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月
解放军报称：”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引起了网上一片争议。这话原出郁达夫，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讨论。
苏格拉底说：“需要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这和其前半句的观点截然相反。其实两者都没有错，关键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幸福。如果你向往烽火连天的时代，希望能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那么郁达夫是对的，但对于把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最高理想的小百姓来说，苏格拉底的话才是至理名言。因为只有动荡的世界才会英雄辈出。幸福安宁的时代没有英雄。
至于后半句，争论的焦点就在什么是英雄了。抗清名将袁崇焕是英雄吗？崇祯皇帝指认他是“汉奸卖国贼”将其千刀万剐；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是英雄吗？慈禧政府认为他们是“洋奴”被迫浪迹天涯；为几千万在饿死边缘挣扎的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是英雄吗？他被毛泽东定罪“反党分子”迫害至死。
有人说：那些都是因为政见不同所以英雄的定义不同。那么攻打金门岛浴血奋战的将士应该是解放军的英雄吧？事实是那些幸存的战俘的或判刑、或劳改、或批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至于战死将士，更早已无处招魂。很显然，他们也不是解放军的英雄。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的战死将士，迄今为止连一个数字也不明确，年年不同，更别提名字了。除了少数高级干部，和几个标兵榜样以外，大部分连坟也早已不可查。他们好像也不是解放军的英雄。
究竟谁是解放军报所认可的英雄呢？我们不知道，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一个新的红头文件下来，那些英雄的名单就会改变。君不见：昨天的反腐“英雄”周永康，今天成了千亿大贪官；杀得中华民族几乎断宗绝代的成吉思汗，突然又成了民族英雄。
下面是两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你，他们的英雄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1）45年前成为英雄的刘学保曾经被写入小学语文课本。同时，他的事迹被做成连环画全国发行，用来对广大青少年进行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然而，1985年，刘学保被兰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英雄事迹”，是他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2）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是当年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她们是一对普通的放羊娃，遇到暴风雪被人所救。结果救人的哈斯朝鲁被描写成了“偷羊贼”、 “反动牧主”和“破坏分子”，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 甚至成了企图杀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恶凶手。
解放军报所说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完全正确，但是一个英雄真假难辨又不许责疑的社会、一个英雄只是用作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社会，有什么药可以救？
附：刘学保和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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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成为英雄的刘学保曾经被写入小学语文课本。同时，他的事迹被做成连环画全国发行，用来对广大青少年进行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然而，1985年，刘学保被兰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英雄事迹”，是他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血案是这样发生的
1967年12月17日夜9时许，甘肃省永登县连城乡池木哈村边的大通河两孔水泥大桥上发生爆炸。大桥留守处人员闻声赶赴现场，左手鲜血淋淋的连城林场“支左”解放军某部副班长刘学保要来人不要管他，快去抓炸桥的“反革命分子”，检查桥上是否还有炸 药。留守处人员随即在桥东公路上发现了头部血肉模糊的林场工人李世白。工作人员赶紧将两人送往医院。刘学保住院后，顺利做了切腕手术，李世白则因头部伤势过重，于次日凌晨3时许死亡。
据相关资料记载，当年案发后，永登县公安局经过勘查，没有发现任何李世白要炸桥的线索。基于这种现实，当地公安局将自己的侦查结果上报了兰州市和甘肃省公安处军管会，要求将李世白炸桥案“挂起来”，不要简单地作出结论。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理性的思考最终无法占据上风。刘学保所在的部队领导根据他的自述，主观地认定李世白这个曾经在国民党宪兵队任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要炸毁池木哈大桥。至于刘学保个人，则因此成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英雄是这样炼成的
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题目叫做《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同日，该报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章写道：“刘学保同志是八一一O部队某部三连副班长，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怀着对阶 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只身同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冒着炸 药爆炸的危险抢救大桥，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谱写出又一曲毛泽东思想新时代的壮丽凯歌……”
新华社随即将文章转发给各大媒体。《人民日报》次日也在头版转载了这篇通讯稿。至此，刘学保瞬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8年1月10日，刘学保被兰州军区授予英雄称号。此后，又荣立一等功，被提拔为副教导员。再后来，他担任了兰州军区党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8年后真相大白
至于李世白，这个“曾经当过国民党宪兵部队副连长”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死后不得翻身20余年，他的家庭也饱受牵连。作为“反革命家属”，李世白的妻子被红 卫兵遣送至甘肃定西的农村；长子因为被诬陷要放火焚烧刘学保事迹展览馆而投入监狱；长女也因此饱受迫害。
直到1978年，“李世白炸桥案”的发生地——连成林场的职工们纷纷给当地县委“人民来信”写信。在信里，大家对该案存在的诸多疑点提出了质疑。1982年9月，永登县委、兰州市委安排专人复查此案。1983年7月，军方和地方政府开始联手调查此案。同年11月9日，兰州市公安局得出结论：所谓“李世白爆炸案”纯属子虚乌有，刘学保为了骗取荣誉和个人前途，精心策划了这起案件。
调查结果证实，李世白是被刘学保为制造假案而骗去现场残忍地杀害的。让人感慨的是，当时李世白被刘学保以石头砸而致颅顶头皮裂开，尚未断气。但在与刘学保一起被送往医院途中，这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炸桥罪犯”并没有得到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在路上，还不断受到“革命群众”的枪托捅捣，最终含冤去世。
