空，社会的盲目动乱就会愈演愈烈，直至国家体系的崩溃。中国在一夜之间完成颜色革命不是没有可能，但对于一个存在巨大愚昧封建意识惯性的超级大国，陡变所带来的强烈动荡一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再是整个世界都会因之颠簸。寻求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调整，乃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人基本无法指望洋人的思想理论，因为洋人再“中国通”，也还是欠缺深藏在基因之中的思维“源代码”。看来，正确指导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思想体系，最有可能出自于那些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知识精英之中。
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始终依托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认知水平越高，政治形态的文明程度，包括其精密程度就会越高。皇权制度是一种家族模式的扩展，但随着血亲关系的疏远，利益的冲突就逐渐远远超出种族的亲情，起平衡作用的就是统治的暴力。可以推导：当社会的幅员越来越广阔，所需的暴力程度就会越强大。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中国也还没有走出暴力循环阴影的原因。当然，如果民众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提高，平衡社会的智力成份提升，所需暴力的程度就会降低。
所谓的“右”，就是社会私有化程度高于公有化程度；反之为“左”。但问题是如何辨别私有化和公有化。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广大中国人民在强权压迫下思维能力的缺失。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公有制”就是真正的公有化。其实，中国传统“大公”的实质就是统治集团，甚至是国家的领袖。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看，中共建政初期的中国是以经济层面的公有制，来掩盖政治层面一党专制、领袖专制的政治权利绝对私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家军队属于党。严格来讲，从人全部利益的概念上看，经济只是政治的一个表现层面。政治本质上的私有化，必然导致经济本质上的私有化。因此，国有企业以及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判别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标准。形式上的极左，实为本质上的极右。有了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们就应明白：中国的左向调整根本不能简单依靠提升计划经济的比列、增加国有企业的规模、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来实现。
对于实质性的左向调整，政治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紧迫问题。然而，全面的民主化对于现实的中国并不是一剂良药。因为民主的实质是社会的调控，而调控的实质就是智能的运行。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情，复杂的深层次矛盾、众多的人口规模、以及低下的整体智力水平，如果缺乏暴力的制约，整个社会必然进入到长时期的动荡之中。这点，台湾的民主进程就是一个参照。但是台湾的幸运在于人口的规模小、平均教育程度高、信息渠道畅通、以及社会矛盾的明确性和相对简单性，因此可以逐渐弥合社会的撕裂状态，迅速回稳到安全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大陆的沉疴痼疾一旦失去强力的制约，暴民心态一旦失控，传统的惯性必然导致战火遍地，生灵涂炭。
渐进式改革虽然是一种稳定所需要的选择，但若迟迟不动就会完全脱离了渐进的概念，其后果不言自明。那么在彻底民主和极权专制之间，难道就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吗？当然不是！一种方案是传统的基层普选，但这相当于希望用低阶分量来实行系统的调控，技术角度看就是胡闹。真正可行的方案应该是执政党从县、地、市的层次开始实现选举代表制，既：五级政府的组成由下级党组织选出的代表选举完成，彻底打破政府官员的层压式跨级任命形式，根本上改变执政官员为上是从的封建政治模式。此一招看似简单，却能有效避免普选造成的大范围动荡、合理保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阻止权力的系统性腐败、提升社会的稳定性，使中国逐渐稳步地走向真正的政治民主。有了政治上的调控机制，经济上就不是大问题了。至于政府官员体系与党组织体系的矛盾，可以按政、党同步的形式予以调和。
若统治集团上层仍死抱既得权利不放，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暴力中同归与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