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空气污染的问题
本文发于麻省剑桥市——上周（译注：本文发布时间为10月25日）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空气污染极其严重，导致学校停课、交通停顿、航班取消。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负面效应——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碳排放日益加剧。虽然经济增长的确使得六亿人脱离了贫困。
事实可能令人惊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13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在减少空气污染和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气候变化的主因）方面投入巨大。实际上，中国对于其减碳能源系统的投资，足以让其他国家自叹弗如。中国还有着对发电厂极其严格的二氧化硫排放规定，而这些规定可能是有史以来同世界其他各地相比，所执行过最快速有效的空气污染政策之一。我们参与的一项中美联合调查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这些污染化合物的排放量迅速下降，在2010年间至少使得7万4千人免于受空气污染而早夭。
那么，为什么中国对于污染排放的控制并未奏效呢？有好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是由于中国对于这些问题的本能反应：根据总体规划，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然后一层层执行。结果就是：在这场碳排放控制的战争中，中国可能会在诸多小规模的战役中取胜，但最终却拿不到胜利的果实。对于命令能够得到执行这一点深信不疑，结果却由于经济增长过快，加上大气问题本身就非常复杂，这一切足以让最聪明的计划者投降。
实际上，今年有很多时候，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都非常糟糕，尤其是北方城市。去年一月份，北京的PM2.5指数（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达到了世卫组织推荐值（24小时均值）的20倍以上。政府不得不尽快出台了一套新的空气质量保护方案，于今年9月12日发布。
你可能会认为中国在二氧化硫（与其他化学物质共同构成PM2.5颗粒）减排方面取得了成功，就代表将这些细微颗粒物永久的减少了。的确：这些颗粒非常危险，因为它们会深入渗透肺部并进入血管中。但是PM2.5以多种化学物质的形式出现，并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产生，包括产生自其他气体。
这也是从2010以来，虽然中国已成功控制二氧化硫，却不能防止PM2.5继续升高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清华大学的王聿绚及其同事提出观点：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甚至会造成冬季时，中国北部的细微颗粒物量级增加，这是因为另一种污染物质氨的排放增加，从而取代硝酸生成了PM2.5。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冬季的气候或许正在向促进细微颗粒物间歇性累积的方向变化，去年一月份的大气停滞情况就是这样。
这些复杂的情况告诫我们：糟糕的空气质量并不是一次失败所导致的。大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系统，各个地域都不相同，而中国的大气知识基础还在发展中。仅仅能与解决空气质量的问题相提并论的重要问题，只有研究空气质量的科学，中国的空气污染扩展相当迅速，相关的研究也是冰山一角。
中国在空气质量方面的进展相当迟缓，正如它在二氧化碳方面的记录一样。那些排放物从2007年开始，年增长率为8%，从2000年的将近14%增长到2011年的27%，尽管中国在能源设备的减碳方面投资巨大。在不到10年间，中国建立了全世界容量最大的一批风力发电厂，并计划到2020年底将其规模扩展为现在的三倍。中国的水力发电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有计划从2005年到2020年发展为现在的三倍，并在同期发展核能，将其提升至少五倍。中国还在增加天然气的进口和产能，这项能源被誉为是最洁净的矿物能源。
但是以上这些，对于在雾霾天气戴着面具艰难呼吸的北京市民，或是因为降雨量减少而无处投诉，只能抱怨气候改变的四川农民来说，仅仅聊以安慰。
究其根本，中国对于中央计划的长期信任和零敲碎打的污染整治措施可能是其原因。减少二氧化硫，例如通过强制安装洗涤塔，将老式的效率低下的电厂更换，背后的动力是减少硫排放并提高能效的数字减排目标，并增加能源效率。五年计划中也包含了类似的目标，其他部分提倡发展低碳能源以及低碳消费。
使用国际目标和科技，学习西方的研究结果，同时结合中央规划的强力推行是中国的一贯做法。美国今天的蓝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遵守命令和限制条例，而美国的减碳政策也有类似的强制措施：像是高效的汽油使用标准，及对新能源工厂的建议标准。
但是中国经济正以空前的步伐展开，从而使得提高中国的空气质量成为一个移动的靶子。就像从2006年到2010年间中国规划者的做法一样，主要着眼在一项主要工业造成某项污染物质上，这种做法的确有用但并不够，因为其他途径的排放增长，还有其他污染物远超所得。而且，中国目前使用的能源系统已经拥有很强大的除碳功能，很难再有所提高，但是目前并不能在保护气候方面快速改进现状。
很多环境学家指责科技应用效率低下，建议使用政策法令来改善现状，也就是增加放成本，让市场取代政府来决定最好的科技解决方案。如果经济增长的效应已经逐渐盖过中国规划部门最大的努力，那么使用市场的力量可能可以提供一条最为有希望、也是更加普遍并符合经济学法则的措施。
碳价可以再行提高，或是通过已经在中国试行一阵的“限制排放与交易许可”系统来实现，或是直接提高相关税价。后一种获得了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一些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
就像那些机构一样，我们小组也在研究碳税政策的影响。通过评估，给二氧化碳税定一个合适的值，从小数字开始，然后到2020年逐渐提高到约10美元每吨，这样可以极大减少碳排放的增长，同时在长期内不会对GDP增长和消费造成太大影响。在短期内，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部分人口可能会蒙受损失，但是税收所得可以在一个可调范围内补偿他们。这同时证明为什么全球都在支持碳税提高，包括跨政治范围内的美国经济学家。
此外具体到中国，还会有巨大的益处，让到处都有的口罩背后出现微笑。精确来讲，由于中国严重的污染主要是由煤矿和燃油造成的，碳税会极大的提高收益：降低一大批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我们估计：到2020年，同样的税率每年会挽救8万9千人免于早夭，甚至提高作物的产量。当然税收越高，越能带来更大的利益。
当然，碳税并不能代替综合空气质量策略——包括对大气科学研究的支持——这是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大步伐。
这个做法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机会：对经济增长影响极小，却可以限制碳排放和空气污染，而且是一项综合的直接政令。这可能也是个机会，无论何人，无论是否中国人，都不能承受忽略它所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