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境界》，微信号newjingjie
访问/撰稿：Joy
Kooi-Chin Tong
翻译：赵晗
“当你知道每人都拿贿赂，事情就格外困难，我为何要说不？我不想丢失信仰。”基于圣经原则的公司禁止暗中交易、不公平对待或延迟支付供应商、礼拜日上班和使用盗版软件。他们面对各种试探，内心不为人知的挣扎与软弱。他们分享如何付代价持守诚信和圣经道德。
“我竭尽全力依据‘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来行事。”江良说。坦白说，这对任何人都相当困难，因为这与现今中国商场的风气格格不入，很可能意味着定单骤减、利润下滑。
然而，江良却将公司带向更好的表现。他告诉笔者，他的公司在同行业中处于顶尖位置，过去几年的税后纯利超过30%。此外，他的员工流动率只有14％，大大低于同类公司25％至30％的水平。他的公司还能一直保持一组已在公司工作超过10年的高级管理人员，这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来说同样很罕见。
董事会里的基督徒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信仰“在工厂门口就停了下来”，现在，宗教不仅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工厂，甚至正在主导一些公司的董事会决策。一间跨国公司在办公室的入口处就写着：“这是一间建基于《圣经》原则的公司。”
随着海外华人建立跨国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境外投资群体，媒体对这个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尽管在他们当中，一些人和公司将基督教价值观和商业经营相结合的模式不仅为基督徒圈子所知，更有着广泛的社会知名度。
如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台湾人Shi Dakun曾对媒体表示，信仰在他生活中是第一位的，之后是家庭和事业；亲手创立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亚裔美国人张汝京说，他在中国的业务是一个平台，用来分享神的爱。但是他们在媒体上的形象通常被描绘成“儒雅的”，学界大多将其归入新儒商的行列，将其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儒家伦理主张。
其实，海外华人践行多种宗教。例如，对于美国华人来说，最多见的是基督教。笔者实地采访了60位海外华人基督徒企业家，他们提供的资本和专业知识，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们有意识地将信仰与商业行为相结合。他们的数量与中国的人口相比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却彰显出和其有限规模不相称的巨大经济能力和对中国商业伦理的影响力。
一间公司是创办人或首席执行官个性的延伸和反射，也是他们共同信念的集合。许多企业的管理风格和指导原则通常由首席执行官制定，通过组织架构层层下达，并最终下影响其成员的价值观。
这60位基督徒企业家，有的是跨国公司CEO，有的拥有自己名下企业，有的是行业里的翘楚。在他们各自的故事里，有人选择将信仰和经商完全结合，公司就象一家教会一样；有人将信仰和经商完全分离；也有人将某些基督教价值观嵌入企业文化中，有创意地将信仰的元素融入。他们都很乐意将自己描述成“基督徒企业家”，他们甚至就是为此而来到中国的。
经商也是上帝的呼召，你并不孤单
王东，一间跨国移动电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样对来访的笔者说：“过去我并不想离开台湾，但是我知道神想让我去中国。是的，中国。我像约拿一样逃跑过很多次。但是在2006年5月的一个清晨，6点40分，当我读《圣经》灵修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浮现一幅画面：有一片稻田，形状酷似中国版图。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并不孤单。’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不想去中国的主要理由，是因为我认为那势必孤单艰苦。在异象中我还看到我和我太太在那块稻田里愉悦地工作着。我再不能逃避。”
像王东先生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可以理解为事工，而他们的企业则是教会。宗教信仰和商业相结合，并在编制架构、办公室活动、使命宣言、企业文化、商业风格中公开表示，甚至通过独特的名字（例如God’s Love，Revival、Agape、Glory）和企业商标（通常带有十字架）来显示。