1984年4月，兰州市公安局将“英雄”刘学保依法逮捕。1985年，永登县委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为被害身亡、沉冤18年的李世白恢复名誉。（摘编自《甘肃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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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英雄小姐妹文艺作品中“偷羊贼”实为其救命恩人
在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传播下,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是谁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事情发生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的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日光大队。1964年2月9日， 两个年幼的女孩龙梅和玉荣，一个11岁，一个9岁，在替父亲放羊的时候，被卷进了突然到来的暴风雪。在风雪中，两个女孩紧紧跟着被暴风雪驱赶的羊群，在零下37摄氏度的风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了三十多公里。2月10日早晨，妹妹玉荣已经走不动了，靴子也丢了，倒在了冰雪中。姐姐龙梅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追赶着顺风狂奔的羊群。
就在姐姐龙梅也几乎挺不住的时候，一条铁路挡住了狂奔的羊群。更为幸运的是，风雪中出现了两个人，一个蒙古族中年男子和他的儿子——一个9岁的男孩。他们在铁路边的低凹之处发现了挤在一起避风的羊，还有那个追赶羊群而来的小女孩。小女孩用蒙古语断断续续地说，她的妹妹找不到了，就在不远处的山上!中年男子拉起女孩穿过了铁路，把她安顿在铁路的扳道房。他留下儿子照顾女孩，自己又急急忙忙到矿区打电话，找人前来寻找玉荣。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在山上找到了玉荣。
是谁救了我们的小英雄？在当时的宣传中，这个英雄是扳道工人王福臣。但这不是事实。那个救人的中年男人名叫哈斯朝鲁，男孩是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原来，哈斯朝鲁是一个被下放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他本来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然后被开除公职，送到达茂旗草原劳动改造。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一个阶级敌人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须彻底抹掉。而王福臣这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共产党员，是有资格成为英雄的。于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他被当做在风雪中救了小姐妹的英雄，因此而多次受到表彰。
“偷羊贼”哈斯朝鲁
更不幸的是，哈斯朝鲁救了人，反而因此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
就在小英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榜样的时候，在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艺作品中，哈斯朝鲁被描写成了“偷羊贼”、 “反动牧主”和“破坏分子”，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 甚至成了企图杀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恶凶手。这是那个时期文艺作品的一个特点， 有英雄人物，就应该有斗争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表现其阶级斗争觉悟。于是，在龙梅和玉荣的故事中，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哈斯朝鲁。
在内蒙古卫视的节目中，有2004年拍摄的玉荣与哈斯朝鲁在一起的资料。说起当时的文艺作品，哈斯朝鲁说：“我是牧主白音老头，拿这么长的刀子，把龙梅玉荣家羊圈门的绳子砍断，把门打开，把羊赶走了。”玉荣说：“还有中国舞剧院的舞剧，那里边也有，我看过。因为当时我们毕竟小，那时候还分不清黑白，后来逐渐长大了，明白了，老人确实二十多年受了很多委屈。”老人说：“没关系，是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让她们俩说我是什么坏人，不客气说是上边领导政治需要，让她们俩说我偷过她们的羊。不怨她们。”
艺术形象可以虚构，人们一般不会对号入座。可是，在那个年代，艺术想象与现实生活的界限非常模糊，它使哈斯朝鲁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他曾经被反复批斗， 1966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开始被关在当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内蒙古东部的库伦旗监狱，1972年才因病提前获释。释放回到了日光大队，一家8口却成了黑户，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在“文革”期间批斗哈斯朝鲁的时候，虽然知道真相，但龙梅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竟然还上台动手打了这个“破坏分子”。
难以纠正的谎言
但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清楚当时的事实。42年后，2006年3月10日，某电视台记者与当年那个9岁男孩那仁满都拉一起回到了达茂旗草原，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年过七十的王福臣老人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毫不否认是哈斯朝鲁第一个发现了龙梅，并把她救进了扳道房。也正是哈斯朝鲁，放下龙梅又去通知找人救玉荣。对于当时的替代，王福臣没有办法，人们不准他说出真情，他必须保护自己。他曾经多次找过哈斯朝鲁，希望得到哈斯朝鲁的所谓“认可”。
从1964年起，哈斯朝鲁积累了大量关于英雄小姐妹的报刊材料。他开始上访申诉，但这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罪过。直到1979年之后，哈斯朝鲁恢复工作，一家从草原回到呼和浩特，经过反复上诉，这件事终于引起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重视，批示“彻底甄别处理”。内蒙古党委于1985年做出了“转发关于《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一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为哈斯朝鲁当年的义举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尽管如此，谎言却仍然得不到纠正。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之下，事实早已得到澄清。但是，20年过去了，故事的真相却依然少有人知。旧的说法是以强大的宣传手段达到家喻户晓的效果的，而新的结论却往往只是一纸被装进档案袋的公文。因为这种不对称，一个时代留下的谎言，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一一澄清。
“英雄小姐妹”的家乡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但直到2006年3月，里面的陈设和说明都没有改变，仍然沿袭着1964年的说法。采访的记者感叹说：“由此看来，掩盖历史的真实不容易，而恢复历史的真实也不容易啊!”
（据《读书文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