比如，一间公司在办公室入口处就写着使命宣言：“这是一间建基于《圣经》原则的公司。”也有公司在新人入职的第一天便派发印有基督教价值观的员工手册。最重要的是，宗教活动已经结构性地植入公司。
中国，一个企业能将宗教活动与商业运营完全相结合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种现象却的确存在且并不少见。在笔者采访的60位企业家中，有15位和王东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将经商视作上帝放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和道德责任。
艾霞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台湾女性，她六年前来到中国做贸易。她的办公室坐落在上海繁华地段的一座高楼里，员工早上9点到达办公室，9点半在电脑前聚集，通过Skype和台北分公司的员工一起祷告。5点半下班后，员工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留下参加更多活动，例如周二有祷告会，周三有查经班，周四是为慕道友开设的团契，以及周日礼拜。
艾霞也定期进行施洗和圣餐礼。上述每一个在办公室举行的聚会，都会吸引超过30名年轻人参加，包括她的雇员、朋友和其他非信徒。因为人数的增长，她从台湾聘请了一位全职牧师专门负责每周的活动，这样她便能专心于自己的生意。她的雇员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加入公司的时候都不是信徒，后来都纷纷信主。
拥有自己的会计公司的董杉也是台湾人，他将公司分为三个区域：办公区、团契房间和祷告室。在祷告室中他告诉记者：“这间办公室属于上帝。开工和开董事会前我们都会祷告。同时我们也将公司收益的十分之一奉献。”
当记者问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经济后果时，他回答：“如果我们和其他公司比较病假率和冲突级别，结果是明显的。我们极少遇到人事管理的问题，这本身就为我们省了很多钱。”
在笔者的采访对象中，还有老板在雇员中开设“24小时祷告链”，并从农村家庭教会中招聘员工。这些例子都可说明一间“企业教会”为何可以被理解为一间名副其实的教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比喻。
”我在乎因为我不想丢失信仰“
然而，一间企业教会也同时是实体商业，其存在必须盈利。
张岛拥有一间人力资源公司并带领一个商人团契，他指出：“利润就像身体里的血液。虽然每间公司都需要生存并运转，却没有人早晨起来后说：‘我为了血液而活。’但如果我们的血液停止流通，我们也便停止了生命。”他们并不认为谋利是违背《圣经》原则或天性罪恶的。相反，只要不是出于不诚信的手段，他们认为获利是令人向往且有益处的。
正如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工作逾20年的新加坡人曹凯所说：“我不认为这样的公司会在财务能力上欠缺竞争力。准确来说，正因为他们要成就一项使命，才会很认真地赚钱。”
对于呼召的强烈感知，创造财富并分享信仰的双重使命，构建了他们绝大多数的工作道德，而这种道德被宣称是基于《圣经》原则，是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的表达。
近40岁的马来西亚人沈严解释道，他的建筑生意经常将他陷入道德和信仰的试探中。“当你知道每个人都拿贿赂，事情就变得格外苦难，我为什么要说不呢？但如果我也拿，我将要妥协我的标准，从供应商的利益而非客户利益出发来做决定。为什么要在乎呢？我在乎因为我不想丢失信仰。”
可以想象，在一个人人都想挣快钱并且不道德交易比比皆是的社会，一间像沈严这样追求清白记录的公司，势必要承受极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但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对于超越的上帝的信仰以及他们作为一间基督教公司的声誉才能最好地彰显。
沈严解释说：“如果我妥协了，我一定能得到更大的生意。但是这也意味着我将更加背叛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干脆忘了自己来到中国的使命算了。”沈严的言语显示出，他并没有将不道德的做法单纯视为一种商业文化，也没有将妥协视为无奈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其看作神所不喜悦的罪。这解释了为什么像沈严一样的人，宁愿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持守诚信。
这些基督徒企业家往往在公司中对员工扮演牧师的角色，经常强调高标准的道德行为是基督徒和商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7位企业家甚至在公司政策中将《圣经》价值制度化。
例如强调家庭价值，明文规定一旦员工被发现涉足婚外情便会被解雇或降职。另一间公司则规定如果经理被调任到其他城市，必须举家前往。其它规定则确保员工每个月出差不超过一周。还有一间公司不鼓励销售人员陪客户在卡拉OK或者酒吧娱乐，上述花销一律不予报销。为了遏制腐败，还规定不能给客户回扣。
为了守主日，一些公司在礼拜日关闭工厂，尽管其中绝大多数的员工都非基督徒。这一做法在中国很少见，因为多数工厂连续7天开工。无论实用性和结果如何，正是类似上述这些从《圣经》而来的严格的道德标准，将这些建基于基督教的公司和其他公司区分开来。
这类企业多数倾向于通过基督教网站、本地教会、基督教猎头公司招聘志同道合的基督徒。一些公司只坚持在某些关键岗位雇用基督徒，例如财务或人力资源部门。然而，也有两位企业家表示他们更愿意雇用非基督徒，他们将之视为分享信仰的机会。
前文提过的移动电话公司CEO王东先生，力争在中国开设1000家手机业务的分店。在紧张的日程表中，他仍旧经常挤出时间面试新经理。他说：“在一份简历中我首先关注的是换工作的频率。我会告诉他们：‘你想要的是更高的薪水，我预计你一两年后就会离开我的公司，那么我为什么要雇用你呢？我也许会在你走之前榨干你。’我在面试中试图分享我的诚恳。我说：‘我不会聘用你是因为我不想利用你。我想要的是愿意成就更大更长久事业的人。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还可以再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听到这番话就哭了。”
有趣的是，在采访王东数月后，笔者遇到了一个曾被他面试过的人。笔者问他面试的经历，他回答：“王东非常真诚，这点我没有在其他雇主那里看到。”他的朋友说道：“他真的很想得到那份工作，他在寻找一个父亲形象的人物！”
这句话虽然有点儿半开玩笑，但也承认了一个事实：许多中国基督徒想在基督教公司中工作，因为他们和基督徒企业家一样，视之为事奉上帝的平台。他们期待一间基督教公司可以在中国商界盛行的“狼文化”中提供一个互相鼓励、实践价值观的团队。
行得像基督徒比说得像更重要
腐败盛行的商业环境为大多数企业家持守更高道德标准、带领企业成为“基督化”公司制造了现实困难。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基督徒将信仰视作一种阻碍，仅在教会里遵守，在外则和他人遵行一样的游戏规则。
然而，也有一些人刻意将信仰和经商分开，并不是因为他们忽视信仰，反而是出于信仰的要求。在笔者采访的60位企业家中，有26位属于这一类型。
满宁是一位亚裔美国人，成为基督徒超过20年。她与丈夫4年前来到中国，她的所有雇员都是基督徒。满宁说：“一些基督徒员工令我感到受挫，他们不知道工作是工作、信仰是信仰。很多好的基督徒是糟糕的员工，他们应该知道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最佳途径是成为一个好的员工。”
对于像满宁一样的基督徒老板来说，信仰和经商不能混淆。特别是他们认为经商（即便是出售信仰类物品）仅仅是赚钱的方式，不该被“过分属灵化”。他们将公司视作一间属世的机构，在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中，难免沾惹罪恶或者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不能将之与教会等同。这标志着他们与前述将企业视为教会的结合型的商业模式相去甚远。满宁解释说：“经营一间公司与经营一间教会完全不同。谁要为商业失败负责？如果上帝是‘董事长’，我们应该责备他吗？”
将商业和信仰分开并不意味着低标准和信仰的高傲。相反，这是他们深思熟虑的决定。一些受访者认为，企业家应该在公司里轻描淡写他们的宗教身份。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行得像基督徒比说得像基督徒”更为重要。
作为人力资源总监的衣铎解释说：“我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人们仍然会知道。如果我做得好，例如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相信风水但信任努力工作，他们有时会在我面前说：‘你们基督徒真不一样。’”
这些人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它如何影响自己的商业行为，但他们更愿意将之视为个人为了信仰的责任和挑战，而不是企业行为。例如，同样是反对在酒吧招待客户，这类企业家不会通过制定政策的方式，而是将其视为个体的责任。
赵闽是一位在台湾公司任职的中年经理，在上海工作已经超过10年，他说：“我不喜欢招待客户以及应酬饮酒，但我不会使之规则化。如果我的客户坚持，我也会加入他们，但我饮酒适量。如果他们问，我会说我是基督徒。有些人不喜欢再邀请我，因为他们认为有我在的场合会很无趣。”
可见，这些企业家同样打算在工作中遵行《圣经》原则，只不过在特定环境中，他们更务实。他们不把将公司的利润奉献给教会视作自己的义务，但在个人奉献方面，其奉献数额可能比其他类型的基督徒更为可观。因为将信仰和经商分开，他们便将奉献视为他们的生意可以直接为神的国度做出贡献的唯一途径。
此外，虽然礼拜日他们的工厂照常运作，他们自己却避免在这一天工作以便参加教会。他们也鼓励基督徒员工在礼拜日调休。但他们并没有将之变为一项硬性规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收入损失。
圣经原则，公司的核心信条
本文开篇提及的江良，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处理信仰与商业的关系。48岁的他来自新加坡，是一间跨国制造公司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上世纪90年代，他被上帝呼召，携妻子和三个儿子来到中国。
他一直在努力使公司“符合《圣经》教导”（biblical），而不是“基督教化”（Christian）。对江良来说，企业经营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并不矛盾，因此不能用二分法对待。他们看到二者的互补性，有不同的功用，但却不应该混合为一。例如，江良不在办公室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因为不是每个员工都是基督徒。一旦在这里开始了查经小组，人们便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参加。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会经常和大家讨论信仰。”尽管如此，他却将大部分源于《圣经》原则的高道德标准，视为公司的核心信条。
正如他所说的，“我执行一切《圣经》的原则，此外无他。但我不会告诉他们这来源于《圣经》。我竭尽全力依据‘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来行事。”像耶稣一样来经营企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江良的许多销售人员在更多了解这种企业文化后便选择离开。但是他却坚持建立一套在当今中国商业文化中罕见的企业文化。
例如，他在公司开展名为《品格第一》的基督教课程，自2000年以来先后学习了48种品格，比如谦卑、责任、牺牲和仁爱等。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参加学习。从那时起，他要求经理做决定时要基于“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依据权宜或者流行。”
他的经理告诉记者一个例子，2008年汶川“512”地震后，公司拟向受害者巨额捐款。与中国许多企业一样，他的经理想在媒体上宣传以吸引公众注意力。然而江良却坚持匿名捐赠，因为《圣经》里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经过8年的实施，这一套信仰在公司大多数高级职位的人当中已经很有影响力。他说:“从聘请到解雇，我们立足品格。比方说，一个人有良好的品格但技能稍逊，另一个人品格不好但技能突出，我们会提升前者，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为公司晋升了一批无能的人，我们要求他们时刻注意提高工作能力。品格第一，但并不意味着仅有品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留下来的员工开始懂得欣赏自己企业文化的独特性，他们禁止如下事情：暗中交易、不公平地对待供应商、延迟支付供应商、礼拜日上班和使用盗版软件。
所有这些价值观与现今在中国开展业务所流行的方式格格不入，然而却似乎将公司引向更好的表现。江良的公司在同行业中处于顶尖位置，在过去的几年中，税后纯利超过30%。因此，即便是他在美国的非基督徒老板也开始推广他的经验，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采用《品格第一》的培训。
江良演示了信仰如何通过不同的流程，如招聘，管理和培训，来维持公司的信条，但这些价值观并不以基督教的修辞来传达，甚至基督教的味道已经被刻意淡化。该公司的人员流动率是14％，大大低于同类公司普遍25％至30％的比率。此外，他的公司还能一直保持一组已在公司工作超过10年的高级管理人员，这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来说同样很罕见。
价值观就是生产力
笔者在60位受访者中发现，大多数受雇于非基督徒雇主的全球性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采取了与江良类似的方式处理商业与信仰的关系，共有19位。他们大多是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四五十岁的男性，成为基督徒已有很长时间。由于他们并不是公司的拥有者，他们肯定不能把公司变成教会。因为将自己视为老板的代表，他们往往不显示个人宗教身份或在公司将宗教制度化。
尽管如此，他们却有权力决定反映他们道德信念的行动方针和政策，他们负责打造公司的企业文化。因此，他们能够系统性地将基督教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中，在办公室以创新的方式彰显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建立一间“基督教公司。”
一些人使用基督教教材作为企业管理和员工培训的资源，例如《品格第一》，因为他们看到信仰可以为在工作场合发生的许多伦理道德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办法。其他人则鼓励他们的经理出席由教会和团契举办的企业工作坊，或偶尔邀请基督徒管理顾问到公司进行内部培训。
他们看到执行“基督教”的管理培训是为公司植入良好价值观以及使管理决策更容易实行的有效途径。大多数人将之视为企业家在中国活出基督信仰的主要做法，既可行又安全——这并不违反中国的宗教法规，但也可以向人介绍基督教价值观。
江良的好朋友陈赫也是新加坡华人，在一家制造公司担任CEO。他也在公司推广《品格第一》的培训。他第一次在公司介绍品格课程大约是在五年前，那时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直到有一次他公开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并做出相应改变，情况才有了变化。他的经理无法接受他的“谦卑”举动，认为此举在“权威从不犯错”的中国文化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陈赫随即表明他的信念，公司仅有一个权威——品格，每个人，包括CEO在内都应遵守。他如此忘我地致力于建立良好品格，是为了服务两个同样重要的目的：为企业运转产生实效，整合信仰价值观。
麦平的故事为此提供了又一例证。他在香港出生，在美国完成学业，他任总裁的公司组建了业内在华最具规模的连锁系统之一。这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累计销售额达数亿美元，招募超过40万销售人员。
当问及他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型团队，麦平说：“很多公司都提到要做好事，做有道德的事情，要无私奉献……在我们的业务模式中，我们提倡如果你真的做到这些事情，你就会得到回报。不仅是精神或心理层面的回报，你的付出也会得到金钱上的认可，一切都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何对待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呢？麦平说：“如果你只关心你的收入，你将无法久留。你对于我们如何计算你的福利或分红会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所设计的业务模式反映着我们的价值观，只有当你也遵循这些价值观的时候，你才会看到生意的成功。”
在实地采访中，笔者曾和麦平公司三个非常成功的推销员谈话，他们都在加入公司后成为基督徒。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令他们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并不是别人在公司与他们的直接分享，而是因为独特的企业文化。
北京本地人高女士的故事可以解释这一点。高女士通过朋友介绍到这家公司，她对这间公司的商业价值和工作环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和她的商人丈夫被公司中许多既成功又富于爱心的人吸引。同样重要的是，她很享受公司的人性化政策，例如灵活的调度安排，使她能更容易地履行做母亲的职责。
与许多同事一样，她事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公司中那些令她印象深刻的人都是基督徒，而那些价值观则来自《圣经》。于是，她决定成为基督徒，几年之后甚至在家中开办家庭教会。去她教会的大多是在麦平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
显然，麦平的经营策略不仅为员工努力工作提供了道德上的无形激励，使他们获得经济报酬，更有着引人进入神国度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注：Joy Kooi-Chin Tong 博士已将60位基督徒企业家历时三年的调查采访报告出版成书《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 Entrepreneurs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Ethics on Business Life》，Anthem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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